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永亮 李文鸿 吕思泓

1．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济宁 273165；

2．嘉应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传统武术发展遭遇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提及传统武术传承，“濒临消亡”、“日渐萎缩”等关键词屡见不鲜。以此观之，在过去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逝去之后，武术这项民族瑰宝似乎行将以“游魂”的型态存在，这对于一项优秀民族文化遗产而言是莫大的悲哀。传统武术的困境由来已久，可以说，传统武术衰靡的历史起于百年前开始的对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历史轮回，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较大成就的今天，面临的问题又回到如何在现代社会复兴传统武术（文化）。

传统武术复兴的根本在于传承，即师与徒人际关系的构建、维系和扩展，是实现武术空间性“传播”的基础。[1]传统武术变迁的历史也是武术人城市化和城乡互动的历史，城市化曾一度促进了武术的繁荣发展，也在今日成为横于传统武术（人）面前的一个难题。近年来，传统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受到重视，当代中国“转型与断裂”结构变迁中社会分化与流动进入学界城乡互动研究的视野，随着现实中农村“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乡互动成为武术发展的历史机遇。

1 学界对传统武术传承的思考

传统武术传承困境实质是传统遭遇现代的不适，学界对其关注始于本世纪初，以周伟良先生的《师徒论》发端，从师徒关系入手讨论，奠定了“甄别取舍”的基调。[2]此后学者提供的建议大体可分为几类：第一，主张加大师徒传承力度；[3]第二，主张批判继承师徒制与学校教育精华，[4]服务武术传承，主张坚守传统和顺应时代两条腿走路，[5]有折中主义倾向；第三，从外部因素着手，重视国家推行的非遗保护，[6]从传承人保护出发，提出诸多建议，尤其主张依靠法治，[7]保护文化生态和文化空间，志在实现传统武术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真实、全面、活态的继承，[8]走“文化回归”之路，[9]表现为复古主义的倾向。

学界针对传统武术传承问题产生的争鸣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原生态”的争议。认为原生态并非昨日重现，而是在于能够“唤起特定族群共享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认同”的“次生态”文化。[10]第二，对竞技武术产生的影响褒贬不一。有的持坚决否定态度，[11]有的主张“协调论，”[12]有的则从发展与辩证的视角看待武术发展变迁，认为竞技武术是武术随社会变革所进行的“解构”和“建构”。[13]从学者共识来看：首先，师徒制对武术传承具有积极意义；其次，传承人群体的日渐萎缩问题首当其冲；再者，给出的建议主要围绕非遗保护和文化生态重建展开。概言之，学界对传统武术传承的思考更多地囿于武术自身，从更广视角对传统武术城乡关系探讨较少，且其观点停留“在对乡村武术进行城市化演进”、在城市中再现乡村传统的层面。[14][15]在认识师、徒、时空传承要素的基础上，探索促进传统武术发展的城乡互动之策，不失为一种具有新意的尝试。

2 师、徒、空间：传统武术传承三问

近代以来，精英城市化潮流中，乡村传统武术人才大量抽离。时至今日，师与徒无论在时空还是在社会流动上均呈现互寻困难、互动不易的局面。

2．1 师父何在

任何一个行业都伴随着人的社会流动，武术亦然。这种流动的动力在于行业内层级的不同，外部则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关系密切。从初现“套子”武术的宋代开始，城市中的勾栏瓦舍就是武术人的集聚地；清朝武术家向京津沪等大城市甚至宫廷流迁，正是武术人追求自我实现“往高处走”的明证。武术人的城市化流动在清末民初达到高峰，[16]因为这一时期的城市已非传统意义的城市，而是在受西方文化影响下逐渐进入现代化的转型期，城市不仅意味着生存机会的增加，更意味着同行业组织关系的复杂。武术人城市化的进程一直延续至今。如果说古代武术人流动包括民间江湖和官方武举两大渠道，那么，1905年武举废除后，武术人的社会阶梯非但未变得狭窄，而是更加宽阔，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教育制度引入后武术成为新学中的必修内容（1915年武术正式进入学校）。科举变为新学，新学逐步变为今日的高考，为武术人进入国家教育平台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尤其是近几十年）也使得很多武术人在教育制度指挥棒下“弃武从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武术人城市化的另一方向是“竞技化”，即进入民国时期的“国术馆系统”，延续至今变为“武术院”或体工队。与教育化路径类似，这也是武术人进入官方的又一重要渠道。

正是得益于民国时期武术教育化、竞技化和社会化的巨大推进，我们得以看到现今很多“学院派”的武术名宿，但随着张文广、蔡龙云、温敬铭、刘玉华等老一辈学院派武术家的离世，处于国家最正式平台的教育界武术名师日渐稀少。武术院或体工队序列同样存在名师凋零、青黄不接的问题。名师是时代性与个体特殊性完美结合的产物，在社会发生巨变的今天，正如前述，武术传承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名师辈出。

2．2 徒弟何在

师父或身居城市，或渐次远去，徒弟何在？昔日徒为今日师，师徒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今日师尚为人之徒的历史上，尤其在清末国门洞开以前，尽管“重文轻武”屡为民不尚武的依据，但长期抑商重农的统治原则也为武人能武提供了保障。安土重迁的农耕社会使得武术人可以在往复循环的周期性社会中保持职业的稳定性。反观今日，社会的巨大变迁破坏了传统武术的“原生态”。其一，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农村人口大量以“农民工”身份流向城市。从2009年数据看，农民工群体以16岁到30岁之间的青壮年居多（61.60%）。[17]可以想见，能够作为武术传承者的农村青壮年很大一部分为生计背井离乡，即便胸怀武术梦，也会因不能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而放弃。如此，“都打工去了，谁还练武啊！”“练武能当钱使吗？”也就成为实地访谈中人们对无人习武给出的最多的解释。其二，武术传承被官方力倡者寄望于教育，而当前我国教育因先前的独生子女政策而“贫病交加”且缺乏“分流之策”，[18]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对青少年而言从事体育活动的时间被挤占，更遑论武术爱好！无论从社会还是学校来看，武术的传承均面临“徒弟难寻”的境况，一者追求生活的改善，一者追求地位的改善，即便有对武术的爱好，也只能是隐而不彰。这是爱好者流失的过程，与师父的远去同时发生，且旷日持久，武术的荒凉之景由此而成。

2．3 空间何在

简言之，现代社会之前，武术人及其传承武术的空间包括民间和官方两个场域。[19]民间即由上至游侠世界，下至勾栏瓦舍的“街角社会”、恩仇交错的帮会、“绿林”所型构的被称为“法之外社会”的“江湖”；官方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武举。随着社会的变迁，江湖不断退格以至消失：一者，大众娱乐形式的多样化直接导致了武术表演形式的消弭；二者，现代运输技术的飞速发展取代了保镖行业；最重要的是，江湖社会因其行为准则与国家权力的法治要求格格不入决定了它日渐萎缩的命运。而武举也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1901年宣布废止。

进入现代，武术在经历与民族主义紧密拥抱后，终于被武术人以与西方体育拮抗的姿态重新推上官方平台，于1915年正式进入学校，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一直保留至今。尽管近代以来武术的教育化为武术传承开辟了一个相当体面的空间，但时过境迁，武术很难像古代那样因其不可替代的军事意义而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只能从属于“体育”框架之下，成为众多体育项目之一。如今“江湖”变为从东洋舶来的“社会”，江湖暴力被人们日渐增强的法制观念所取代，武术以身体暴力平衡社会秩序的功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竞技与健身。随着民国时期武术竞技化的开拓和延续，武术人的身体技艺传承找到了新的空间——赛场，性质有官方亦有民间。在武术竞技化萎靡不前之后，人们在全民健身的号召下，又以武术“益寿延年”之效将之传承于社区、公园。社会变迁带来传统武术新空间的开拓，同时也使西方体育文化对本土体育文化空间的争夺如影随形，气势之凶使得传统武术在教育、竞技等诸多领域节节败退。[20]空间的开拓伴随着外力的挤压，传统武术生存空间整体呈压缩之势。

从武术传承空间的变迁史观之，很难说武术是否“降格”，武术的变迁与科技变迁似成相反之态，社会的需求是使其发生变迁的根本原因，其传承存续也应以时代需求为导向，不同时代对武术的需求程度有异，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武术的兴盛与衰颓。

3 城乡互动：传统武术传承一解

基于“三问”和城乡互动的理论思考，2016年7月2日-8月2日笔者先后赴山东东营广饶县东北西村、胶州市铺集镇铺上二村对地弓拳和三铺龙拳进行田野调查，观传统武术之变，以寻传承之策。

3．1 传统武术之变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突出表现为农村生活的现代化、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人口流动急剧加速，人们对于追求财富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对传统武术来说既是挑战也有机遇。经历农村发展的巨变，传统武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传统武术传承人从民间武师转型为现代行业的从业者，如地弓拳掌门人李金顺以祖传中医为基础，从村诊所赤脚医生逐渐成长为东营肛肠病医院的院长；而三铺龙拳掌门人刘正海则是胶州一中体育教师（现退休）。从弟子构成来看，一者是武术爱好者，但同时以其它职业为生，这一类以成年人居多；一者是青少年，以取得优异成绩后考学为习武目的。第二，传统武术从以前的御敌防身技艺转变为健身、升学的公共文化资源。从地弓拳传承历史来看，它是清末义和团将领黎银，在山东省胶州市铺集镇铺上二村“稍门里”藏身避难当长工时所流传下来的一些短打实战动作，后经刘正海先生改编、整理，形成练养结合的功法体系，以武术竞赛、体育高考、大众健身为主要传播途径，其功能也已发生巨大变化。地弓拳也同样与义和团渊源颇深，李金顺在美国参加交流时说“这个拳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带有军事色彩，很多对打，都是跟在战场上打一样，和拨刺刀、搏击一样。”而如今，除了基于保存传统将这些动作融入套路、服务散打竞赛以外，李金顺带领的地弓弟子们也在探讨拳术与中医结合的养生方法。从以上变化可见，传统武术的传承谱系人员少有单纯以武术为职业者，武术对他们来讲或为终生所好，或为人生进步的阶梯。武术在当代传承过程中的去向以社会和学校为主。除此之外，武术的功能因社会需求的改变而发生健身化和养生化的改变，这一点从三铺龙拳义务服务村里的群众健身而创编健身功法可见一斑。从事物演变的宏观规律看，传统武术功能的复杂化可以看作是其技击功能社会适应度日趋弱化后的“代偿”反应。[21]

3．2 城乡互动之势

传统武术城市化在使传统武术抽离乡村的同时，也为当下传统武术发展提供了反哺之力。三铺龙拳的介绍中提到，刘正海老师受到鸳鸯门派掌门人姜周存教授的亲自指导，又受国际武术A级裁判吴秀美老师的点拨。而姜周存先生现为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师从民国青岛市国术馆名宿周永祥、周永福先生。这一点至少可以反映两个问题：第一，姜师作为武术爱好者（原为篮球专业）在以个人努力进入大学后成为以武术扎根城市的第二代，在高校举行的培训班与刘相识并建立联系，成为沟通民间与城市武术的桥梁，可视作武术城市化后反哺民间之例。第二，刘正海的三铺龙拳已经跨越城乡界限，积极从城市武术人之处吸收营养。地弓拳的李金顺也经常参加政府组织的海外交流、国内外比赛。可见，传统武术传承人的视野绝不限于乡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现有的城乡交流和互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刚刚过去的7月12日，三铺龙拳被授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为此刘正海先生大摆筵席，与众弟子欢聚相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背后有可观的资金支持，自然对其发展大有助益。但正如我们常说的，这仍然是国家、政府“授之以鱼”的支持和保护方式。那么，在传承方式、社会需求发生巨变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作为，使传统武术在城乡互动中跨越城乡区隔呢？

3．3 城乡互动之策

不可否认，当前传统武术的多数优秀资源集中于城市（尤其是高校），“高手在民间”一说只不过是民间高手稀少而偶被认知时所发出的一种感叹。百年变迁过后，城市已成为许多名师聚居、传承武术的阵地。其实，政府也有意在推动城乡互动的举动，如山东省武术协会举办的“太极齐鲁行”活动等。但仅仅一次活动难以发挥长效作用，如何建立城乡武术互动交流的长效机制，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3.3.1 建立平台，聚集潜在爱好者

武术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动辄全民皆武的推行，并不是推动武术发展的可行之路，真正发现并聚集“潜在爱好者”，使之投身武术习练，才是我们发展武术的根本任务所在。[22]从武术赛场看台观者寥若晨星的现状看，效仿西方竞技体育模式的成果差强人意，如何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重建符合武术自身特征的“武术共同体”，是当今武术人面临的重要课题。以笔者之见，当今日趋发达的互联网为这一构想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效仿购物网站的O2O模式，建立武术界的“淘宝”，将大大缩小师与徒的时空距离和城乡之隔，有效解决“师难寻，徒难觅”的现实困境。

3.3.2 因势利导，介入全民健身

随着农村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体育空间逐步实现现代化、规范化，健身广场几乎坐落于每个村庄，农村居民的健身热情被重新唤醒，这是农村在经济城镇化之后生活方式城镇化的迅速跟进。通俗地说，人们在有钱之后开始思考如何提高生活质量，闲暇生活的健身成为许多人的首选。那么，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农村在具备从事体育活动的空间后，一是广场被广场舞占据，极少有从事其他健身活动者，健身项目单一；二是从事体育活动人员年龄结构偏中老年，少有年轻人参与；三是体育锻炼者中绝大多数为女性，男性极少。而武术传承所需要的“应然”，是形成良好的传统武术练习氛围、众多年轻人参与、不过分区分性别。然而，实然与应然并不榫卯相合。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广场舞的简单易行更易被人接受；第二，当前农村经济仍处于“上升期”，年轻人迫于生活、学业而难以分身；第三，女性更易、更愿融入展示性的集体健身活动之中。无论如何，农村在经历漫长的篮球场被农事占据的时期之后，重塑了体育空间，焕发出健身热情，对于武术的介入无疑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3.3.3 精英领衔，服务日常生活

武术只有融入社会生活之中，切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在日常生活及非日常生活之中真正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间。[23]传统的复兴不是朝夕之间的事，引导、支持尤为重要。在农村，尤其需要处理好国家、地方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李金顺、刘正海等传统武术人无疑是这项事业的关键。形式上，他们是武术的传承者，实亦肩负着开辟武术传承的政治空间、营造武术传承氛围的重任。传统武术的复兴有赖于乡村传统文化的复兴。融入乡村传统节庆仪式，以服务地方发展、地域文化复兴等方式融入乡村生活的秩序，似为乡村传统武术复兴之途。总之，当前需坚持城市资源反哺、国家引导、精英倡导与大众需求有机融合的传统武术城乡互动传承之策。无论是潜在爱好者的聚集还是取得行政权力的支持，必然要求传统武术人走出乡村，致力于城乡武术沟通和交流，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顺应新型城镇化之大势所趋，传统武术才会在服务于大众公共体育空间建设中重获生机。

4 结论与展望

今天的乡村早已告别原生态而进入与城镇趋同的“后乡土社会”，传统武术要发展，黄聚云所倡导的“再生活化”[24]势在必行，传统武术及一切民族传统体育形式不仅需要“适应”变迁，更应该积极主动寻求城乡资源的“互动共生”。随着社会变迁和乡村城市化的推进，武术资源流向将会也必然会从“乡村—城市”过渡为“城市—乡村”的流向，并在此过程中发生资源要素的分化与重构。农村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决定了传统武术现代化必定依靠城乡共促互融、互动发展，而绝非“原生态”的复古。城乡差距是传统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农村发展遵循从物质到精神的渐进过程，传统武术的城乡均等化是城乡经济趋同后的“副产品”。随着乡村经济发展、文化生活城市化等客观条件的转变，武术暴力功能将持续消解，在城乡资源共享中嵌入“潜在爱好者”的现代生活，是传统武术繁荣复兴的核心议题。传统武术现代传承应坚持“以城带乡，城乡互动，融合发展”的城乡互动实践路径，从根本上重建一种可能贯通古今且面向未来的发展机制。传统武术谱系涉及多个角色，受多重因素制约，需要在正视、检视、重构中，协调各部分之间的城乡关系。具体而言，应以资源反哺为前提，多面向融入乡村现代化进程；构建具有自身结构特点又与其它文化形式相互依存的实践空间，体现武术多元价值；应在不断的反省、发掘、重新诠释中，积极融入新型城镇化变迁，构建国家-地方精英-武术谱系良性互动的动力机制；在多元文化融合中实现其精神价值或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