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源

关于“地下丝绒”（The Velvet Underground）乐队，我们还能说出什么新东西？

对于这个因安迪·沃霍尔的庇护而成名、最终却挣脱出波普教父桎梏、在摇滚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乐队，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布莱恩·伊诺（Brian Eno）的那句名言——“‘地下丝绒首张专辑只卖了三万张，但买专辑的三万人最后都组了自己的乐队”，硬核摇滚迷耳朵已经听出老茧。而硬核摇滚迷之外的文青们就算不了解“地下丝绒”到底是怎么回事，起码也熟识乐队著名的大香蕉logo，且很可能听过他们气质较为清新的歌曲Pale Blue Eyes（《淡蓝双眼》）和Sunday Morning（《星期日的清晨》）。

所以，当曾经拍过大卫·鲍伊准传记片《天鹅绒金矿》和鲍勃·迪伦传记片《我不在场》的托德·海因斯此次将“地下丝绒”作为拍摄素材时，大家反响并不如想象中热烈。纪录片《地下丝绒》像海因斯的兩部音乐题材前作一样，没能呈现出摇滚传奇符号化外表下的真相。但这对观众来说或许是一种反向刺激：想了解“地下丝绒”，你不能依赖任何人的说辞，也不能被他们身处的上世纪60年代光怪陆离的外观迷惑。真相只能从他们的音乐中寻找。

里德与凯尔：不美满却完满的联姻

沃霍尔最初对“地下丝绒”音乐作为亚文化产品的包装策略，的确重要。但归根到底，“地下丝绒”的作品属于卢·里德（Lou Reed）和约翰·凯尔（John Cale）。他们的互补与摩擦，催生了“地下丝绒”如硫酸和硝化甘油般摧枯拉朽的杰作。

在雪城大学攻读英语文学的里德，志向一直是当作家。他的文学导师是乔伊斯专家，他自己的文学偶像则是兰波、爱伦坡和威廉·巴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