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曦

瑞士，与世隔绝的湖光山色，其神秘的音乐与桃花源般的生活一直吸引着我，说来也巧，笔者有幸作为2019届中央音乐学院交换生，被派往日内瓦高等音乐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换学习，如下，展开我对瑞士音乐学习生活的思考与感悟。

一、历史教育之底色

日内瓦高等音乐学院（Haute école de musique de Genève，HEM），其前身是日内瓦音乐学院，该院前身由两个机构组成，分别是：日内瓦音乐学院（建于1835年，瑞士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学院）、雅克·达尔克罗兹机构（建于1915年），此院在2009年成为瑞士西部高等专业学校联盟成员之一（Haute école sp écialisée de Suisse occidentale，HES-SO）。

瓦高地处于欧洲中心宝地，瑞士西南部，其音乐高度专业化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以法语、英语为官方语言，这令我结识到了从墨西哥、希腊、西班牙、意大利、韩国、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同学，感受到了多彩缤纷的世界文化。

瓦高区别于国内高校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属于一个高校联盟旗下的其中一所音乐学校，该联盟的其他成员还有设计学院和美术学院、商业管理和服务、工程与建筑、健康、社会工作，共六所高校，他们在教育教学系统等方面共用同一体系，类似于金融概念中的“强强联合”，这使得瓦高在瑞士乃至欧洲都是声名远扬的。

图1 瓦高大门，摄于2019年9月14日

瓦高从外表来看，是一所非常具有历史感的学校——传统欧式直升电梯、古堡式校区，每当我走进校园，都能联想到之前在这里所学习、任职过的大音乐家们，李斯特、利帕蒂[1]、雅克·达尔克罗兹[2]他们如光辉一般，始终照耀着这一栋古朴大楼，使其熠熠生辉。

瓦高给予社会以一系列的研究，其涵盖了众多领域：演奏、演唱、阅读、写作、即兴创作和思考，它提供给学生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作曲、音乐理论和欧洲韵律学方面的专业培训。

谈及系别设置方面，瓦高共有六个系，分别为键盘乐器系、管弦乐系、声歌系、早期音乐系、体态律动系、作曲和理论系，笔者当时便是以音乐学理论专业进行交换。

二、特色课程之设立

再说到课程方面，在交换期间，我所参加的课程中，涉及理论类有对位法、法语、西方音乐史、曲式分析;实践类有塔布拉鼓、琉特琴、江南丝竹、Diwan（滴万）合奏。在这些课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Diwan合奏和江南丝竹。

Diwan合奏由Fran?is Biggi（毕及·弗朗西斯）教授，选取了一些阿拉伯、中东等地区的器乐曲，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用其各自国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进行演奏，如巴基斯坦扬琴、中国琵琶、法式意式琉特琴等。

滴万课是我最爱的一节课——中东风乐曲带微分音的那丝性感与神秘一直吸引着我，遗憾的是，国内课程对此方面几乎无所涉及，非常可惜。

在这节课上，毕及教授时常采用口述或PPT介绍的方式，手舞足蹈地给我们介绍基本概念与理论，随后采用大家一同合奏的形式，让我们在这个课上领略中东音乐的美妙，万分欢乐。

最令我惊喜的便是在瓦高邂逅了江南丝竹课，此课由国际琵琶演奏家俞玲玲教授主讲，由瓦高副校长Bouvier Xavier（扎维尔·布维尔）参与并辅助教学（主要在汉法翻译层面），课程成员有：四个外国同学吹竹笛（原为长笛专业）、一位墨西哥同学吹笙（原为声乐专业）、三位同学拉二胡、一位同学弹阮、我和俞玲玲教授弹两把琵琶（分弹高低声部）、扎维尔演奏三弦，还有从上海音乐学院过去交换的古筝与二胡专业同学各一名。

图2 琵琶跟Biggi的Lute合個照，摄于2019年10月12日

每周我们都会进行一次2-3小时的排练，虽然名为江南丝竹课，但我们合奏的曲目并不仅限于江南丝竹，除了《句句双》《三六》等传统丝竹曲外，课上还进行了广东音乐的理论传授与曲目练习，如《步步高》《旱天雷》等。

瓦高江南丝竹团不仅活跃于日内瓦，他们每年定期会来我国江浙沪一带学习，并去各大高校进行交流，如2017年前往泗泾古镇学习江南丝竹与松江古乐等。

记忆犹新的是，为了能够顺利在维多利亚大厅展现江南丝竹的魅力，12月份我们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排练，最终我们不负众望，收获满满，《行街》《中华六板》等曲目捕获了瑞士人民的心，获得了他们的一致好评。

三、世界音乐之相遇

在瑞士交换如果不出去看看，那未免也太可惜了，在一年中，我游历了许多地方。

在米克诺斯岛听到街头艺人演奏乌德琴，拉奏中东小众弦乐器。在雅典卫城博物馆、雅典国立博物馆观赏萨基拉琴一步一步的演变过程，幻想古希腊神话中里拉琴曾创下过的辉煌。

在保加利亚听东正教牧首一边举行仪式，旁边配以纯正的教堂无伴奏合唱，最纯净的音色，最忠诚的教徒，心灵与音乐的碰撞，最接近上帝的天堂。

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下，星星为幕布，沙漠为舞台，骆驼行走时铃铛碰撞的声音为伴奏，世界各地不同人种的我们汇聚一堂，共同打着手鼓唱着歌，聊着大家各自旅途的趣事，感慨着生活中的小确幸。

当然还有瑞士每周末乡村集市上的乐队，两把吉他，一把班卓琴，一把电提琴配以方形弗拉门戈手鼓，简简单单的乐器编配，便足以吸引步履匆匆的行人驻足于此，与这些装扮各异的演奏家们（有海盗，有牛仔，还有牧师和魔术师）挑眉微笑。

在巴塞罗那看火热的弗拉门戈演出;在里斯本听大街小巷播放不同的法多;在丹麦听街头艺人暗自神伤的拉奏着手风琴;在冰岛听前卫的跨年电音音乐节，听大教堂的钟声……

四、游学经历之思考

1.人文精神之邂逅

笔者此次交换的最大收获，便是亲身感受到了西方人文精神的理念——最初交换生的课程选择，是我与瓦高副校长扎维尔共同商定的，问及才知原来这不是交换生的特权，而是每位学生拥有的基本权利。

欧洲教育想要传达给每位学生的理念：学习是自己的事，应当由自己决定想学什么东西，因而学生一般学得主动、灵活、高兴，他们鼓励且保护每位独立个体自由生长，选择个人的自我价值。

事实上，这种教育观念最初起源于早期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这让我明白，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其实将眼光聚焦于个人，也就是“我”身上，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此外，人文精神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瑞士乃至欧洲各大高校采取旁听制度，不论你是谁，不论你从哪里来，只要想学习，没有门槛，便可踏入最高学府的殿堂，因为他们始终强调，即便是学校，也是为学生、为想要学习的人提供资源与服务的地方，这种理念也令我十分感动。

图3 江南丝竹课部分人员，摄于2019年10月12日

图4 圣诞预热音乐会，摄于2019年12月21日晚

筆者在瓦高交换期间，遇到了年过五旬的雅典人、意大利人跟我们一起上专业小组课，她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年龄而焦虑，用她们的原话说就是“Do what you want”（做你想做的事情），教育资源共享，以及欧洲人民的豁达心态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另外，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在瓦高校内有一个复古造型的宝箱，里面每天都会由学校工作人员放入许多原版书籍和乐谱，供学生们自行借阅，24小时无人看守，全凭自觉，这么多年以来从未发现丢书的情况，这种现象是一个显微镜，让我联想到日内瓦的街道上也有许多类似的书籍宝箱，这些都是个体书店自发的，甚至很多书籍宝箱设置在了离店面100米远的位置，供行人挑选后并到书店结账。

上述种种现象就像一个个形色各异的“万花”，通过它们，拼接出了我对于瑞士，乃至欧洲教育社会的“万花筒”——信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瑞士，便是一个让人极度安心的社会，如果说信任是水，那么瑞士社会就像是一个灌满水的海绵，这样就致使从小在此环境里成长出的孩子，他们在更加注意自身的同时，能够成长得更从容、更淡定、更实事求是，没有那么多的攀比，没有那么多的争先恐后，等他们长大之后，会继续帮助这个社会以其特有的从容大度的方式向前发展。

2.早期文化之重视

谈完欧洲整体理念后，再聚焦到具体课程上：事实上，不仅是在高校中，就包括日内瓦的一家著名酒店的餐厅中——Hotel de Berne，也常常会定期播放江南丝竹作为背景音乐，实属欣慰。可为什么偏偏是江南丝竹？不是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琵琶独奏或者其他的音乐形式呢？

我曾拜托过扎维尔教授，从瑞士人的角度分析江南丝竹受欢迎的原因，他表示：“我非常喜爱江南丝竹，尤其是表演者营造出的生动的氛围。中国江南丝竹乐器的演奏让人十分平静，它不是带有目的性的演奏，我们享受学习这种乐器。”

思索许久，从我局外人的角度看来，首先，江南丝竹的生存需要相应的文化环境，我国江南一带与瑞士小镇的那种幽谧平和是一致的，这样为江南丝竹演奏者心态的平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次，江南丝竹为中国传统乐器的大合奏形式，中国特色乐器在其中皆有体现，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再加上俞玲玲教授常住日内瓦，这为江南丝竹课的开展提供了条件;最后，其形式似室内乐合奏，最能让外国人所接受，或许这便是中国传统音乐走进欧洲的第一步，期待未来能够在欧洲听到更多中国最为传统的音乐。

可以说，瑞士人民对于历史是有情怀的，其对于早期音乐的重视程度着实值得我们学习，在参与了上述种种课程后，笔者的身份也由最初的理论单一身份，完成了表演与理论双重身份的转换，获得了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的体验。

3.理论与实践之联系

张伯瑜教授曾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提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依赖于人对不同经验的综合能力和能够把不同的思维方式——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连接在一起的能力”。

音乐中的文化研究，文化中的音乐研究，音乐与文化两者之间，早已是不可割舍的话题。如何在文化语境下，进行音乐研究？局内人与局外人身份如何互换，如何跳进跳出？这些问题在我心中都渐渐有了答案。

交换的经历，走遍的地方，听过的声音，曾经印在书上的理论顿时都变得鲜活起来，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学习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式的固态学习，跳出书籍理论，走向对音乐的活态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学校与社会的联动效应像是一条能够孕育出理论的“脐带”，若无学校的知识作为基础，作出的研究是缺乏“营养”的，了无生机;若无社会的经验作为映衬，作出的研究便是“真空”式教育，终会作茧自缚。

这也让我联想到王阳明所倡行的“知行合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仔细斟酌，能够发现，但凡思想力和行动力（或执行力）强的学者都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如历史上的王阳明、曾国藩、陶行知等。

此去经年，交换游历一番，虽不能说对于“知行合一”有大彻大悟般的理解，却也是稍有感悟：每个人都有知行合一的一面，也有知行悖谬的一面，毕竟知和行之间还有许多环节，其牵涉到很多因素。

那么作为一名音乐学学生，自省一番，如何才能作到“知行合一”呢？首先要掌握系统的音乐学理论知识，然后要有将理论知识灵活化用实践的能力;其次要有实践的机会与平台，还要考虑其他环境的制约，知识、能力、机遇、欲求、信念等因素等都影响知行转化。

一载瑞士游学年华，似沙漏般，弹指间，流在昨天。犹记在回国前瑞士校长曾对我说：“瑞士高等音乐学院永远是你世界的第二个家，随时欢迎你回家”，我相信，瑞士游学终会是我此生最难忘的青春回忆。

参考文献：

[1]韩锺恩：《声音焕发独特魅力——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家代表团出访日内瓦纪行》，《人民音乐》（评论版）2011年第9期。

[2]张璐：《瑞士艺术教育模式探讨》，《中国音乐教育》2017年第11期，第41-45頁。

[3]周世斌、雅乌塔罗：《瑞士学校的音乐教育》，《中国音乐教育》2005年第5期，第29-33页。

[4]托马斯·加特曼、金经言：《瑞士音乐生活概览》，《人民音乐》2000年第4期，第39-42页。

[5]高奉仁：《“乐”“乐”同源——瑞士音乐教育与音乐生活见闻》，《中国音乐教育》1999年第3期，第34-36页。

[6]《瑞士的音乐院校》，《音乐爱好者》1994年第1期，第34页。

[7]张伯瑜：《何为应用民族音乐学》，《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18-28页。

[8]张伯瑜：《认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56-61页。

注释：

[1]D.Lipatti（1917.3.19—1950.12.2）钢琴家、作曲家，生于布加勒斯特，卒于日内瓦。其父为小提琴家，其母为钢琴家，幼年从父母学习音乐。

[2]EmileJaques-DalcroZe，（1865—1950），男，瑞士作曲家、教育家。1865年7月6日生于维也纳，1950年7月1日卒于日内瓦。1905年在日内瓦音乐学院任教时，创立节奏教育体系，即用形体动作来体现音乐节奏，称为体态律动。

[3]俞玲玲出生在杭州。9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二胡，11岁起专攻琵琶，14岁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23岁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传统器乐比赛中获第一名。俞玲玲先后得到琵琶演奏家刘德海、骆介礼、王范地、孙维熙的指导，她的演奏既细腻、寂静安然，又充满感情、热情奔放，富有创造性。这一切把中国传统的哲学中的阴与阳完美地融合于一体。

[4]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