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倩倩

（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650504）

一、观语境

“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1]

反观“一超直入”“积劫方成”的运用语境，可见董其昌在其读书时代，是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达到鼎盛时期，达到超尘脱俗的艺术境界。那么，“一超直入”“积劫方成”究竟谓何？若要探究二者的深意，还需究其根源。“一超直入”是以佛教教法中“如来禅”取意[2]，顾名思义为“如其本来”，若能抵达这种高度方可成“如来”、成“佛”。即入如来地，证得圣智三种乐，为利益众生作不思议事，称为“如来禅”。以灵山大会中梵王向佛祖献波罗花，如来以涅槃会道之理而见其禅意。此处语境下体现了“自性”与“觉”的文化特征，“渐修”就显得格外重要[3]。与之相辅的另一法门，“祖师禅”则以达摩所传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此禅宗之意乃“顿悟”之本然，始初并无“顿”与“渐”之分，遂以五祖弘忍选弟子后出现“南顿北渐”分禅宗二家。由此可见，“顿悟”与“渐悟”对理解“一超直入”“积劫方成”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故“一超直入”“积劫方成”的运用语境当中还与禅宗之理、佛教之法有关。而佛教之法所涉及有关范围内，国内外均有不少研究，而对“一超直入”“积劫方成”之探讨却相对较少，多运用于明书画之意，或是见诗词之性。对于“一超直入”与“积劫方成”的研究，还需从特定的禅宗语境中观照，或以中西不同的思想、历史背景中分析不同观念下的语境特征。立于传统与宗教的双重语境下强调研究的关联性，以下我们将一一叙述。

“禅宗”之要，以“无说而说，无言而道”开创先河，以达摩之始，后盛于六祖慧能，其作《坛经》之书叙述其修行的始终。著名之偈见于达摩与神秀对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乃六祖慧能大师为“明心见性”之法门，且慧能所持人人皆可成佛的理念，对佛教中国化具有积极意义，又论以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思维飞跃，顿悟而成佛。我国明代时期也谈到类似问题，如王阳明之“心学”，其生而不凡、年少有为且年少时期纵观塞外、可领悟四方之至，学术上继承且强调“心即是理”的思想。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中尽显其独特风格的艺术之美，亦拓宽了绘画艺术中的笔墨表现，于“平淡秀润”内寻求艺术的神韵态势。董其昌既是“集大成”之书画者，亦是了不起的禅宗领会者，其“一超直入”取自于永嘉《证道歌》中的“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而“积劫方成菩萨”亦是佛法中另一法门矣，由此，我们既要讨论词语本身之意，更要注重结构文字本身的语境与含义的问题。以下就中西方的研究，进一步探究不同语境对“一超直入”“积劫方成”的阐释。

考察西方类似的阐述，可见于20世纪西方的心理学家韦特墨、考夫卡和苛勒的研究—“格式塔心理学”。其实验得出的结论：知觉乃最终之结果。他们认为发现灵感与瞬间之效应会带来想不到的作用。与其相对的理论学说是“完形心理学”[4]，主张学习的过程不是尝试错误的过程，而是“顿悟”的过程。可见西方对于“顿悟”“渐悟”之理解各有不同，我国近现代的学者与西方同样有对于“顿悟”“渐悟”问题的研究，如对“顿悟”的探究与创造性思维的相关性[5]等等，但本文并不以此为重点，故不再展开论述。

中西方对“顿悟”“渐悟”的心理学研究角度各有不同，但是与“一超直入”“积劫方成”的语境中有着异质同构的关系把握，因此，探讨“顿悟”与“渐悟”是对“一超直入”“积劫方成”的另一种理解。在进入觉悟的思想过程中，各类语言表达下有其“模糊性”，笔者甚至认为亦可称为“边缘化”，西方学者对于“顿悟”与“渐悟”内部进行逻辑性的思考，我国学者在禅宗思想发展背景下探究“一超直入”与“积劫方成”的影响，因此，我们置身于不同语境中反思“模糊性”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二、观两对范畴中的“模糊性”

“一超直入”从本意出发，是以“超”或者“超越”[5]为概念，或以数量、时间、空间等不同阶段的发展为依据。此处，笔者翻阅了各类著作，不同学者的释义虽各有千秋，但都不是空穴来风。对于“超越”一词的理解有“逆转”“打破次序”“由上越过”之意，是以才旦夏茸（1910—1985）的《词典·图米意庄严》为参考的。不仅如此，还具有“逐渐寻找”之意，此处的含义更偏向于形而上的状态，若置身于特定语境中，不难发现是出自佛教的教法之中，在初始状态之时并无明显的分界，若究其不同，需要注意五祖弘忍时期分出“南顿北渐”理论。那么这里的模糊性体现在何处呢？

我们对“一超直入”“积劫方成”的研究并未停留于佛教之法中，这在各类研究当中显而易见，如我国文化艺术中的书画艺术、诗赋表象、园林建筑、茶艺之道等等方可领悟其禅宗魅力[6]。当我们在提出“一超直入”“积劫方成”“顿悟”“渐悟”这些字眼时，实则已在受其文字所指示的特殊区域当中，这里所呈现的是直觉上的模糊性。有一个词语叫做“知行”，我们在特殊的语境中去分析事物在时空的存在时，会在“知行”的路中走下去，当我们开始用语言陈述与表达其在语境中的时态时，就会用充满限定的语意去表达它。因此，语义上的模糊性确实存在，这也是“模糊性”在两对范畴中的第一层解释。

“渐悟”“顿悟”在上文与佛教相互关系的问题中，是因藏传佛教用语中“渐悟者”（渐悟之人）的概念词而出现的，西方的学者著作中大部分涉及佛教问题都会有藏传佛教之法中相关概念，且在层层深入下更是将真理与逻辑演绎得淋漓尽致。而“渐悟”这一用语在我国禅宗思想的背景下，后世人默认以“北宗”为典型，既有《修心要论》中细致入微的意识阐明，又有《要诀》《真宗论》中“观心”与“佛性”的表述。“顿悟”体现的理念如道生的“顿悟说”，呈现出顿悟成佛的观念，虽于本体论中我们可见关于佛性的一切理念，但在中西思想传统所显现的不同背景下，确实具有其相对“模糊性”。具体表现在“一超直入”“积劫方成”“顿悟”“渐悟”与佛教联系紧密，而对其阐述的方式千差万别，想要准确概括其中的关系较为困难，这也是“模糊性”在两对范畴中的第二层阐释。

西方学者对“顿悟”“渐悟”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戈麦斯在他的论文中，提到关于此概念的复杂关系问题中，用“有弹性的”四个字来摆明论述的观点。就“有弹性的”四字分析，我们亦可从中发现戈麦斯的观点中，对于“顿”与“渐”的释义不止是从单个角度去讨论的，而是以多方面的语言去尽力解释问题的不同角度。同时，可以思考对本体论中的“顿悟”与“渐悟”，其属性于不同语境下呈现出多重释义，就更为复杂地说明了“模糊性”的一面。以下将从几个观点入手，更为清晰地感知“模糊”之处在哪里。“通过我们人类的努力，我们只是清除了罪累计的污垢，隐秘的灵魂之美因此能够向外绽放。[7]”“通过人类的努力”能够“向外绽放”，若细细品读，不难发现其在书中所论述的思想偏向于“渐”的艺术，认为过程很重要且目的在于积累。那么积累到何种程度呢？有何参照呢？向外绽放之要求是统一的吗？此外，还有一处观点认为：“灵魂因此离却所有表面现象，不仅是那些能被感官捕捉的现象，还有心灵自身似乎会看到的现象，接着灵魂继续走得更深，直到透过属灵的运作，它植入不可见、不可解之境，就在那里它看见天主。我们寻求的真见与真知正在于非见和某种觉悟，在这种觉悟中，我们的目标超越了一切知识，是由不可思议的黑暗将我们隔绝开来的任何地方。[7]”格里高瑞从中相信灵魂的作用以及觉悟中的超越性，虽此处通过两点分析以格里高瑞为代表的“顿悟”“渐悟”之不同论述，但“天主”的可见与否与真知的具体程度也无法用文字说明。因此，归结于文字描述的语境中，我们可对“顿悟主义”持肯定态度，又可接受其“渐悟者”思想，在不抛开语境的前提下，对两对范畴的关系把握是否可以将“顿悟”理解为“一超直入”，将“渐悟”理解为“积劫方成”？这都是需要准确表达的，但中间仍存在“模糊”的“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两对范畴中，表达上是否存在语义替换的问题，又是如何进行替换和表达的，在这中间具有对“模糊性“的第三层解释。

因此，凡是涉及“两道”或“中道”的问题中，难免会产生对“边”“度”的把握。在本文中“一超直入”“积劫方成”的范畴中，或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度，否则一念错过，将万事俱灰。又或以恭谨恪勤、苦练功夫而到理想之境界中，否则前功尽弃，将一事无成。此处含义是基于文中佛教语境当中，那么“边”与“度”的体现，所指向的问题泾渭分明，于界限的“模糊性”下最真实的宗教文化分野。或见“渐悟”的循序渐进、“顿悟”中洞察真谛，处于相同语境下的区分释义，与我们各类文献、书籍中所呈现出来的释义相吻合。此处有必要解释类似“模糊性”的问题，渗透于我们日常阅读的困境中，因其在特定区域中所阐释的“模糊性”特征与个人思想逻辑的冲撞中产生的矛盾，是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那么，通过对“模糊性”三个层次的梳理，可以确定的是，“一超直入”“积劫方成”与“渐悟”“顿悟”确实存在一定关联，在这种联系上，具有“模糊性”的体现，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三、观后世之体用

“一超直入”与“积劫方成”的后世之体用，正如本文开头所阐述的，董其昌是明代时期一代宗师，享有巨大的声望。反观明代的语境，此时逸婉连绵、恣肆而富于变化的书法，气势宏伟、规模宏大的官式与民用建筑，繁缛精湛、丰富技艺所带来前所未有的工艺品，都象征了此时文化与艺术的繁荣，乃独特的艺术精神与时代符号。因董其昌选择书法绘画之路且大量临摹名家书画，从中获得灵感与顿悟，开创自身艺术的巅峰，以独创的形式回应古人之神韵，来表现对象与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此乃“顿悟”之见，而“渐悟”即是通过积累达到知识的广博，以求“顿悟”。于诗于画，在董其昌的艺术作品中无不体现出其广泛游历自然风光、潇洒自如的个人风范。在此，对于“积”的理解还有实践、练习释义，且一生临摹大量书画以开创自我新风，这里的“模糊性”在董其昌的艺术中化为时间的磨练，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精神。

那“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偈语，后世对此态度虽各有不同，但于总体上趋于相近。如我国唐诗宋词中的苏轼、黄庭坚等经典诗风“以诗为空静”“以自然为师”等特点无不侧面透露出一个“渐修者”的心情静域，至今日的诗中亦能从字里行间中看到当代人与古人相媲美之成分，亦让人欣喜。后世之人在实际中的运用中，此类问题屡见不鲜。又如在我们所了解到的建筑中，园林具有典型的艺术与建筑相融合的特点。如“南方小型园林”，虽以人工打造，却营造出自然而为之境域，并体现我国传统思想哲学领域中“气”的思想，“天人合一”之美、“自然而然”之成。

在后世之人对“一超直入”与“积劫方成”的理解与运用中，不仅于以董氏代表的艺术形象之中所显现，还以诗赋、园林与茶艺之道等等所见。但仔细思考为何会提及园林与茶道？茶艺之道，广受大众所接纳，故“吃茶去”的禅语被后世人所熟知，于我国唐代产生的“茶禅一味”与“吃茶”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其作用则有助于僧人坐禅，亦有养生之功效。茶之妙用流传于后世，被沿用至今，以更加普遍的、被后人简用的方式摆在了每家每户的茶几之上。尽显我国禅宗之魅力，于绘画中摒弃外物探自身之虚静；于诗赋中流淌着宁静与空灵之意境；于园林中所见自然朴素却格调超凡之道；于茶道中受到种、制、烹、饮之熏陶。因此，无论在艺术领域的运用，还是日常生活的领域上，人们对“一超直入”与“积劫方成”的理解已经逐渐泛化，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也是后世之人对“一超直入”与“积劫方成”理解并运用的一个最大特点。

四、结语

“一超直入”“积劫方成”乃行不言之教，教“顿悟”“渐悟”之理。自古至今人类文明因繁衍后代而生生不息，且万物于一体，主客相统一修得忘我之境，因此，强调物之客观性也是尊重物象，不仅是条件亦是前提。本文中“一超直入”方是于物之本身所观照其真，达到物我同一而至己之大成。若“积劫方成”，则不断变换与积累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与物的交流，逐渐在过程中把握“模糊”的度，“顿悟”与“渐悟”才能在思维的转换中开启通往人生之境界[8]。且在“一超直入”“积劫方成”“顿悟”与“渐悟”的问题中，都涉及禅宗语境之问题，且于中西方思想转化中观照此处语境下“模糊性”的讨论。实际则于操作过程中须要多角度、立体之思维去理解万物，才能避免沉入边缘化的海底，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要求我们在时代语言境域中游离于“中”与“边”之间，不触及敏感问题的底线，不自急，需自立。站在全方位的观照中，宇宙、天地、鹭鸶、杨柳、虫鱼才不受其偏执、无拘无束，人生之真谛才则得以显现[9]。

因此，本文从“一超直入”“积劫方成”的语境入手，发现其与“顿悟”与“渐悟”之间的内在联系，逐步反思在联系中所共同具有的“模糊性”，以及后世之人对“一超直入”“积劫方成”与“顿悟”“渐悟”的理解与运用，总体呈现出被日常泛化的特点，这对于理解“一超直入”“积劫方成”在后世的运用上具有进步意义。最后，在理解的基础上仍然要不断返回到语境中，在佛教与禅宗的语境下，禅宗之道亦是涅槃之境[8]，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且影响至深，禅意之特点且固有之道，正犹“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在永恒真理的智慧照耀下永恒之处亦在吾本身，去感悟、去欣赏这风水、月色流淌变迁之趣，去把握万事中“度”的范围，才能去真实地感受这流动不息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