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正伟，石 宪，毛华松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30）

引言

成都浣花溪作为清水河下游锦江的分支或一段，尽管对其源流的看法已较为统一，但对浣花溪水域具体起止点以及浣花溪风景区陆域范围还存在较多不同看法，整合古今的定义方式后也难以得出较权威的结论。因而在对浣花溪进行历史研究以及将其作为风景片区的研究时，选取多大的地域范围、选取哪些风景点纳入研究对象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浣花溪风景片区范围的不明确导致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浣花溪的认知也有所差异。直到现在，各风景点扩大成为独立片区之后，人们对浣花溪的认知不论在地理范围还是文化深度上都呈现缩小的趋势。

“景观”一词作为地理学中的术语，早期概念较混乱，后来不断被丰富为可视、自然及文化概念，进而发展出景观考古学，即不仅关注景观单体形式，更关注区域聚集文化，“文化景观”概念由此诞生。“文化景观”旨在整合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双重性质，以及在时间中演变的动态特征[1]。同样在遗产保护界，文化景观的创立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对立局面的修正[2]，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演进变化[3]、表征传统及价值[4]等含义。可见“文化景观”概念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而在当前关于文化景观的研究实践中，对其研究范围的选取上还是以行政区划或生态边界为划分依据，尽管自然因素也是文化边界的形成原因，但这也让如浣花溪这样失去生态边界的城市文化景观，没有了范围界定标准可参考。就浣花溪而言，目前已有较多关于历史风景单体的历史考辨或浣花溪公园规划设计方面的研究，这虽然加深了片区内风景点的文化认同，但同时也将风景与风景之间割裂开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作为城市历史景观，《西安宣言》强调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与遗产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整体地看待遗产而不是仅当作是一个物质，这是保护城市历史景观文化多样性和重要性的关键。而风景之间的相互割裂使得浣花溪的整体性被打破，其历史文化内涵也单薄起来，可见对于浣花溪范围的研究有助于预防城市发展对浣花溪文化整体性的侵蚀，并构建浣花溪文化丰富性的保护体系。

现今浣花溪风景资源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因此本文将在传统景观边界划定标准的基础上梳理浣花溪行政、功能和自然边界的演变过程，并着重从浣花溪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角度出发，通过人对风景的文化认同角度来探讨界定其范围的方法。

1 研究背景

1.1 景观边界

范围是指上下四周时空的限制，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边界则是用于划定范围的界线。“景观”一词被广泛用于各个学科，因此在现已成文规定的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中，都已有明确对其边界界定方法的表述：风景名胜区以下述3条作为标准，即有能在地图上标出的明确地形标志物为依托，地形图上的标界范围作为面积的计量依据，规划阶段的所有面积计量以同精度的地形图的投影面积为准[5]；在关于旅游区规划标准中也明确空间边界表示应清晰可辨。二者关于明确标识物和面积的精确性旨在便于开展规划和管理，但文化景观分为物质与非物质两部分，并且具有物质与精神的二重性以及时间动态性，使其在对景观的范围确立上存在问题，这也使得像浣花溪这样本身具有区域内聚集性的文化景观片区，在规划和研究活动的开始就在范围问题上模糊，进而产生选取范围过大或过小的问题。目前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风景名胜区与文化景观价值方面的共通性[6]，但针对文化景观边界的研究成果较少。在华红莲对云南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研究中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文化景观边界划定的方法，首先基于Buttimer关于人地系统的4种尺度界定标准，即行政、功能、感知和自然尺度，创新了以当地人的需求兴趣构成的社会评价（social justice）、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尺度（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和遗产演进过程形成结果的构建新秩序能力（ability to cr eate a new or ganization）来界定文化景观范围，并通过考察地理单元、生产市场、社会组织和环境感知来分别界定物质地理、经济网络、社会组织和感知的边界[7]。

分析自然地形的方法也可用于分析文化景观[1]，因而可借用已有景观边界的界定方法研究成果来探讨文化景观的物质空间边界，即在自然生态边界、空间功能边界和行政边界上，不管是对研究范围的选择还是对开展规划和管理活动都能提供参考标准。但若仅仅以界定地理边界的方法界定当前浣花溪文化景观的边界，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自然生态上，浣花溪的水域归属于锦江，这使得难以在河流这条线型上找到明确起始点，并且因城市化发展现今浣花溪作为城市景观与外界已经失去生态边界；其次，在功能和行政区划上，由于穿插了商业区和居住区于其中，导致功能复杂，各景点行政独立。正因为文化景观强调对自然的影响过程中人的重要性，在界定文化景观的范围时人也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类活动为自然景观赋予意义进而转变性质为文化景观，又反过来形成了人对地方的认知。在承载历史、情怀和价值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景观，在界定其范围时自然也应重视文化因素，其表现形式则是人对文化的认同程度，和对地方的认知范围。心理学对于认同的调研通常是采用问卷的形式，而若是调研浣花溪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的认同边界则没有可以采访的对象。因此本文通过历史上文人留下的文学作品来考察人对浣花溪的认知范围。

1.2 浣花溪文化景观现状

浣花溪历经两千年演变至今，优美的自然环境产生的原始吸引力使其拥有产生人文价值的前提，而之后文人诗文创作、风俗活动、爱国主义教化更是使其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价值。从历时性、自然与人文互相感染的双重价值来看，浣花溪是典型的文化景观，同时也是一个整体。浣花溪首次被作为整体规划是在20世纪80年代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高潮时期关于浣花溪的规划方案中[9]，之后又因责权或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各风景点又逐渐形成各自独立的片区。如今“浣花溪”一词包含了3层含义：（1）指浣花溪溪水，即成都清水河下游分支，习称自龙爪堰（古百花潭）分水，绕少陵草堂至今百花潭，汇入南河段的渠道[8]；（2）指由诗歌大道、草堂与万竹广场和白鹭洲、沧浪湖、万树山三大景区构成的开放性城市综合公园；（3）指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从20世纪80年代的规划方案中可以看出，是以杜甫为主要历史文化内涵，包含杜甫草堂、省博物馆、送仙桥古玩市场、百花潭公园等景点在内的风景片区。

成都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首次提出重建历史上闻名的“西郊浣花溪”，并提出扩大杜甫草堂、青羊宫、文化公园、百花潭公园4个古典园林的范围[9]。1952年杜甫草堂经修葺后开放，196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成立杜甫草堂博物馆。1958年青羊宫外花会举办地成立“青羊宫花园”（原为青羊宫东侧二仙庵），1966年更名为“成都市文化公园”。1982年百花潭从原本的动物园重新改建为公园，1993年于百花潭旁修建散花楼。1983年青羊宫被确定道教全国重点宫观，2002年公布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琴台路从青羊宫外花会举办地成为纪念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历史文化街区，得以正式命名。2003年政府采用全国公开招标方式确立浣花溪公园管理单位（四川锦江旅游饭店管理公司），引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物业管理”概念，2005年底中国诗歌文化中心诗歌公园（即现浣花溪公园）竣工。2000之后房地产商基于浣花溪公园环境在周边开发房地产。2016年市政府与国家文物局签订协议建设浣花溪诗歌文化。

梳理现代浣花溪风景区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风景在不断扩建、修葺过程中介入的管理部门也在随之复杂化，基于建成的风景环境又有地产或商业功能侵入，最终在不同管理部门的主导之下，形成了各自独立的风景片区开展各自的文化宣传活动，并且也形成了各自的边界。

2 浣花溪地理边界演变过程

景区与城市协同发展，边界类型也发生着变化，并且不是一条将内外一分为二的线，而是让风景区与外界产生适应与沟通的空间区域。借用风景名胜区边界类型划分的理论成果，根据风景区与城市的关系，将风景资源类型归纳为3类：城郊的自然风景、城市边缘的风景、混合于城市中的风景[10]。浣花溪的演变体现出了上述3类特征，本文也将自先秦至今近两千年的全部时间作为浣花溪地理特征的研究范围，从自然、行政和功能3方面分别论述各时期的边界特征。

2.1 城郊的自然风景

自秦汉浣花溪水系形成到杜甫离开成都之前，浣花溪所有风景资源都属于自然风景，成都城市维持着大城-少城的格局，浣花溪所处方位属城市西南远郊，尚未受到过多人为干扰。

秦攻占蜀国后将蜀地设为郡，并设成都、郫、临邛三城，互为犄角[11]，浣花溪则处在位于西南方位的临邛，靠近成都城却又与界定行政区域的城墙有一定距离，因此这时期的行政边界难以被用于浣花溪的范围划定。李冰凿二江穿成都，形成了内外二江环绕在府城外西南角，浣花溪流域则属于外江上的一段，杜甫、薛涛等早期到访浣花溪的历史人物活动范围则处于内外江之间，因此两条江水形成了浣花溪风景区东南两个方向的自然边界。就地方功能而言，西汉成都地处边疆，西南郊是成都物资云集之地，内外江是重要的水上交通，再次形成浣花溪东南向的功能边界；同时由于城市经济和交通功能都向西南集中，逐渐于西南角拓展出南市、外江内外侧分别兴建锦官城与车官城[13]，于浣花溪所处方位而言更是在其东南向形成了功能边界，但这种区分商业与自然功能的边界相对自然边界而言更具有可渗透性（图1）。

图1 晚唐以前浣花溪风景边界示意

2.2 城市边缘的风景

随着城市功能逐渐向西南拓展，隋朝已有拓展西南隅的趋势，唐代成都府城扩筑罗城，浣花溪成为城市近郊处城市边缘，此情形一直延续到近代城市扩张之前。

唐代城池格局变化、内江改道，使得原有东面的自然边界消失，仅剩南面的濯锦江（原外江）自然边界，而罗城的扩筑使得以城墙构成的行政边界成为浣花溪新的东面边界[12]。同时由于城市扩大，原作为功能边界的商业地段中，南市被并入城市内部，车官城消失，仅剩位于濯锦江外侧的锦官城，原本的功能边界几乎消失。上文已提及功能边界具有渗透性，这一时期的浣花溪便已经呈现出具有商业气息的市井氛围，如《岁华纪丽谱》记载宋代十二月时于浣花溪开设花市与蚕市，明代于浣花溪发展旅游、承担官民宴请活动，形成了接纳游客的空间、集市、酒楼、亭台驿站。此时浣花溪不再单是自然景观，兼具的经济功能使得原本完全封闭的行政边界因城内外的商业往来而具有渗透性（图2）。

图2 唐至清代浣花溪风景边界示意

2.3 混合于城市中的风景

现代成都城市扩张，浣花溪被容纳进城市之内，与居住、商业等多种城市功能相混合，也面临着埋没于城市高楼之中的危险。

由于城市功能的入侵，以整体视角看待，浣花溪已与外界不存在自然边界，仅存一些城市公园作为生态斑块存在。就行政边界而言，浣花溪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不再是城市西郊，用城市边界来作为浣花溪的行政边界已不适用。就浣花溪风景区中管辖片区和分管部门的构成而言，行政边界已将浣花溪整体分割成2个片区，即草堂街道片区与光华街道片区，其中杜甫草堂、浣花溪公园、百花潭公园等风景点又分别由不同的相关部门管理。就当前浣花溪片区的用地性质而言，混合了包括居住、商业、教育、办公等多种性质，不同属性的风景，即自然、宗教、历史景观有着不同的范围和边界形式（表1）。就功能边界而言，复杂的用地功能和各自之间形成的边界更是使得浣花溪朝破碎化方向发展（图3）。

图3 近现代浣花溪风景边界示意

表1 浣花溪风景区各风景管理机构与边界情况

3 浣花溪认知边界演变过程

前文对于浣花溪边界的考察，一方面完善了古今浣花溪风景区的自然条件和区位背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种边界划定方式对文化景观的局限性，即作为现已植根于市区中的文化景观，任何“一刀切”的范围划定方式不仅不利于城市和景区的管理运作，而且阻碍风景原始核心文化的传承。作为无明显地理特征的文化景观，单从客观条件难以划定出相对精确的范围，因而需要补充关于浣花溪的主观认知边界。

3.1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

浣花溪不仅是存在于实处的物质真实景观，也是存在于文人作品中的文学景观。作为典型的文学景观，其文学作品描述的景观经历和地点意义表现出景观的主观特征，是揭示某一时期人们关于地点的感知框架[1]。考察历代作品中关于浣花溪的定义语句，可以发现浣花溪自古便没有明确的起止范围，并且存在着许多并不在溪流沿岸的游赏景点也常常与浣花溪并提的现象。例如青羊宫：“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宋，陆游《梅花绝句》）相如琴台：“旧台，在城外浣花溪之海安寺南。”（唐，卢求《成都记•序》）诸葛井：“在成都县西五里浣花溪旁。”（明《明一统志》）类似的文本量十分庞大，难以逐一提取信息，因此采用DocuSky数位人文研究平台和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辅助研究。

DocuSky数位人文研究平台是基于大数据分析材料的研究平台，通过配合Markus自动标记平台或自定义关键词对海量文本中的多种表述进行整合并自动标记，并且可将各关键词的关系和频率进行可视化表达。最后通过ucinet软件分析整理好的数据，将代表各风景点的关键词相互关联情况进行可视化呈现。因此，本文根据浣花溪文化内涵在各时代的传承情况和延续连贯性，将对浣花溪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建置活动作为阶段划分节点，并选取唐代、五代与两宋、明代、清代4个时间段作为浣花溪认知边界的研究时间范围，将共计132位文人的诗词著作和游记（表3）作为数据来源，整理出所有与浣花溪相关的内容，共计205条，对浣花、百花潭、草堂等30个风景点关键词进行标记，并将有相同含义的词汇统一为一个权威词汇（表4），进而梳理出各关键词之间的特征关系，即基于某一关键词出现情况下，其他关键词出现词频情况。

表4 词汇含义统一表

通过对资料的解读，可以发现关键词之间存在0—16条不等的关联信息，将各关键词下的关联词算出权重，则能将关键词间的关联度分为3类：（1）强相关词汇，此类关键词常常捆绑出现，例如浣花溪-百花潭、琴台-金花寺；（2）弱相关词汇，此类关键词常出现在同一篇浣花溪的游记或风景描写的语句中，作为同属浣花溪片区的景物被提起；（3）间接相关词汇，即无相关信息，但与其他与之相关的词汇有关联情况，此类关键词不曾与浣花相关联，但却与其他浣花溪相关景物有紧密的捆绑关系。

3.2 认知边界演变过程

通过对唐、五代与两宋、明代3个浣花溪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和清代浣花溪文化景观经历断层后第一次整体重建时期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风景点的关系网络图（图4-7），并结合时代背景，梳理人们对浣花溪的认知边界演变过程及演变原因。

图4 晚唐风景点关系网络

浣花溪的美学价值被杜甫第一次发现后，晚唐时期入蜀官宦、寓居成都和拜访友人的文人，大多以寻找杜甫旧居为目的，例如携友人寻杜甫旧居而“为到浣花溪水头”（唐，张籍《送客游蜀》）的张籍、岑参、元稹以及本土诗人雍陶。自薛涛将浣花彩笺发扬后，不少人以购置彩笺为目的游浣花溪，例如晚唐任梓州刺史的李商隐与在成都任掌书记的韦庄。自杜甫之后，浣花溪成为文人必游的成都名胜，游赏群体仅为“崇杜”文人，其地理认知范围尚不明确，主要以杜甫旧居为中心，兼及周边杜甫曾提及的溪流、村落等自然景观（图8）。

图5 五代两宋风景点关系网络

图6 明代风景点关系网络

图7 清代风景点关系网络

图8 晚唐认知范围示意

在五代与两宋关于浣花溪的描述中，常将其与百花潭视为一体，认为百花潭即为浣花溪。这种看法多见于地理志书中，例如《方舆胜览》：“浣花溪，在城西五里。一名百花潭。”《太平寰宇记》：“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属犀浦县，一名百花潭。”这种认知与游赏风俗有着密切关系。“百花潭”最早出现在杜甫《狂夫》诗中：“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而被人们广泛认知，则是从浣花夫人的传说开始。五代王衍组织大游江活动，纪念冀国英雄浣花夫人和伟大诗人杜甫，百花潭是整个游览行程的最后一站，同时由于大游江活动旨在官民同乐，百姓的参与也使得浣花溪的认知人群范围得以扩大到了蜀地的普通百姓。随着大游江活动的发展，认知范围变为了更加具体的“溪—潭—洲”，其中主要的几处活动场所，即濯锦江、梵安寺、百花潭，分别代表着江水（溪）、陆地（洲）、潭水，成为确定人们对浣花溪认知范围的依据，认知范围得以从模糊转向具体（图9）。

图9 五代两宋认知范围示意

明代，人们对浣花溪的认知范围拓展至万里桥，包含了濯锦江偏西南的一段，这种看法出现于明代，大多见于文人游记中。例如明代钟惺《浣花溪记》：“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皆浣花溪委也。”民国时期历史学家吴鼎南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浣花溪“上起百花潭，下流经万里桥，环城而东，与城东大江会，其流即止于此”[12]。这种地理范围的认知不是空穴来风，推测可能来源于人们习惯的游览路线，因而将浣花溪的范围拓展到了整个游览线上（图10）。

图10 明代认知范围示意

清代，成都风景在经历明末的衰败后重建，浣花溪的杜甫草堂、草堂寺、浣花祠等主要风景点亦根据传承下来的认知被重建，尽管其格局、位置发生了改变（图11）。从民国时期望仙桥的形态可以推测，自明末疏浚二江、开辟支流，浣花溪溪流量减少至少一倍，因而难以行舟[12]，这也导致曾经位于龙爪堰的百花潭水淤积不存。清代黄云鸪在四川寻访蜀中古迹时，将百花潭改指为青羊宫南侧磨底河和清水河交界的一处水潭。除此之外，浣花溪的认知范围也较前朝明显缩小，一方面由于许多毁于明末的风景没有被重建，以及曾经的风景点如相如琴台被扩大为街坊，另一方面也由于“湖广填四川”后，原有的游赏风俗被荆楚移民带来的赛龙舟活动所取代，原先活动开展地作为认知的依据已不复存在。

图11 清代认知范围示意

4 结语

本文分别从自然、行政和功能3方面梳理了浣花溪边界的历史演变过程与现状，并以DocuSky数位人文研究平台辅助研究，通过运用ucinet绘制浣花溪风景点关系网络，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浣花溪认知边界的演变过程，进而从文化景观的人为视角分别对唐至清代各阶段浣花溪风景边界进行描述。目前浣花溪风景区相互独立，其中还必将牵涉责、权、利与纯粹文化建设之间的博弈，今后若能通过某些方式整体、统筹地规划与管理浣花溪风景区，则能为浣花溪整体的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有所帮助。城市扩张使得大量历史景观被融入城市，和浣花溪一样面临着被城市功能侵占而打破整体性的危机。因此，借用数位人文的方法可以对其他同样拥有大量历史文学资料作为支撑的城市文化景观进行范围界定的研究，进而保护文化景观的空间整体性和文化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