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仲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6)

一、研究背景

人口集聚和流动是影响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变量，人口流动的空间差异则是区域发展差异的客观体现，从全球代表性城市的人口集聚趋势来看，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和优化城市劳动力供给成为超大和特大城市都面临的共性问题。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除北京、上海等个别超大城市外，户籍制度壁垒逐步降低(1)截止2020年末，“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超过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1月份新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回应热点问题》，2021年1月19日。，对人口流动和落户的限制逐步解除，外来人口不再被视作城市发展的负担，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部分大城市集聚外来流动人口的规模仍在继续增大(2)根据各城市公布的七普数据，2020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分别有外来流动人口841.84万、1047.97万、937.88万和845.96万，其中成都市常住人口为2093.78万人，首次超过2000万人，占四川全省25.02%。，这使得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开始对2014年以来超大城市中人口疏解政策进行反思[1]。

一般地，劳动力向经济高密度(高收入)地区流入是客观的经济规律[2]，城市规模扩大又会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就业概率，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更受益于这种规模效应[3][4][5]。另一方面，除收入差距引起的人口集聚力外，城市间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