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翠云

在20 世纪法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能像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那样，每一部作品的出版，甚至是他去世之后的作品再版都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激烈论战：一方面因其反犹太主义立场以及亲维希政府的相关行为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定格在“历史的垃圾桶里”，成为“罪人里的罪人”①［捷克］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另一方面，读者们又难以抗拒其文字的独特魅力和美学风格，哪怕在阅读过程中已清晰认识到塞利纳的笔触会将他们引向可怕之地，却依然不得不承认，“塞利纳的混乱是一门艺术……有时真想丢下这本满是脏污的书，但总是做不到，总忍不住一页一页地往后翻”②［法］塞利纳：《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金龙格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直至近年来，塞利纳的作品依然高居法国最受欢迎的图书排行榜前三，仅次于普鲁斯特和巴尔扎克。在塞利纳一生创作的八部小说中，从其成名作《长夜行》（另译《茫茫黑夜漫游》，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1932），到同样引发法国文坛震动的小说《死缓》（Mort à crédit，1936），再到他去世前的“德国流亡三部曲”——《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D’un château l’autre，1957）、《北方》（Nord，1960）和《里戈东》（另译《轻快舞》，Rigodon，1969）等，无一例外都带有明显的自传性书写特征，从童年、青春期时期的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参战与流亡经历，再到战后的狱中生活等这些真实的人生经历都“移植”③Louis-Ferdinand Céline，Guignol’s Band，Denoel&Steele，1944，p.2.到小说主人公身上。

与大部分作家断然否认自己创作的自传性不同，塞利纳在生前多次接受采访时认同其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这从他八部小说中几乎都是以他自己的名和姓——费迪南、塞利纳、德图什①塞利纳的原名为路易-费迪南·德图什（Louis-Ferdinand Destouches）。命名主人公便可见一斑。然而，正如以菲利普·勒热纳（Philippe Lejeune）和保罗·伊金（Paul Eakin）为代表的学者曾对“自传”与“自传性书写”所作的区分：自传是“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而“自传性书写”则是指“文本中包含着一定分量的自我叙事，但是不要求完整、连贯，也不要求细节的准确”，并且如同生命会变化，自传性书写也是一个“不断在发展的过程，因为书写就是生平的一部分”②［法］菲利普·勒热纳：《自传契约》，杨国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71页。，塞利纳也强调哪怕这些事情是对他真实经历的记录，但他“每次抓住其中一个回忆，就从来没有一次不进行移植的”。这些“移植”一是使书写变得戏剧化与夸张化，让个人走向个体深处，处境更为趋向于逻辑顶端；二是通过移植赋予人物形象、动作、事件以变形，从而得以根据作家本人的想象、欲望或伦理禁忌将之重构。因此，对塞利纳自传性书写的研究，能在这些移植、变形与重构中探析其更深层次的伦理逻辑：作家通过对自身经历的连续性书写，得以记录与回溯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这一复杂的历史伦理环境中所面对的自我身份的分裂与重构，以及在伦理身份不断变换的冲突、迷茫与混乱中逐渐陷入艰难且充满悖论的伦理选择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塞利纳挣扎于伦理困境中的自传性写作并不能只用简单的道德判断对其定性，他的书写产生了多层面的丰富效果，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新颖、完整，虽令人不安，但却充满魅力与令人着迷的美学世界。

一、“茫茫黑夜”：伦理身份的追寻

1932 年在法国出版的《长夜行》是塞利纳的第一部小说，这部长篇小说以塞利纳杜撰的名为《法国王室瑞士队之歌》开篇：

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

在严冬和寒夜之中，

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

在全无光亮的天空。

这首作家虚构的短诗不仅确定了全书的基调和主题——流浪汉小说，而且从作者所杜撰的题目中也暗示了这一段自传性书写即将展开的时代大背景。塞利纳并没有选择他动荡且艰难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流浪与成长经历（后在1936 年出版的小说《死缓》中呈现）作为自己进入文坛的第一块“敲门砖”，而是以第一人称叙述，将自己中青年时期参军服役、前线作战以及战后前往非洲、美洲工作的经历“移植”到小说主人公费迪南·巴尔达米（Ferdinand Bardamu）③费迪南·巴尔达米是塞利纳最初的笔名，后因其《长夜行》大获成功，并且书中角色与作者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批评家们也常用巴尔达米这个名字来指代塞利纳。身上。这一选择与当时法国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伦理环境紧密相关。一战结束后直至三十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经数个阶段：首先是一战结束后，反战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暴力的反思成为重要主题。一战期间，几乎法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陷入对战争与暴力的狂热中，许多曾经只是执笔战斗的作家们都开始执枪走上前线，如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让·季奥诺（Jean Giono，1895-1970）等，曾经口诛笔伐的法国社会党和工团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也在“捍卫法兰西”这样的口号下，实现了所谓法兰西民族的“神圣联合”。这样的狂热随着战争的结束也宣告消亡，在面对战争所造成的惨烈损失时，法国知识分子们开始反思与批判这种对暴力的盲目狂热：“在暴力面前，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暴力，从而导致了各种灾难。”①Romain Rolland，Textes politiques，sociaux et philosophiques choisis，1970，pp.180-181.这种纠偏在短时间内维持了和平与反战的信仰，但这一天平却很快往另一边倾斜而去，以巴比塞为代表的一批更为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提出“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计手段”，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摧毁性打击。进入三十年代后，法国知识界的党派会日益严重，加之经济大萧条和新的世界大战的苗头，法国社会陷入了全方位的危机。

塞利纳在《长夜行》中所试图记录和再现的，便是这一充满危机与死亡阴影的动荡“黑夜”中的绝望之旅。小说叙述者巴尔达米复现了塞利纳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经历。塞利纳的军事生涯开始于1912年，和当时大部分法国年轻人的入伍经历类似，他是先以服军役的形式加入了法国的骑兵团，后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便随即投身于战争之中。塞利纳的军事生涯可说是相当成功的，他在骑兵团一年后便得到晋升，后在一战中负伤，被授予法国军事勋章。在伤重无法再次赴前线作战后，他又在短短四年间完成了系统的医学训练，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一名专业医生，在1925年至1928年期间，前往瑞士、英国、喀麦隆、古巴、美国、加拿大从事相关医学工作，直至1928年重回巴黎，在蒙马特高地附近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这些经历都在《长夜行》中以线性时间为轴一一再现，但是与现实经历中塞利纳充满英雄主义的行为截然相反的是，其自传性书写中从开篇起便透露出作家对自身伦理身份的迷茫与在“漫漫黑夜”中的无止境追寻。小说开篇，巴尔达米的参军和漫游的动力，便是来自对自身民族身份的否认：“法兰西民族是像我这样的穷光蛋，满目眼屎，全身跳蚤，像冻僵了一样，他们受到饥饿、瘟疫、肿瘤和寒冷的折磨，作为失败者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在这里又遭到失败。因为有大海相隔，他们不能到更远的地方去。这就是法国，这就是法国人。”②［法］塞利纳：《长夜行》，徐和瑾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5页。为了寻找民族身份之外的伦理身份，巴尔达米在巴黎的大街上加入了法国的士兵团，然而真实战争的残酷却再次打破他的幻想，在“子弹和阳光”中间，“我”只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能为力”和“莫大的嘲讽”③［法］塞利纳：《长夜行》，徐和瑾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5页。。战争使他患上了另一种“疯病”：害怕，他开始对能让他远离战争的一切事物“发生莫大的兴趣”。为了躲避战争，寻找新的身份可能，他毅然踏上前往非洲殖民地的轮船，希望能够“脱胎换骨”，但是对自然条件的不适、原始血腥的恐惧以及殖民公司的剥削又再次摧毁了他的希望。既然原始自然无法确认其自我身份认同，巴尔达米转而将目光投向了钢筋水泥的工业化城市之中。当他以为纽约是新的天堂时，移民身份的尴尬以及人被物化的命运最终还是抹杀了他的伦理身份。

在塞利纳早期的自传性书写中，伦理身份变换的冲突所造成的伦理混乱已为其后的论战埋下伏笔。然而在危机四伏的三十年代法国，知识界全部的关注力都集中在他对传统法语和贵族式法国文学从形式到内容上的绝对拒绝与反叛上：完全摒弃精致法语文法系统，将愤怒与嘲讽的语词相结合，使夸张甚至粗鄙的口头语言走向法语写作的新中心，加之他所描述的战争残酷全貌，战火下士兵的死亡，“脑袋已经炸掉，脖子上只有一个口子，血从里面咕嘟咕嘟地冒出来，就像锅里用文火煮的果酱一样”④［法］塞利纳：《长夜行》，徐和瑾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5页。，这些血腥、暴力、疯狂、丧失理智的记录也如一颗“炸弹”扔进了许久没有起过大波澜的法国文坛，这种写作策略完美契合了法国社会危机下的伦理诉求，满足了当时亟须革新的伦理环境需要，但毫无疑问也让人们忽略了塞利纳自传性书写中隐藏的伦理混乱与伦理困境。

二、“一座城堡”：道德伦理的失范

在《长夜行》和《死缓》两部长篇小说大获成功之后，塞利纳受到了当时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们的赞赏和欢迎，萨特曾以“塞利纳或将成为我们中唯一永垂不朽者”①Jean-Paul Sartre：‘Ecrire pour son époque’，Les Ecrits de Sartre，Gallimard，Paris，1970，pp.675-676.赞扬其贡献。直至三十年代末，塞利纳都被认为是左翼同盟军，某犹太日报主编布尔诺夫斯基指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把塞利纳看作他们中的一员。”②刘晖：《塞利纳与以色列文学》，《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长夜行》还曾被认为是一部典型的“共产主义小说”，其最早的译本也是由艾尔莎·特里奥莱所译的俄译本。进入俄国后，受到了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的喜爱和称赏，甚至被邀请到苏联访问。在当时左翼阵营的一片夸赞与拉拢中，高尔基却在1934 年态度明确地否定了《长夜行》的内容：“巴尔达米失掉祖国，蔑视人类，把自己的母亲叫做‘母狗’，把自己的情人叫做‘臭尸’，对于一切罪行都无动于衷，虽然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加入’到革命的无产阶级里来，但他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条件，却完全成熟了。”③［苏联］马克西姆·高尔基：《论文学》，孟昌、曹葆华、戈宝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4页。高尔基之语“投入法西斯主义”可谓是最早在塞利纳《长夜行》中窥破其隐含自传性书写创作意图的提醒。

塞利纳在《长夜行》出版五年后，再次往当时已深陷党派纷争泥淖的法国文坛投入一枚“炸弹”：他在1936年至1941年期间暂停了小说创作，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反犹太主义“小册子”的写作中，发表了《给一次大屠杀的无足轻重的话》（Bagatelles pour un massacre，1937）、《尸体学校》（L’Ecole des cadavres，1938）、《困境》（Les Beaux Draps，1941）等一系列作品。批评家怀亚特·梅森（Wyatt Mason）指出，塞利纳的这“反犹三部曲”部部长度都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且首印册数基本都在两万册以上，并不断在二战期间加印，影响并不能仅用“小册子”来形容。④Wyatt Mason：Uncovering Celine，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0.在这“反犹三部曲”中，塞利纳用大量笔墨描述并丑化了犹太人的相貌：“一双刺目的眼睛，脸色惨白……笑容僵硬……那畜生式的嘴唇如同鬣狗……黑鬼的血液在流淌……鼻唇结合处扭曲着：变形、褶皱、歪扭，充斥着仇恨与厌恶……犹太人的鹰钩鼻是叛徒和重罪犯特属。”⑤Anonymous：The Legacy of Totalitarianism in a Tundra，trans by Chunk Berry，litwritesabook，2019，p.57.除了外貌攻击之外，塞利纳还在这几本书中不断重复犹太人是诡计多端的恶魔，是让法国陷入战争泥沼的罪人，是把控欧洲经济命脉的“外邦人”，这些谩骂大部分都是抄袭和复制当时极右势力所宣传和出版的类似言论，甚至有许多都未标明来源出处。在《给一次大屠杀的无足轻重的话》和《尸体学校》中，塞利纳的政治态度更加直白：“我对希特勒感觉非常亲近，对全体德国人民感觉非常亲近，我把他们看成是兄弟，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成为种族主义者。如果他们战败，将带给我无尽的痛苦……希特勒不喜欢犹太人，我也不喜欢。”⑥［法］贝尔萨尼等：《法国现代文学史（1945-1968）》，孙恒、肖旻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事实上，法国知识界从德雷福斯事件⑦德雷福斯事件是由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法籍犹太军官在1894 年被当做德国间谍蒙冤入狱引起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一词在此事件中诞生。德雷福斯事件不仅促成了法国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诞生”，也直接导致了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首次分化与“内战”。开始的左右对立，逐渐趋向两极化的态势经过“三十年代危机”不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对立显著加强，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在三十年代的文学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不仅是塞利纳，当时有一批法国作家与评论家，如蒂埃里·莫尔尼埃、法布雷格、德里厄、布拉奇亚克等知识分子通过在右派报纸上连续发文，传播反犹排犹的极端观点，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舆论走向。然而，为什么只有塞利纳的多部“小册子”发表后引发法国整个知识界的极大震动，并且在二战结束后对附敌知识分子的处置中，塞利纳受到的惩罚也是最为严厉且持续时间最久的，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后随着人们对附敌知识分子的态度逐渐缓和，许多曾被判死刑的作家都重获自由与声誉，但直至塞利纳去世，针对他本人及其作品的谩骂始终未能停止。究其原因，与塞利纳在早期自传性书写中所建构的，或者说被当时的伦理语境所选择的政治身份紧密相关，因此在他大量反犹排犹言论广泛传播后，对其的道德谴责更是甚嚣尘上，认为其完全背离了作家的道德伦理责任。

随着二战的炮火逐渐偃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塞利纳从巴黎出逃，试图突破边境前往丹麦避难，由于当时前往丹麦的可行之路必须经过德国，因此塞利纳辗转德国巴登—巴登以及贝当临时政府所在地锡格马林根滞留五月有余，终于在1945 年3 月获得特别许可前往哥本哈根。在德军彻底投降后，塞利纳于当年12 月被逮捕入狱，被判以通敌、叛国罪在丹麦监狱服刑一年半，出狱后在丹麦科瑟尔附近一间条件极其恶劣的小屋中居住直至1951年法国大赦，重回巴黎。紧接着出版了以他入狱和服刑经历为主题的《下一次就是仙境》（Féerie pour uneautrefois，1952）和其续篇《诺尔曼斯：下一次就是仙境II》（Normance：Féerie pour uneautrefois II，1954），无论是在出版销量，还是在口碑讨论度上都未泛起水花，惨淡收场。

同时代作家们的竞争、身为曾经畅销书作家的自尊心、急于对自己在大战时的政治立场作出辩解，更为关键的是生活的重压，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塞利纳放弃了《仙境III》的写作，转向与他在30年代的成名作《长夜行》《死缓》等小说类似的战争主题的自传性书写中：开始创作以他在离开巴黎前往德国，以及从德国到丹麦，直至丹麦入狱和艰苦生活的这六年经历为主题的小说《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

三、“另一座城堡”：伦理困境的挣扎

二战后，法国知识界、出版界以及读者市场对其作品的排斥，以及对其早期自传性书写中的隐藏的种族主义言论的道德批判，让塞利纳面临背水一战的境地，因而他不得不放弃了原有的伦理取向与判断，转而选择他最为擅长的写作领域，即回归到战争主题的书写。塞利纳对当时这一热门题材的判断与临时转向，从读者接受与市场偏好上来看是相当准确且明智的，让法国陷于前所未有溃败与恶劣处境的二战中的个人伦理选择依然能够引起法国人的浓厚兴趣。《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以下简称《城堡》）1957 年在法国出版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使得作家“东山再起”，笼罩在他自传性书写上的沉寂一夜之间被打破。

虽然选择的主题类似，也同样是以他最为熟悉的第一人称叙事，但《城堡》的自传性书写还是与早期的《长夜行》《死缓》等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在复杂的社会伦理冲突中凭借自传性的叙述“外衣”，赋予生活和艺术更多的自我意识，从而《城堡》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自我辩护的目的。小说以“锡格马林根—丹麦—默东”三个典型地理空间来结构全篇，但在具体着墨力度上却并不一致，对在德国锡格马林根维希临时政府的那段仅仅停留四个月的经历耗费最多笔墨，并且在这一部分的自传性书写中的变形与扭曲成分最大，从这一带有倾向性地选择也可看出，步入老年的塞利纳在书写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城堡》正式出版时，伽利马出版社在宣传稿中写道：“二十五年前，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新者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横空出世……他在这部新作的书名中说到的城堡是痛苦之地，幽灵出没，而这些幽灵便是战争、仇恨和苦难。塞利纳作为城堡主三次现身，在锡格马林根有贝当和他的部长们相伴，在丹麦单人牢房里被拘押了十八个月，然后又在一个破败的农庄里待了数年，然后在默东给少得可怜的那几个跟他一样穷困的病人看病……塞利纳用奢华的喜剧笔调描写了疯狂的德国人，维希政权的部长们和很快就要站在最高法院被告席上的贝当。”①［法］塞利纳：《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金龙格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年版，译本序。从当时的宣传语中可发现明显的伦理倾向性，几乎是刻意忽视了二战期间塞利纳的反犹言论与亲德证据，更为讽刺地是最终站在被告席上的除了维希政权的部长们，还有与他们一起在锡格马林根生活过的塞利纳。宣传语与塞利纳在《城堡》中的表述是非常一致的，他认为自己“永远是激进的种族主义者的替罪羊”，名誉受损的程度远超“那个把病人放进炉子里焚烧的佩蒂奥”②［法］塞利纳：《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金龙格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年版，第11、13 页。佩蒂奥，法国医生，1942-1944年间他在巴黎的诊所里谋杀了27个人，把他们放进锅炉里烧，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由此可见，塞利纳试图在《城堡》中重新塑造其在文学世界中的形象，意图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孤单个体”以及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可以说，他是以一种“自我虚构”的方式将自己放置在一个个被禁锢的“城堡”之中，在这三个不同的城堡空间中充斥着的仅仅只是战争的痛苦与流亡的绝望。

除此之外，塞利纳对在《城堡》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形象的设定与塑造也皆有为其曾经的道德判断作出辩护的倾向，例如通过用影射与化名的方式质疑法国文坛上炙手可热的知识分子，从而实现对主人公“塞利纳”行为方式的合理性解释：“他们那些人，拉辛，卢库姆，塔特，施韦泽，他们在这里讨钱……在那里乞求施舍……钞票和诺贝尔奖都是来者不拒！……财源滚滚！饱食终日，脑满肠肥，就像戈林，丘吉尔，还有菩萨！”③［法］塞利纳：《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金龙格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在这里，卢库姆、塔特分别影射的是当时伽利马出版社的主编让·波朗（Jean Paulhan，1884-1968）和在20 世纪50 年代已经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界一面不可取代旗帜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④在《城堡》中，出现了多处对萨特的从样貌到形象的嘲笑，与塞利纳在二战时期所写的反犹小册子中出现的侮辱性词句类似：“下巴耷拉，屁股肌肉松垂，酷似瘦肉酱，戴着副眼镜，浑身发臭，真是罄竹难书！”等。。

另一重要妥协体现在作家在《城堡》的回忆“移植”中，他多次强调，在流亡德国，生活在维希政权下，但始终未与贝当有过直接见面的机会，也从未像当时广为流传的小报论调所言：他是贝当的私人医生，“贝当嘛，我从未接近过……我宁可去死，马上就死！”除了在全书多个篇章中不间断地进行否认，甚至更进一步开始对维希政权和贝当进行诅咒式地谩骂：“他们把贝当干掉是对的！”⑤［法］塞利纳：《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金龙格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25、171页。塞利纳在锡格马林根的回忆中强调他在此期间，所有的精力都用于给另外的法国流亡者，而非维希政府工作人员的医治上，对他的罪责判定是极为不公的。在《城堡》中的这些自我辩护引发了当时极右翼群体的不满与愤怒，加之进入五十年代后，法国右翼知识分子群体大伤，从德雷福斯案件开始的左右翼之间力量的均衡被完全打破，如此一来塞利纳在此时的否认与谩骂，无疑被视为一种对原有立场的背叛。尽管在《城堡》的自传性书写中体现出晚年的塞利纳在常年生活打压后，对回忆的“移植”有了更多的道德考虑与伦理秩序的规约，但是在《城堡》出版之后，作家又多次在新书的推广访谈中，继续强调自己不曾更改过种族主义的立场，认为他在二战前的那些反犹“小册子”才是“写给法国人的唯一的一本书”。在“德国流亡三部曲”的后两部自传性书写《北方》和《里戈东》中，这一坚固的反犹信念又再度出现，甚至于在最后一部小说《里戈东》的结尾，他重申对犹太民族的放任将会带来白种人的消失。

在其自传性书写中的种种伦理悖论所造成的伦理混乱，给人物也带来了难以解决的冲突和矛盾，从《长夜行》到“德国流亡三部曲”，从“茫茫黑夜”的漫游到流亡逼仄无光的“另一座城堡”，一方面塞利纳将其关注点聚焦于超越种族的人类自身，如战争的残暴，殖民统治的陈旧，工业革命对人的异化，生存环境的恶化等；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积极的种族差异的宣传者，时时刻刻在其自传性书写中透露出依附于“种族”的重要性。这些冲突造成了塞利纳自传性书写的主要伦理困境，在作家的创作自由上，他力求自己完全顺从自己的“小乐曲”①Henri Godard，Poetique de Celine，Bibliotheque des idees，Gallimard，1985，p.13.，也以此自身诉说完成了其作品在逻辑、语言和文法上的革新，并打开了通向其他意义的大门，但如何面对“小乐曲”中的不协调音，成为塞利纳所有自传性书写中难以摆脱的伦理选择困境。

早在《长夜行》出版之时，法国著名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888-1948）就曾预言“上帝创造塞利纳就是为了引起愤慨与争议的”，时至今日，这些愤怒与道德指责仍未停歇，塞利纳也曾在他生前最后的采访中消极表示“不指望后世的法国人会公正地看待他”②Jacques Darribehaude，Jean Geunot，Louis-Ferdinand Celine，The Art of Fiction No.33，The Paris Review，1964，issue 31.。但这些评价都难以否认塞利纳自传性书写具有里程碑式的“无人效仿过”的革新意义，菲利普·罗斯（Philip Milton Roth，1933-2018）曾说“塞利纳是我的普鲁斯特！即使他的反犹太主义使他成为一个令人难以容忍之人，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③Adelaide Docx，A Gentler Celine，The New Yoker，2013.5.27。。他的自我诉求、辩解与控告所造成的伦理身份的游移，以及伦理困境的陷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在战争这一特殊的伦理语境下，整个欧洲文化的多元复杂性与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焦虑与迷茫，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许多与塞利纳同时代的大作家也都有过死亡、战争、恐怖、酷刑、流放的经验。但是这些可怕的经验，他们是在边界的另一边经历的，在正义的那一边，在未来战胜者的那一边，或是顶着光环的受害者的那一边，简而言之，就是在光荣的那一边……可是塞利纳他周遭的一切被削减至静默，他是唯一发声诉说这种极其特殊经验的人——在这经验里，人们完全没收了生命的排场。”④［捷克］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