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露萌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00）

0 引言

对于公共政策的概念，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1］。在《理解公共政策》一书中，托马斯·戴伊运用8个政策分析模式，结合多个具体案例，分析了政府推行政策的原因及后果。他认为公共政策是关于政府所为和所不为的所有内容。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落后的自然经济体制被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西方国家公共政策经历了自由放任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新古典主义3个阶段的转化。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新古典主义主张市场角色最大化和政府角色最小化，核心主张与西方各国文化传统更加契合，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要求，与司马迁自由放任思想极为相似。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经济思想具有超时代前瞻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上由传统体系下的“重计划、反市场机制”转变为要求实现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以市场为主、以计划为辅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具有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的特征。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作为调节者，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货殖列传序》高度凝聚了司马迁尊重市场规律的主导思想。文章通过对司马迁思想剖析，结合我国公共政策体系，试议当代公共政策系统改进及功能限度。

1 《货殖列传序》蕴含的治国理政理念

1.1 顺应逐利求富的人性

在《货殖列传序》中，司马迁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他认为追逐私利是人类满足自身需求的本能，不需要政府强力介入。货殖的意思就是以经营货物生财，其实质就是逐利。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是对人们一切经济活动最终目的的高度概括。政府应该顺应人民的需求，建立能够保障人民权利，尊重人民意志的社会。

1.2 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行为，可知重农轻商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市场自由发展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违背，“君子耻言利”的思想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司马迁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他提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物质的富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商业对促进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和实现社会经济繁荣等多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1.3 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在物质文明建设基础之上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时就废弃了。物质生活的富裕使人民只具备了提高社会文明和个人道德品质的良好条件。随着社会思想意识越来越复杂，人民更应该重视思想工作的引导性功能，通过道德品质教育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2 我国当代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策略

2.1 法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司马迁认为“整齐之”为善治最次手段，是基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给出的结论。中国古代法治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维护特权的工具，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没有提出民主要求，也根本无法要求民主。国家以强制力对市场行为进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自由发展，与司马迁主张的放任主义 相违背。

以史为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来说，既是历史性机遇，也是重大挑战。当前，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用法治引导改革发展，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经济转型，激发市场内生发展动力；用法治规范市场秩序，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用法治明确界定和规范市场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

2.2 “自由放任”与“调控政策”的融合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逐渐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只有政府更好地引导，市场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综上一系列问题导致(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产品流通不畅—医疗教育问题—劳动力流出—生产力下降—经济发展落后)恶性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不断作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不同于过去高速、粗放的经济发展状态，而是一种中高速、调结构的经济状态［3］。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要正确把握好市场和政府两个手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激活各类要素潜能，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一方面，加快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调节国民经济运行，实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促进经济发展。

2.3 加快完善社会服务功能

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政府经济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方面仍不完善。与经济建设型政府相比，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重心在于提供公共服务，坚持人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理念，要求政府坚持以民为本，以服务为宗旨，依法行使公共权利，把服务作为公共治理的核心价值和政府的职能重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部门要在社会服务建设方面及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方面加大力度，提高优化“营商环境”“公共服务”等软实力。通过增强政府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不断推进政府服务便利化，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3 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政策功能限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失灵时有发生，政府适度干预可弥补市场缺陷，但政府由于自身缺陷，其所发挥的经济调节措施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另外，政府公共政策功能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研究和探讨其内涵与外延是国家及地方政府善治的前提。

3.1 从经济人本性看公共政策功能限度

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运用到公共领域，分析社会公共治理问题，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理论”。他们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及政府是理性的经济人，当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政府的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也会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一旦二者不一致而相互冲突时，政府的政策行为必然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损害公众利益，从而导致政策执行不到位［4］。

政府利益和政府官员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消灭其经济人理性是不现实的，需要塑造一套新的机制，以激励而非抑制本性的方式，使他们合理的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最大限度达成一致。

3.2 从破窗理论谈突破公共政策功能限度

政府决策是一项集实地调查、方案研讨、征求意见于一体的系统性功能。由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政府难以完全掌握信息。政府经济决策需要政策制定者具有高度敏锐的经济预判能力［5］，正如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财产、法律与政府》中阐述的道理：在经济领域，一项制度或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还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人们都能注意到它；有些后果则得等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一般情况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6］。

面对社会市场经济涉及的庞大体系，决策者不仅需全面掌握看得见的信息，还要具备预知后果的能力，如此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3.3 从区域协调发展议政策功能限度的灵活应用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贫富悬殊地区发展目的不同，经济、人才、科技、教育等方面差距较大，使用统一的政府公共政策功能限度显然不切实际，坚持全面发展的同时施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自治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4 结语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货殖列传序》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政府职能优化有重大影响和启发。只有协同推进法治建设与体制改革，同时灵活把握政策功能限度，才能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