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宇宁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19］

1934年4 月19 日，沈从文带着新婚的幸福感与丧母的隐痛完成了《边城》的写作，他在题记中还写道：“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爱情、亲情、乡情，满溢的情感流露使得文字描绘出的人性更为清澈动人，呈现出茶峒“人与社会的善的一面”与“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的牧歌抒情色彩。夏志清对此也颇为赞赏：“既有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这是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美的代表作。”以充满浪漫与温情的桃源想象为背景，《边城》何以能够收到更多好评与青睐？其中缘由并不仅仅在于苗乡男女性情的纯良动人，更需要“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作为保证神“庄严而美丽”的条件，反之就会走向灭亡。20 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从《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系列传奇小说的创作到《边城》的完稿，神性注入由表层涂抹逐渐深入创作肌理，成为继“牧歌”笔法之后进一步理解沈氏作品的突破口。尽管《边城》民间化、口语化的表达使读者很难将主人公与神的权威性、高贵性相联系，但怀抱着“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的写作理想的沈从文最终塑造出自然哺育下长养于民间的神，褪去以《龙朱》为代表的早期部落传奇中主人公止于体貌的壮美与雄健，转而雕琢其璞玉般通透的人格，实现了从传奇之“奇”到传奇“不奇”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