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涛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

东学背景》

郑匡民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12月

在梁启超波澜壮阔的一生中，1898年到1912年流亡日本的14年至关重要。这一时期梁启超以日本思想界为跳板深入学习西方，深刻认识到启蒙国人塑造“新民”的重要性，借助他“常带感情”的妙笔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要深入理解日本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世界，必须弄清楚他从日本思想界所导入的欧美思想中接受了什么？又拒绝了什么？他读过哪些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要求研究者对梁启超置身其中的中日两国思想、政治背景有深入了解，对他最终摄取的西学有足够的认识。

学界迄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国内学界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匡民先生为代表，海外学界以日本京都学派狭间直树先生为代表。他们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相对接近，均注重对西学、东学和梁启超新学的文本异同比较，揭示中日两国接受西学过程中的共性与区别，尤其是接受西学过程中基于各自国情的创造性。《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是郑匡民先生的代表著作。

“半开化文明”国家的压力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于“蕞尔三岛”的日本，师夷长技30余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中国思想界不得不将眼光投向学习西方更有成效的日本，日本化的西学即“东学”也进一步成为国人学习、效法的对象。梁启超自不例外，他在康有为源出公羊学的春秋三世说指导下重新理解日本的崛起与列强环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