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彬

摘   要：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局的发展增强了孙中山打败北洋军阀的勇气和信心，遂决定出师北伐。然而，军阀的阻挠和破坏，又把孙中山的北伐统一中国的主张与此次北伐的具体措施变为泡影。困惑和思考，让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学习苏俄的革命精神、经验和方法来重新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实现未竟的“共和”事业。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在此后出现了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为光辉灿烂的历程。

关键词：护法失败;困惑和思考;以俄为师;三大政策

众所周知，100年前的1921年，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革命的面貌为之巨变。其实，这一年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来说，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正是从这一年起，孙中山先生进入了其革命生涯中最为光辉灿烂的历程。

一、孙中山遭受最惨重失败

1921年，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将近十年;如果从1984年成立兴中会起，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30多年，先后组建过兴中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仅在辛亥革命之后就进行过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然而，革命却依旧没有成功。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公然破坏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孙中山于是发动了护法运动（史称“第一次护法运动”）。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然而，西南军阀的护法，只不过是借助孙中山的名望争权夺利而已。当他们与操纵中央政府的直系军阀勾结后，便处处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4日，孙中山愤然辞职。

这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初步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并开始认识到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产生新军阀。因此，要继续革命，必须寻求新的同盟者。

1920年8月，爆发粤桂战争，孙中山扶植的驻闽南的粤军陈炯明部，回粤讨伐窃据广东的桂系。10月，粤军占领广东，把桂系逐回广西。11月，孙中山在广东军民欢迎下由上海抵广州，重组军政府，并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

1921年1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军政府发表演说，主张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职，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南麓，组建了中华民国政府。同日，孙中山发表了就职宣言和对外宣言。在就职宣言中，孙中山说“满清覆亡”“共和造成”之后，曾认为“战争可息”而“辞总统职，以政权让袁世凯”，“尽力于铁路事业”。然而，“军阀专权，道德堕地，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以至于今”。“文既为致力于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2]他阐述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北伐以统一中国，在经济建设上主要实行地方自治，但重要的经济事业和外交大权要由中央直接负责。

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正式成立并及孙中山出任总统，与北洋军阀操纵的北京政府鲜明对立，使反军阀斗争继续进行，是比较合乎人民心意的。广州人民组织放爆竹的汽车环市游行以示庆祝，海外华侨拍来祝贺孙中山当选总统的贺电达200余件。

然而，北京政府不仅没有同孙中山进行谈判以和平统一中国的半点诚意，还企图颠覆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徐世昌的挑唆下，广西军阀陈炳焜集兵梧州，借孙中山当选总统事对广东通电诋谤，蓄意挑衅，准备进攻广州。陆荣廷则同北洋政府勾结，希望北京政府指派陈光远從江西出兵，李厚基从福建出兵，另派南军南来，准备分三路进攻广东，搞垮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民国政府。

为巩固广州民国政府和解除北伐后顾之忧，孙中山于5月28日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准备讨伐陆荣廷，消灭广西反动势力。6月20日，陈炯明出兵广东肇庆，准备出击广西。26日，孙中山命令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此时，陈炳焜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号召，宣布独立。陈炳焜逃往浔州，粤军占领梧州。27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陆荣廷等，要求粤军“荡平群盗，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成自治”。由梧州西进的粤军以破竹之势打击桂军，7月，克南宁;8月，滇、黔、湘、赣各军击溃桂军;10月，粤军复克龙州，陆荣廷、谭浩明等逃往越南河内。

时局的发展增强了孙中山打败北洋军阀的勇气和信心。他决定出师北伐。10月13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孙中山的北伐计划。15日，孙中山即率胡汉民、许崇智、汪精卫、廖仲恺、陈少白等人，乘宝璧舰出巡广西，准备取道湖南北伐。北伐军3万人亦于当日开拔。12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然而，由于军阀的阻挠和破坏，又把孙中山的北伐统一中国的主张与此次北伐的具体措施变为泡影。而其中破环力最大的，就是陈炯明。

陈炯明主张实行“联省自治”（民选议员和地方长官等），这与孙中山的北伐、武力统一的主张有所冲突。当孙中山执意北伐时，陈炯明无法接受孙中山的条件，遂被罢黜，回惠州隐居。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计划由桂入湘北伐，而陈炯明却与湖南军阀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暗杀了拥护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邓铿，还囚禁廖仲恺，在后方牵制北伐力量。

1922年5月，孙中山由广东进攻江西，北伐直系军阀。6月1日，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王家襄、吴景濂等在天津集会，宣布“非法总统”徐世昌无效。就在此时，陈炯明叛变。当孙中山从前线返回广州时，陈炯明竟然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不得不避入永丰舰（后改称中山舰），率领海军舰队在省河坚持平叛50余天。8月，孙中山被迫到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这是孙中山一生中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又一次重大失败。

孙中山第二次护法的失败，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没有想到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会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把枪口对准自己。清廷曾用重金购买他的头，没有成功;而这一回，“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这个叛徒却差一点置他于死地。革命确乎艰难。

二、孙中山的困惑和思考

回到上海，孙中山于8月15日之后陆续发表了《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对外宣言》《致海外同志书》等文告，对第二次护法活动的失败进行了总结。他在《致海外同志书》中痛切地回顾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3]

第二次护法活动的失败，让孙中山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认真的思考。

从辛亥革命失败到第二次护法活动失败的这十年，是孙中山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他获得了太多的沉痛的历史经验。

西方文化及教育曾深刻地影响着孙中山，使他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想按照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来改造中国。虽然他也曾意识到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是，与之相比，却更痛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他在辛亥革命前游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时，一方面在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一方面也想尽可能地争取欧美国家支持中国革命党人，使之至少不干涉中国革命。

然而，残酷的事实却一次又一次地嘲弄了孙中山的期待。辛亥革命后期，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支持与援助的，不是孙中山，而是旧中国封建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袁世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结成了新的联盟。他们大力支持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斗争的果实。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虽然孙中山愈挫愈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继续革命，然而，由于革命内部力量的分化和涣散，由于旧的口号、纲领已逐渐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孙中山几乎陷入孤立无援、徬徨失路的困境。

孙中山目睹中国封建军阀的专横媚外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痛苦和争取自由解放的强烈愿望。二十一条的签订、军阀的连年内战，使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孙中山陷入深刻的思考：为什么作为先生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老是侵略作为学生的中国？为什么帝国主义总是支持反动落后的中国封建势力而极端仇视中国资产阶级的任何变革？中国革命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依靠谁的支持，和谁建立同盟，才能达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这些问题，困惑着孙中山。尤其是第二次护法活动失败后，孙中山更认为需要尽快寻得正确答案，找到新的同盟者，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寻找出路。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领导这次革命的是列宁。孙中山与列宁并不陌生。早在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的演说。[4]列宁据此写了一篇评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与孙中山的演说同时发表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第17期上。列宁对中国革命充满了信心，称赞孙中山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5]。列宁的文章给孙中山以巨大的鼓励。

当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因此，孙中山对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便特别关心和重视，力图从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中找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世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在第二次全俄罗斯苏维埃大会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在这个法令里，列宁尖锐地谴责了殖民主义制度，表达了俄国人民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同情与关怀。1917年12月3日，苏俄政府又发表宣言，声明废除沙皇政府与东方被压迫民族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18年，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中国，声明放弃帝俄在华一切特权。1919年7月，苏俄政府发表《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再次宣称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享有的一切特权，并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以热情的关注。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也鼓舞了孙中山。

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政策，孙中山有过怀疑。但是，苏俄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是自由与幸福;在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之后，又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经济迅速复兴……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很快吸引了孙中山，使他消除了疑虑，以至于宣称：“像俄国的人民，可说是自幼而老，一生无忧无虑，……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6]

孙中山感动地说：“我们和许多国家订立了不平等的条约，有十几个主人，做十几个国的亡国奴。最近发生了一个俄国，自动地废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交回俄国从前在中国所得的特别权力，放弃主人的地位，不认我们是奴隶，认为我们是朋友。”孙中山从十月革命的暴风骤雨中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他充满激情地说：“自从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了一个大希望。”[7]

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后，即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说：“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8]当时，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正处于国内外敌人的包围和进攻之中，来自东方朋友的友谊祝贺，使列宁很感动。

三、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

从1919年到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虽处在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威胁下，但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以最深切的关怀。除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外，1920年10月，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又直接写信给孙中山，建议恢复中俄商业关系，并对孙中山表示敬意。这封信虽然半年以后才收到，但给了孙中山很大的触动。他在1921年8月28日给齐契林的复信中，怀着沉痛的心情，回溯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情况，指出，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向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妥协，“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他同时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阻碍了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的友好关系。在这封信里，孙中山对苏俄的革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9]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孙中山异常关心苏俄革命事业的发展，正迫不急待地寻找着新的革命道理，寻找着革命斗争的同盟者和友人。

孙中山给齐契林的回信引起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极大注意。齐契林接信后立刻交给列宁。列宁对孙中山的信十分感兴趣，立即复函齐契林，要求与孙中山建立紧密的联系。列宁还建议同孙中山经常通信联络。

此时，孙中山已在广州建立了非常政府并担任非常大总统。根据列宁的建议，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很快就采取了与孙中山接近的部署。

1921年底，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在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早期建设之后，又与孙中山进行了接触。马林来华的一个任务是代表共产国际联络孙中山，试图以孙中山的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广泛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12月23日，马林到达桂林，随即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内容涉及苏俄承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以及孙中山与苏俄结成联盟的问题。马林还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建议。孙中山与马林的交谈对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对马林的每一个建议都“普遍感兴趣”，而马林对孙中山讲述的国民党的策略、历史、辛亥革命后在国外的活动，以及孙中山与华侨的联系和华侨对国民党的帮助等，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孙中山还向马林进一步表示：“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同盟”。马林经过同孙中山的交谈，得出一个结论：虽然孙中山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当他听说苏俄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时，“感到高兴”。而孙中山在与马林畅谈之后，“心至愉快”，并立即写信给廖仲恺等人，叙述他与马林会谈后的喜悦心情。[10]

此后，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不得不再次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他亲手扶持起来的陈炯明蜕化为新军阀，破坏革命，导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这件事，给其深深的刺激。他在思索新的革命道路时不由自主地考虑到苏俄之路，逐渐产生出与苏俄合作的战略思想。

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中俄两国的革命斗争能互相支持，展开合作并希望学习俄国革命斗争的方法。即是说，与苏俄合作，争取得到一些援助，包括军援，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以俄为师”，学习苏俄的革命精神、经验和方法，以此来重新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实现未竟的“共和”事业。这一战略思想在孙中山的晚年，不断地得到强化。他不止一次地说：“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开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力量;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11]

学习苏俄，“以俄为师”，究竟学什么？孙中山在前述1921年8月28日《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信中曾说，要学习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以及军队和教育组织的情况，特别是要了解和学习苏俄的教育情况。孙中山认为，可以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把俄国革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他说：“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2]

革命要成功，必须有一个能够领导革命、坚持革命的政党。孙中山对列宁极为钦佩，说：“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缘由“完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之完善”;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列宁个人，更在于“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结晶在党内”。[13]而这一切，正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所最为缺乏的。

孙中山认为，了解了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制度和内外方针政策，可以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随着对俄国革命了解的逐渐深入，孙中山认识到俄国革命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更为“圆满”的一场新型革命。他说：“美国、法国、俄国都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推原他们强盛的来历，都是由于革命成功的。就这三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比较，发起最后的是俄国，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国。俄国革命的结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倒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都一齐打倒平等。”[14]俄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新型的革命，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人，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故俄国现时的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15]。

孙中山确认俄国革命的效果比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效果要更为宏大，更为圆满。那么，中国革命应当走哪一条路呢？法国革命、美国革命，都曾使孙中山为之醉心，然而，中国却始终未能走通这条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则证明了这条道路并非是理想之路。盡管孙中山那时对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还缺乏科学认识，但是，“俄国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16]。这对孙中山的的确确是一种深深的吸引，使他看到了新的前进方问，自然会逐渐形成“以俄为师”的想法。他致函蒋介石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强调“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17]

孙中山认为，可以学习列宁的建党、建军经验，改造旧党，组织新党和革命的军队。在总结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孙中山深感应当学习苏俄革命着重宣传发动、训练党员，靠党员全力去奋斗的经验。所以，孙中山后来既派代表团去苏俄学习和考察，又要求苏俄派顾问来中国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建立新型军队。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这些认识，所以孙中山加强了与苏俄的联系与合作。

四、孙中山确定“三大政策”

“以俄为师”非孙中山心血来潮或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来，它表达出孙中山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以及两者关系的新认识。孙中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深深同情，并从那里受到激励、启发，吸取到新的思想养料，要求中国革命同它们发生更为密切的联系。尽管他的认识在许多地方不精确、不够科学，但在客观上，则顺应了中国革命在逐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

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3年底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作为统一整体的三大政策中，“联共”是一个中心环节。“以俄为师”要具体落实到国民党的改组上，必须依靠“联共”;要同广大工农群众发生密切联系，大大推进工农群众运动，同样必须依靠“联共”。而“联共”，则正是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为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发展而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

出于对国民党现状的强烈不满，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但是，境况并未因此而有很大改变。他看到，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纪律，无一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枝枝节节地作些改进于事无补，必须下决心“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18]

依靠什么力量来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呢？孙中山知道，国民党内左派力量是可以依靠的，但是，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同国民党内的腐朽力量抗衡。环顾国内，人数虽少，却集中了中华民族的精英，并已显示出巨大潜力的一支现成力量，便是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于此时向苦斗中的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加快了两党合作的步伐。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名，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与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议案。

这次大会，在政治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之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基础;在组织上，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一个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大会選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还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它也成为孙中山先生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历史转变。国共合作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公开宣传和组织群众，领导和推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注释：

[1]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载《孙中山年谱长编》1918年5月4日，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6页。

[2]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就职宣言》，载《孙中山年谱长编》1921年5月5日，第1352页。

[3]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载《孙中山年谱长编》1921年9月18日，第1506页。

[4]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8—324页。

[5]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1912年3月31日，第683—684页。

[6]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5—506页。

[7]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64页。

[8]孙中山：《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载《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

[9]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1921年8月28日，第1374—1375页。

[10]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1921年12月23日，第1408—1413页。

[11]张胜男：《开启国共合作的“孙文越飞宣言”》，载《党史博采》2003年第2期。

[12]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载《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7页。

[13]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6页。

[1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9页。

[15]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04—505页。

[1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 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4页。

[17]孙中山：《致蒋介石函》，载《孙中山年谱长编》1924年10月9日，第2024页。

[18]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载《孙中山年谱长编》1924年1月30日，第1829页。

（题图：1921年4月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会非常会议上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图为孙中山非常大总统戎装照）

作者：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