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内容摘要】任何与故事、情节、关系、结构有关的叙事问题都可以借助“戏剧”这一诠释模型加以认识，即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发生过程及其“剧本”系统，这使得戏剧具有了隐喻意义上的认识论功能。新修辞学者肯尼斯·伯克提出了著名的戏剧五要素，即行动、行动者、手段、场景和目的，由此拓展了修辞批评的戏剧主义模式。戏剧五要素理论建立在戏剧模型之上。由于戏剧的本质是事件，因此戏剧五要素理论可以被应用于修辞叙事或者图像故事之中，即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其中要素的配对情况，揭示图像的修辞动机，进而洞察视觉修辞得以发挥作用的机制。

【关键词】图像叙事;戏剧五要素;修辭批评;修辞动机

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的行为和动机？诸多社会学者将目光转向戏剧及其剧场结构。戏剧与生俱来的叙事属性决定了其认识论意义上的想象力——如同一个典型的隐喻“装置”，戏剧意味着一切叙事的元模型。简言之，任何与故事、情节、关系、结构有关的叙事问题总可以借助“戏剧”这一诠释“基模”加以分析和把握。进入视觉文化时代，图像深刻地参与到社会叙事系统之中，人们得以在图像维度上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相应地，图像叙事便成为一个亟待探索的学术命题。例如，作为一种典型的图像叙事“文本”，图像事件（image events）成为当前舆论场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戏剧”形态。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媒介事件，图像事件是一种经由图像符号驱动而生成的公共事件，其本质表现为一种视觉修辞实践。其中，围绕图像符号展开的各种“展演”行为本身就铺设了一个戏剧性的媒介场景。如何把握图像叙事的“戏剧”结构，又如何开展图像叙事的修辞批评？本文立足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理论，将其拓展到图像议题领域，尝试解析图像事件运作以及图像话语生成的视觉修辞机制。

一、戏剧：理解社会现实的隐喻模型

戏剧所包含的诸多元素，表面上存在于情景之中，但实际上拥有创造情景的能力，由此编织了一张“叙事之网”。戏剧发生的基础是戏剧性。戏剧性主体上表现为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变化结构。现实生活的运行过程同样体现出一定的戏剧特点和戏剧性内涵，因此我们可以在“戏剧”维度上想象日常生活的“情节”形式。具体而言，社会的形成依赖于系统中各种要素的“结合”方式及其关系。现实运行过程之所以存在特点、机制、法则和规律，一方面是因为现实本身存在一个可供辨识和分析的戏剧“结构”，即意义存在的发生装置，另一方面则源于戏剧和现实拥有共通的“戏剧性”，二者本质上遵循的是一种叙事的“语言”。正因如此，戏剧如同社会运行的“缩影”，蕴含着人类行为的发生过程及其“剧本”系统。换言之，人类历史就如同一场戏剧，其中的潮起潮落、变幻莫测与爱恨情仇本质上都是“展演”出来的一种“情节”。当戏剧作为一种喻体资源进入社会认知范畴时，其便成为一种通往现实认知的转义生成模型或跨域映射装置，相应地，我们可以借助“戏剧”这一分析工具来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理解社会文化的生成方式。大卫·宁（David Ling）因此断言：“用戏剧舞台的语言来讨论出现在一个人面前的这些场景是恰如其分的，当看到类似的场景出现时，他会想出一些策略来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①

通过戏剧模式来认识和理解社会一直是西方理论的传统，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和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分别将戏剧模式发展为修辞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如果将戏剧理解为一个事件，那么事件可以简化为由五要素——行动（act）、行动者（agent）、手段（agency）、场景（scene）、目的（purpose）构成的一个关联体或结构体，即伯克所说的“五位一体”（pentad）。戏剧五要素讨论的是修辞者如何利用语言对修辞情景进行阐释，以及对相关要素进行搭配组合以实现其修辞动机，即“在解释动机时，你必须有一些词来命名行为（发生了什么事），有另外一些词来命名场景（行为发生的背景），还有一些词指明什么人或什么类型的人实施了这一行为，他运用了什么方法或工具及其行为的目的”②。显然，戏剧五要素创设了一个隐喻意义上的关联结构。正如伯克所指出的那样，人们通过运用修辞来构成和表达他们对于处境的独特见解，并通过建构一种对自己有利的现实来影响别人的观念或行为。③

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脉络和结构中，五大要素并非嵌套在一个稳定的结构中，而是伴随着话语网络的变化而呈现出一种流动状态和勾连结构。例如，“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之所以会发生“反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事件存在并形成的要素关系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就是重构了新闻事件的理解方式。具体而言，当监控视频（手段）作为一种“证据”出场时，其究竟有何用意（目的）、何时出场（场景）、表现什么（行动），往往重构了话语主体（行动者）之间的论争结构，从而在冲突性的话语系统中重新定义了一种“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反转”并非仅仅体现为某个要素的变化，而是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意义偏移——这种偏移建立在要素关系的变化之上，其目的就是在修辞维度上改写新闻事件的戏剧“结构”，以此重置主体之间的认同结构。

二、修辞动机与戏剧五要素

“五位一体”中的两两对应关系被称为“关系对子”或“关系比”（ratio），而不同的两两对应关系会形成不同的修辞阐释和修辞动机，从而带来差异化的修辞效果。具体而言，五要素以不同的方式两两组合，可以形成十组基本的关系对子：行动-行动者、行动-手段、行动-场景、行动-目的、行动者-手段、行动者-场景、行动者-目的、手段-场景、手段-目的、场景-目的。

关系对子中的两个要素互换顺序，又可以构成另外十组关系对子。在关系对子中，不同的要素顺序构成不同的因果关系，并最终导致不同的阐释动机。在“行动-行动者”这对关系中，行动决定了行动者，行动者的性质就被行动规定。例如，撒谎的行为决定了其行为实施者就是撒谎者，这是一种指控修辞。如果将这一关系对子中的要素颠倒过来形成“行动者-行动”，那么行动者决定行动，行动者的性质决定行动的方式。例如，假如一个人是医生，那么救死扶伤就是他的天职，这是一种伦理修辞。就“行动-场景”这对关系来说，行动造成了某种局面，这是一种责任归因，如“他这样做会让大家很尴尬”;而“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那样做”则意味着场景决定了行动，它运用的“场景-行动”这一关系对子则是一种责任推卸。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环境决定生物进化的观点，就是“场景-行动者”对子的典型例子，展现的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立场。④进一步讲，五要素所强调的重点均不相同，如行动强调责任、行动者强调伦理、手段强调条件、场景强调被动、目的强调品质等，正是通过凸显不同的因素，戏剧结构中的事件才被置于不同的意义脉络中。至于在某个具体的修辞事件中应该选择哪些要素进行搭配，则需要修辞者根据事件中的有利要素以及自己的修辞意图进行判断。归根结底，搭配组合要素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受众对修辞者的认同。

虽然视觉图像中的符号基本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图像对不同要素的“着墨”总会存在差异，由此就构成了对某些侧面的凸显或隐藏，呈现出不一样的修辞效果。比如关于一场车祸的呈现，司机鲜血淋漓的图片会凸显“场景-行动者”这一关系对子，表明他也是车祸的受害者。而展现司机行动的后果——乘客的惨状，则容易将“行动”与司机作为“行动者”的身份组合成对子“行动者-行动”，从而引发公众对司机责任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静态图片的视觉修辞中，由于各要素之间不具有语言修辞那样的线性逻辑和时间先后关系，要素的兩两配对依赖受众的选择和组合，因此修辞者只能通过尽可能凸显某项要素以使其占据支配地位，进而实现修辞动机的准确传达。

三、图像叙事的戏剧主义批评

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不仅是对现实的一种表征，而且作为一种积极的行动要素参与社会议题的建构与生成。当图像处于叙事的核心位置时，它便创设了一个事件，而戏剧五要素则意味着一种较为普遍的事件分析方法。我们不妨以摄影记者解海龙拍摄的照片《大眼睛》为例，对戏剧五要素批评加以具体解释。该照片通过凸显苏明娟的大眼睛，刻画出农村孩子渴望上学的内心世界，实现了解海龙意图让公众关注农村教育发展的修辞动机。如果将这张照片作为一种修辞叙事进行分析，其戏剧五要素就包括：行动者——苏明娟，行动——上学，手段——社会救助，场景——农村教育现状，目的——改变命运。各要素之间可以配成如下对子：首先是“行动者-行动”，即农村儿童理应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是一种规范修辞;其次是“行动-行动者”，即苏明娟渴望上学，她是需要被关心的儿童，这是一种定义修辞;再次是“场景-行动”，即农村教育落后导致苏明娟的困境，这是一种受害修辞;还有“行动者-目的”，即苏明娟的眼神显示了其渴望改变命运，这是一种期待修辞。

照片《大眼睛》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苏明娟的眼神，她的直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观看者的内心追问。相比之下，在“我要上学”系列照片中，“大鼻涕”胡善辉、“小光头”张天义的照片的传播力则稍逊一筹，这与照片所形成的主要修辞动机不无关系。照片中的两人在认真地听课学习，均未直视镜头。认真学习是一种“行动”，其与画面中的人物形成了“行动-行动者”关系对子，其主导性的修辞动机是将行动者界定为“认真学习的孩子”。而苏明娟眼神直接指向了观看者，与观看者产生了交流，其眼神里的内容是不确定的，蕴藏了努力、无辜、渴望等内涵。苏明娟的直视与关于农村教育的“场景”配对，就形成了“场景-行动”关系对子，实现了关于“困境”的修辞动机;它与关于改变命运的“目的”配对，就形成了“场景-目的”关系对子，实现了关于“希望”的修辞动机。当然，这幅图像的五要素不仅可以产生上述配对关系，也可以有更多的配对方式，而不同的配对往往实现不同的修辞动机。事实上，这些配对并不是相互平行，而是有主有次的。其中，关于农村孩子教育“困境”的修辞动机以及关于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希望”的修辞动机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这张照片顺理成章地被选为“希望工程”的标识符号。

虽然伯克的戏剧五要素理论使用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个概念，但是伯克给其中的每个要素都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例如，“行动者”不仅包括行动主体，也包括“共同行动者”（co-agent）和“反行动者”（counter-agent）的语义内涵。由于整个事件中行动者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诸多主体形成的互动群体，因此事件展现的是行动者的“对话”而非“独白”。就共同行动者而言，它的功能在于通过对行动主体进行授权或者激励，为其提供帮助;反行动者则是那些处于行动主体对立面的、阻碍主体实现目标的障碍（人士、机构等）。在照片《大眼睛》中，行动者除了包括直接行动主体苏明娟，还可以包括共同行动者解海龙、《中国青年报》、教育部门等，“反行动者”则可能包括其家人、不作为的相关部门人员、冷漠的大众，等等。

概括而言，戏剧五要素理论建立在戏剧模型之上。由于戏剧的本质是事件，因此戏剧五要素理论可以被应用于修辞叙事或者图像故事之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其中要素的配对情况，揭示图像的修辞动机，进而洞察视觉修辞得以发挥作用的机制。

注释：

①〔美〕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判模式与方法》，王顺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40页。

②Burke， K.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6， p.xv.

③Burke， K. 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

④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博物学家，也是进化论的奠基人，他早期以地质学研究而闻名，而后又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猜测所有生物物种是由少数共同祖先，经过长时间的自然选择过程后演化而成。达尔文主张，生物界物种的进化及变异，系以天择的进化为其基本假设，此外，并以性别选择和生禀特质的遗传思想来作辅助。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和宗教界，强烈地冲击了《圣经》的创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对宗教“神造论”和林奈与居维叶的“物种不变论”发起一场革命，震动当世。上述内容引自《百度百科》“达尔文进化论”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F%A5%E5%B0%94%E6%96%AF%C2%B7%E7%BD%97%E4%BC%AF%E7%89%B9%C2%B7%E8%BE%BE%E5%B0%94%E6%96%87/82699。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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