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秋根（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明清时期，一代又一代晋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地从事商业金融活动，取得了其他地方商人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在这一过程中，晋商秉承契约精神，建立了体系完备且极具技术操作性的会计制度以及独特的、代表中国传统最高水平的商业金融体制，再加上其特殊的制度及地域文化，为后世留下大量珍贵的民间契约文书资料。世事沧桑，战争、内乱使这些资料损毁很多，但留存数量仍相当庞大。如何利用这些资料应对当前晋商研究面临的资料瓶颈，从新的角度、新的侧面重新认识晋商经营机制，弥补晋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修正学术界对晋商的某些偏颇认知，真正理解晋商辉煌背后的真实动因和机制，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 晋商研究遭遇资料瓶颈

在学术研究层面，国内外学者对晋商的关注始于票号。早在1905 年，英国传教士在《中国银行与物价》一书中就设有“中国票号”章节。民国时期的马寅初、卫聚贤、陈其田等关注的也主要是票号。之后，在不同历史时期众多学者的努力下，晋商研究关注层面扩大，层次深化，论著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关山西地方社会和晋商学术研究方面的论文有1000 余篇，著作200 余部，涉及票号兴衰、晋商经营、晋商工商各业、地域性晋商、晋商会馆、晋商金融、晋商家族、晋商生活、晋商商业伦理等，反映了学界对晋商研究的重视。这些成果数量虽大，但问题也不少，最大问题是存在重复研究，有些研究题目变了，但论著所涉及到的内容还是原来那些，不过是新瓶装旧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