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丽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北京 101149)

0 引 言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加快低碳转型成为全球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能源资源集中生产区和消费区，也是高碳排放区。根据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单位GDP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1]。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大多尚未达峰，随着工业化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仍有较大增长潜力。如何采取有效行动转变经济粗放的发展模式，促进低碳发展，是“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将对全球实现碳中和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高度重视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日益频繁。根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以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4%[2]。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对其碳排放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到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2017年，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低碳化水平。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必然要求，符合沿线国家长远的利益诉求。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和碳排放的关系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大量学者研究发现，FDI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碳排放的增加，存在“污染光环”效应[3-4]。ZHU等[5]研究发现，1981—2011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的FDI促进了碳减排；刘倩等[6]运用1985—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有助于缓解这些国家的CO2排放压力；宋德勇等[7]基于1978—2008年的数据发现FDI的引入对我国CO2排放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也有学者研究发现，FDI促进了碳排放增长，存在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效应[8]。张志新等[9]发现2000—2017年间，FDI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CO2排放增长；XIONG等[10]基于1990—2017年老挝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FDI的增加导致了老挝CO2排放增长；WANG等[11]运用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发现FDI是促使中国碳排放上升的原因之一；代迪尔[12]采用1999—2008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FDI增加了中国工业的CO2排放。另有学者研究提出，FDI对碳排放并没有明显的影响[13]，如李子豪[14]研究发现，1995—2011年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中国省(区、市)引入的FDI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总体而言，目前鲜有文献探究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的影响。本文运用最新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数据，分析了其对不同收入水平沿线国家碳排放的影响，以期为绿色低碳“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STIRPAT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为自变量的基础上，选取人口、人均GDP和能源强度为控制变量。为了消除变量的不稳定性和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将原始数据均取自然对数。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方程，见式(1)。

lnTCkt=α+β1lnOFDIkt+β2lnPOPkt+β5lnEIkt+μkt

(1)

1.2 研究对象与数据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分析。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收入划分标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中低等收入国家三组。其中，高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主要位于欧洲中部和东部、中东地区，中低等收入国家多位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报告[15]，在高收入国家中，克罗地亚、捷克和爱沙尼亚等9个国家碳排放已经达峰；在中高等收入国家中，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等6个国家碳排放已经达峰；在中低等收入国家中，仅乌克兰碳排放实现达峰(表1)。

表1 研究区域划分

本文运用2003—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国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来自英国石油公司《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GDP均采用当年汇率将美元换算为人民币，并用CPI换算为2003年不变价。

2 结果分析

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特征

高收入国家CO2排放量总体较低，中东欧地区的国家排放较为平稳甚至出现负增长。如图1所示，“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高收入国家CO2排放在100 Mt以下，尤其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2019年CO2排放分别仅为8.46 Mt、12.32 Mt和13.13 Mt。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CO2排放已经达峰，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3—2019年分别下降了23.08%、20.41%、20.34%、19.10%和11.18%。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新加坡是高收入国家中CO2排放总量较高且增速较快的国家，2019年其CO2排放均比2003年增长了1倍左右。

图1 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CO2排放

中高等收入国家中，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CO2排放较多，并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如图2所示，俄罗斯CO2排放明显高于其他中高等收入国家，其排放量已经达峰，稳定在1 500 Mt左右。 而伊朗、土耳其、伊拉克、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CO2排放增幅较大，2019年CO2排放分别达670.71 Mt、383.26 Mt、148.57 Mt、301.68 Mt和244.47 Mt，与2003年相比分别增长了86.44%、83.48%、103.68%、53.58%和49.31%。

图2 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中高等收入国家CO2排放

大部分中低等收入国家CO2排放量较高，并呈快速增长态势。印度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CO2排放大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CO2排放最高的国家。21世纪初，印度CO2排放为1 000 Mt左右，2019年增长到2 480.35 Mt(图3)；越南、孟加拉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国家CO2排放上升较快，2019年排放量分别是2003年的4.54倍、3.46倍、2.06倍、1.87倍和1.86倍。

图3 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中低等收入国家CO2排放

2.2 中国投资的碳排放效应

利用Eviews 7.0软件，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对CO2排放的影响。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是否平稳。根据表2可知，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因此，各变量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收入水平国家CO2排放的影响存在差异。根据表3、表4和表5可知，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CO2排放的影响系数为负，对中低等收入国家CO2排放的影响系数为正，对中高等收入国家CO2排放的影响较小，这与DOYTCH等[16]和刘玉博等[17]的结果相似。中国投资增加有利于降低“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CO2排放，对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碳减排效应，而对中低等收入国家CO2排放上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已有研究表明，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环境规制往往较严格，FDI多进入低能耗产业，且这些国家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较强，有利于发挥碳减排效应[14,18]。根据徐丽君[19]和郑蕾等[20]的研究，“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的环境规制较强，中国对其投资多集中在机械制造业、电信、商务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领域，有利于降低这些国家的CO2排放。

表3 “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模型回归结果

表4 “一带一路”沿线中高等收入国家模型回归结果

表5 “一带一路”沿线中低等收入国家模型回归结果

经济增长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CO2排放增长。已经实现碳达峰的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平方对CO2排放的影响系数为负，即CO2排放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基本实现低碳化；而其他国家人均GDP的平方对CO2排放的影响系数为正，即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是导致其CO2排放上升的重要因素。这与王良举等[21]和LE等[22]的研究结果相似。

人口增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CO2排放有较强的促进作用。除已经实现碳达峰的中低等收入国家——乌克兰人口下降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规模的扩大带来更多的能源需求，进而导致CO2排放增加。这与傅京燕等[23]和MUHAMMAD等[24]的结果一致。

能源效率改善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减排。无论收入水平高低，能源消费强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CO2排放的影响系数为正，这与张志新等[9]的研究结果相近。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消费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能源效率的改善有利于降低CO2排放。

尚未实现碳达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双重压力。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等中东地区的国家油气资源丰富，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能源资源。随着工业化发展，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国家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能源需求潜力。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已经做出量化的碳减排承诺。其中，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等国家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了碳减排绝对量目标，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家提出了碳强度减排目标，伊朗、伊拉克、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家均提出相对基准情景的碳减排目标。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尚未实现碳达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低碳投资。

3 结论与建议

1) “一带一路”沿线中低等收入国家CO2排放较高、增速较快，高收入国家大多排放较低、一半以上已经实现碳达峰。中高等收入国家中，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CO2排放也较高，并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2) 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尤其是实现碳达峰的国家具有一定的碳减排效应，对中高等收入国家的碳减排效应较弱，对中低等收入国家CO2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 除已经实现碳达峰的高收入国家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CO2排放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是促使CO2排放上升的重要原因，人口增加也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而能源效率改善有利于降低CO2排放。

4) 应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尚未实现碳达峰的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绿色低碳投资。充分掌握沿线国家能源与排放政策动向，加大与沿线国家在清洁能源、节能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利用国际和区域等合作机构或平台，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共同推进对沿线国家的绿色低碳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