沈芳婷

【摘要】 副文本是译本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射雕英雄传》卷一、卷二英译本的副文本，两位译者的翻译观得以解读，将其复归于译文中可对其翻译观加以证实和阐明。结论表明，两位译者具有平等对待不同文化、“电影化”翻译武打场面和注重读者友好的翻译观，有利于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华武侠文化的海外传播。

【关键词】 副文本;《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翻译观;中国文学外译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4-0102-03

金庸先生（1924—2018）是当代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共著有15部武侠小说。但截至2010年，仅《雪山飞狐》 《鹿鼎记》《书剑恩仇录》被翻译出版，且译本在英语世界“发行量有限，关注度较低”[1]117。

但情况正逐渐好转。由英国籍译者郝玉青（Anna Holmwood）翻译的《射雕英雄传》（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以下简称《射雕》）卷一《英雄诞生》（A Hero Born）和由华人译者张菁（Gigi Chang）翻译的卷二《未竟之约》（A Bond Undone）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由麦克莱霍斯出版社（Maclehose Press）正式面向全球发行。卷一面世后首月就加印到第七版，中英文媒体争相进行报道，西班牙、芬兰等七个国家相继买下版权，与先前金庸小说英译本的遭遇形成对比。

因此，有必要分析译本得以成功译介的原因。有学者从传播模式进行分析[2]，也有学者从网站读者评价和销量排行进行探讨[3]，还有学者尝试结合叙事学[4]、生态翻译学等理论考察译本[5]。这些研究或关注译本译介或关注译本本身，聚焦于译者翻译观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而《射雕》英译本丰富的副文本正好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通过卷一和卷二副文本和文本的整体研究，能揭示两位译者的翻译观并探索译本在英语世界广受欢迎的译者主体因素，为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华武侠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 副文本理论

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已超越语言层面，转而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等更大语境中进行描述和考察。因此，原本被忽略的副文本开始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法国著名文论家热奈特（Gerard Genette）首次提出副文本（paratext）这一概念，并在《门槛》（Seuils）中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他将副文本定义为“在文本和读者之间起协调作用的语言或其他非语言材料”[6]1。另外，热奈特还从功能性角度将副文本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和外副文本（epitext），前者包括作者姓名、书名、出版信息、前言、后记等，而后者则包括成书的外部信息，如作者访谈、作者日记等。但热奈特也强调“副文本并非是一个界定明晰的范畴，而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空间”[7]63。可以说，副文本理论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射雕》英译本副文本表现形式

《射雕》英译本的副文本内容丰富，具有研究价值。

（一） 内副文本表现形式

卷一的内副文本包括封面、封里、简介、人物表、译者序言、插图、文末三个附录和封底八个部分，卷二的内副文本则包括封面、人物表、插图、文末两个附录和封底五个部分。

封面能给读者留下第一印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两个译本封面的风格统一，类似羊皮卷的质地更偏向西方小说中成人奇幻文学的风格，且都引用了《爱尔兰时报》将《射雕》比作中国版《魔戒》的评论，封里则是《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重要英美媒体的书评。两个译本的封底也再次引用书评，并附上了小说概要。

译者在卷一简介中采取和读者对話的方式，简述了小说内容和翻译动机。序言部分则交代了小说历史背景。为方便读者查找人物和门派，两个译本还设置了人物表。另外，两个译本也沿用了原文插图。卷一、卷二的附录包括“武术”和“功夫”等术语应用、关于“雕”的译法争议，中国武术与哲学以及所涉武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武林派别的注释。

由此可知，封面不仅符合小说的史诗气质，也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中国版魔戒”的噱头以及封面封底的精彩书评，能够极大提高译本对英语读者的吸引力，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译本中的简介、译者序言、人物表和附录则可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小说内容，防止首次接触中国小说的读者产生畏难心理，而插图可令读者更直观地了解人物形象，有助于他们建构起虚拟的武侠世界。

（二）外副文本表现形式

虽然热奈特认为几乎所有副文本都以文本形式存在，但他也强调事实性副文本，即作者的年龄、性别及所获文学奖项等既定事实也会一定程度对文本产生影响。因此《射雕》外副文本有助于读者理解译者的翻译行为和译本被接受的原因。

1.双语学习和跨文化经历

郝玉青先是在牛津大学历史专业学习，但中国访学之旅让她深深爱上了中国，于是她先后在牛津大学中文专业、台湾师范大学语言中心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文学和历史。另外，郝玉青还是一名文学经纪人，致力于中外文学作品版权交易。

张菁在香港出生长大，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留学期间，她完全浸入当地文化，还曾参与策展、组织流行乐队以及戏剧演出。

由此可见，两位译者既熟练掌握中英双语和文化，还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和习惯。同时，身兼文学经纪人的郝玉青更是谙熟图书市场的运行机制，擅于同各方进行沟通以确保《射雕》英译本的顺利翻译和发行。

2.翻译实践经历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时，郝玉青开始接触中国文学翻译。她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是艾米的《山楂树之恋》，此外还有短篇小说《杀瓜》《妖怪打排球》等。

在留学期间，张菁曾参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中国经典戏剧《窦娥冤》脚本翻译，以及英国皇庭剧场中国剧本翻译。回国后，她渐渐开始翻译话剧、戏曲字幕剧本。

因此两位译者已积累一定的翻译经验，能更好地处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汉学家和华人译者的合作模式也一定程度提高了译本的可读性。

3.采访

译本出版后，两位译者接受了各方采访，这些构成《射雕》译本外副文本的重要部分。

郝玉青在采访中表示，由于深知金庸原著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必须谦卑地翻译，希望译本能够让读者有快感，觉得有趣。对她而言，最困难的部分是如何让这些武功招数“打”得流畅，因此她有时会比画招式，亲身体验后再确定如何翻译。张菁也在采访中坦言特别难翻的是各式各样的武打场面。为了翻译，她还特地去学习了太极。在采访中，张菁引用钟正道关于“电影化”视觉想象的说法，认为应该让读者阅读时获得如观赏电影般的快感[8]46。所以，两位译者在翻译上花费了许多工夫，体现出负责专业的态度。

三、 《射雕》英译本副文本承载的翻译观

《射雕》英译本丰富的副文本有助于读者解读其中蕴含的译者翻译观，进一步全面客观地评价译本价值。

（一） 平等对待不同文化

在翻译中，两位译者并没有偏向某一文化，采取完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是平等寻找两种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灵活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其中，最能体现两位译者文化态度的就是译本的“杂合性”，即“译文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一些译入语中所没有的，来自原文的语言、文化或文学的成分”[9]56。

人物姓名、武功招式等英译正是“杂合性”的具体表现。人名的翻译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采用音译，如郭靖（Guo Jing）、王道乾（Wang Daoqian）。第二类则结合了音译和意译，如黄蓉（Lotus Huang）、梅超风（Cyclone Mei），第三类为“名字+绰号或称号”，即名字采用音译法，绰号或称号采用意译法，如柯镇恶（Ke Zhen'e， Suppressor of Evil），第四类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采取约定俗成的译法，如铁木真（Temujin）。武功招式也是如此，既有采取直译法的毒龙出洞（Deadly Dragon Flies the Cave）、推窗送月（Open the Window and Push Back the Moon），也有释义法的星落长空（Failing Star）、天外飞山（Flying Mountain）。

在翻译过程中，两位译者的文化态度使得她们一方面有意识地采用音译、直译等方法保留源语中的异质元素，另一方面又采用意译、释义等方法增强译文可读性，减小读者的理解负担。

（二） “電影化”翻译武打场面

武打场面虽精彩，但也是翻译的难点。郝玉青和张菁都在采访中表示翻译好武打场面对她们来说是个挑战。她们追求电影般的效果，因此会刻意运用影视的元素与手法，利用英语的句式特点去塑造电影感，通过声音效果、镜头选取、剪辑与动作的速度，突出场面的视觉性与节奏感[8]46。

例：黄蓉正要开言，忽见这藏僧从僧袍下取出一对铜钹，双手合处，当的一声，震耳欲聋，正自诧异，突然眼前一花，那对铜钹一上一下，疾飞过来，只见钹边闪闪生光，锋利异常，这一打中，身子只怕要被双钹切成三截……[10]319

The lama pulled out a pair of copper cymbals from his crimson vestment and struck them together before Lotus could say a word.

Clang！

…

The cymbals were now flying horizontally at her. Their edges glistened with the chill of sharp blades.

They'll cut me in three！[11]6

例子中，译者将较长段落分割成若干个小段落，突出快速、紧张之感。译者多选用动词来翻译动作，保留了原文中打斗的动态感。拟声词“Clang”单独成段，有利于调动读者听觉，使得场面更显生动，营造出身临其境的电影感。

（三） 注重读者友好

从副文本可看出两位译者对读者阅读期待和接受的关照，这也在译文中得以验证。

第一，根据情节分册分节。两卷分别对应原作前九回和第十回至十九回，但译者把每章分成了若干小节，增强了情节连贯性，做到了读者友好。

第二，适当改写删减。出版社将《射雕》的读者群定位为对原作历史背景、文化不甚了解的普通读者，因此译者删除或改写了原文中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无关的部分，并将简略史实细节放置在书末的附录中。正如张菁所言，“首先应该让读者爱上角色，然后让背景和历史段落成为工具，帮助构建和丰富虚构的世界”[8]49。比如《风雪惊变》中，说书人评论徽宗皇帝任用奸臣时提到大量历史和人物的段落就被全部删除。

第三，合理使用注释。书中所涉人物共被分为14种类别，比如 “忠于大宋的子民”“大宋的叛徒”“江南七怪”等。总计26页的尾注主要包括专有名词、宗教文化词语、武器派别、中国文化百科知识和部分蒙古语。大量的注释不仅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译文还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第四，利用附录补充解释核心概念。比如卷一附录就简述了“武术”“功夫”等术语，说明中华武术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身健体和提升自我。卷二也有附录阐述了中国武术与哲学的关系，还以洪七公对降龙掌的解释为例，说明武术、《易经》和道教之间复杂的联系，并在最后鼓励读者做延伸阅读。这些关于武侠核心概念的解释可丰富西方读者的背景知识，当他们阅读其他武侠小说时就不会再对这些概念感到陌生，有利于中国武侠小说的海外推介。

四、 结语

《射雕》被认为是金庸小说创作真正取得成就的标志。现在，经过郝玉青和张菁的努力，西方读者也有机会一窥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通过分析《射雕》英译本卷一、卷二的副文本，本文发现两位译者具有平等对待不同文化、“电影化”翻譯武打场面和注重读者友好的翻译观，而且这些翻译观也在译文中得以验证，说明译者主体因素在译本海外译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于译本的任何一种副文本因素，都有可能揭示出翻译活动的种种线索”[12]20，因此学者、译者和出版方都应高度重视副文本，努力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1]赵刚，苟亚军.以译语读者为中心的“创造性翻译”：《射雕英雄传》英译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6）：116-128.

[2]吴玥璠，刘军平.小议《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海外热销[J].出版广角，2019，（14）：88-90.

[3]叶铖铖，邓高胜.《射雕英雄传》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J].外国语言与文化，2019，3（01）：115-124.

[4]王喆.叙事学视角下《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研究[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2（02）：127-131+167.

[5]杨亚男.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适应与选择[D].山东大学，2020.

[6]Genette， G. Paratext：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Genette， G. The Proustiam paratext [J]. Substance （2）：63-77.1998.

[8]徐雪英，张菁.从金庸《射雕英雄传》英译看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J].浙江学刊，2020，（03）：42-53.

[9]韩子满.文学翻译与杂合[J].中国翻译，2002，（02）：53-57.

[10]金庸.射雕英雄传I（新修版）[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

[11]Gigi，C. A Bond Undone：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Vol.2[M]. London： Maclehose Press， 2019.

[12]肖丽.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上海翻译，2011，（04）：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