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策层往往会认真倾听和对待。另外，有些情形相对少见，专业性强，相关部门感到对事态和特定处置措施的后果不太有把握时，学者们的专业性建议会起到重要作用。

在那些重大政策的产生、庞杂事务的处理中，中国最高领导层是如何进行决策的？高层意志扮演什么角色？专业学者智囊又是如何影响政策形成的？曾在中南海任职14年、服务国务院原副总理刘延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详细披露了政策背后的中南海决策过程，为外界了解一个立体的中国提供了近距离视角。

有些事需要最高层下定决心

现实中，那种各方面完全达成一致的重要决策并不多，许多问题靠讲理论、讲理念也不能彼此说服。因此，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要由高层定夺。以环境保护措施为例，虽然恶劣环境事件不断发生，舆情反映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很大，加快治理的诉求迫切，但真要行动时，就有许多担心和疑问，例如影响了经济增长、增加了投入等。这些争论各有道理和立场，学者们的观点也不一致，前提和结论并不相同。

一方的观点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公平。影响经济效益好理解，影响社会公平的逻辑是：富人讲究生活质量，穷人需要增加收入。因此，环境保护偏向富人的诉求;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环境保护既有公平也有效益，富人有办法保护自己，例如只喝瓶装水、只吃绿色食品甚至移居等，而穷人只能承受污染的种种恶果。最终并不是争议中的各方统一认识，而是最高层下定决心必须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作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判断。此后，严格的环保措施才能出台和有效实施。

试点，推进改革的有效途径

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试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此重视试点，除了“尊重地方和基层的经验、智慧和首创精神”的基本理念外，还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新的制度或政策的实施效果还看不准，需要进行小范围实测，观察实效和完善改革方案。大部分试点都属于此类;第二，表明此事仅在小范围试行，有进退余地，容易与持不同意见者达成妥协;第三，允许地方因地制宜推进改革。各地情况差距大，工作基础不同，有些政策不一定适合所有地方，或者不能同时起步，就以试点的方式分批分期推进，例如高考改革;第四，有极少数试点是具体部门的“缓兵之计”，当改革呼声很高，来自上下的压力很大时，先说开始“试点”缓解压力，再视情况决定后续政策。概括一下，试点能够积累经验、测试效果、突破障碍和缓冲压力，是推进改革的有效途径。

学术界的意见有较强助推力

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策层往往会认真倾听和对待。1999年起草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文件时，研究机构和学者写给起草组的研究报告、意见和建议有上百份，绝大多数认为国有经济改革必须有实质性进展，不应该在一般性行业中与其他类型企业竞争。这个“意见包”对改革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有些情形相对少见，专业性强，相关部门感到对事态和特定处置措施的后果不太有把握。此时，学者们的专业性建议会起到重要作用。

还有一种情形是，学者们提出一些重大建议时，问题看得透彻，思路和道理都正确。但是，决策者们还希望能看到对实施中可能碰到问题的分析和對实施成本的评估，把握好措施的轻重缓急。例如，现在有学者批评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努力救助企业，使市场不能发挥淘汰过剩产能和落后企业的作用，导致问题积累。实际上，当时多国政府都有类似行为，国家之间有合作但更多的是博弈。既有“以邻为壑”，也有“为己筑坝”，为防止本国产业受影响而投入巨额资金，导致了全球性货币宽松。当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债务链时，政府必然担心多米诺骨牌似的问题出现，难免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一起挥动。学者们当时和后来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比较完整、可操作、能避免最坏情形的方案并不多。当然，专家们道理讲得透彻，也能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影响，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确定政府干预是否合理，并不容易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中国40多年繁荣的源头。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快了就容易不稳，因此调控十分有必要。特别是GDP竞争压力下的地方政府，既有不当干预企业的行为，也有为企业赋能的动力和能力，能够助推企业进入市场并增强其竞争力。就连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巨型企业，成长初期也得到过地方政府的诸多支持。过去几十年，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后来人们指责的“坏”政策往往是那些实施过久的“好”政策。所以，原则上讲政府干预要合理是对的。但是在每一件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时候界线并不清楚。

（《江小涓学术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