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人有各种死法。他是怎么死的？得病死的，老死的，意外事故死的，叫人弄死的，犯重罪处死的，中毒死的，气死的，还是自我了结死的，等等等等，这些种死别人都能知道。可是我二表哥是哪一种死？为什么死？死在哪儿？没一个人知道，只有我知道。只我一人知道。

一

今天我兴致勃勃起个早，连吃早点都怕耽误时候，只把两个杂合面的菜饽饽用手帕一包，掖在一个硬邦邦的帆布兜子里。兜里边还放一大瓶白开水，两块破毛巾，一盒红星牌的铅弹。布兜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气枪绑在横梁上，一双长筒的黑胶靴用布条结结实实捆在后衣架上。胶鞋滑，用圆轱辘的绳子捆不牢，就得使布条捆。行装备齐了，双手推着车把兴冲冲地出了家门。出了门一拐，进了旁边一条胡同。这条老胡同太烂，地砖东倒西歪，不好走车，便把车子往墙边一靠，跑进去，站在一座两层的小楼前面仰着脖子喊：

“二表哥，该走了！”

二楼上一扇窗子“啪”地打开，露出一个圆乎乎的脑袋，红红的软脸，像个西红柿。他瞪着一双小眼儿，压着嗓门儿说：“别喊，人家都还睡着。”又说：“等会儿，我还没吃完呢。”

二表哥是我姑家的。自来我们两家就挨着住。我家守着胡同口，他家在胡同里边。后来我们两家的老人都走了。我们下一代依旧还住在这儿。八十年代前，人是很少搬家的。

我等了好长时候，二表哥才推车出来。据说他这种不紧不慢的性子，是叫他干了半辈子的装配手表的活磨出来的。可是也别嫌怪他肉脾气，他打鸟的本事叫我着实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