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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散文的大树四季常青

2021-11-16王兆胜

世纪人物 2021年11期
关键词:季羡林丝瓜散文

王兆胜

生于1911年的季羡林,活了将近一百岁。他从年轻时开始发表散文;晚年更是笔耕不辍,成为少有的丰收季。用“四季常青”概括他的散文创作与思考,可以说并不为过。读他的散文时,我的眼前常晃动着四季常青的古老松柏,那就是季羡林给我留下的清晰形象。

1.小情与大爱

世上往往离不开一个“情”字。散文尤其重情,无情之文难以让人驻足,更不要说引起心灵共鸣和产生知音之感。季羡林认为,不只是抒情散文,就是一般的说理散文也不能无情。散文理论家林非曾将“真情”说成是散文“生命线”。其实,贯穿于季羡林散文始终的是真情,这是理解其散文和人生的关键与枢纽。

小抒情与私情书写成为季羡林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包括母子情深、夫妻之爱、朋友之情、宠物之好、娱乐之欢,从中可见作者起于自身、来源于生活的点滴感触。在此,情特别是真情如血脉一样流动,在可知可感中显示生命力的跳跃。《赋得永久的悔》是季羡林散文的代表作,其中充满撕心裂肺的思母情愫,就是因为自己从六岁出去读书之后,只回了三次家,这还包括为母亲奔丧。直到后来,作者才理解多年母亲倚门望眼、翘首以盼爱子归来的心情。另外,季羡林写了不少回忆文,特别是关于旧人和老友的文章,其中最难得的是一个“情”字,它们像陈年老酒经过岁月酝酿变得醇厚美妙,滋润读者心怀。小爱与私爱特别是深情,使季羡林散文很接地气,也是真实的自我流露与表达。

博大的爱是季羡林散文的另一境界与品质。如只写一己私我小情,哪怕写得再真实感人,也难达到洗礼作用,更不要说让人的心灵和精神进入神圣境地。季羡林散文能从自我情感进入大爱,一下子让作品升华了。《三个小女孩》写的分别是两岁、五六岁和十二岁的陌生小女孩对“我”的依恋,作者将这称为“平生一大乐事,一桩怪事”。草木山石、小动物常能进入季羡林笔下,幻化成一缕缕博爱的丝线,于是垂钓起读者的悲悯之情。《咪咪》写的是一只小猫,从中可见作者内心的柔软与仁慈。由此,作者在文中表示:“我一向主张,对小孩子和小动物这些弱者,动手打就是犯罪。”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对弱者富有同情与爱,所以小孩子与小猫不设防,愿与作者“我”亲近,是两颗童心将老少两代、人与动物连在一起。

爱国精神是另一种爱的提升,所以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季羡林写出这样的句子:“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当然,他又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而是有人类情怀,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喜雨》中这样写道:“请我们的天老爷把现在下着的春雨,分出一部分,带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分到非洲去降,救活那里的人民、禽、兽,还有植物,使普天之下共此甘霖。”

小我私情仿佛是一棵大树的根脉,博大的爱则如来自高天的无私阳光,季羡林散文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于是有了天地情怀,也给散文注入勃勃的生机活力和高尚的精神品质境界。

2.平淡与神奇

在一般人看来,季羡林过于平淡无奇,不论是学术人生还是散文创作都是如此。于是,谈起季羡林,人们总会拿他平凡的外表说事儿,并称扬他被误以为是清洁工这件事儿。其实,人们过于强调季羡林的平凡,但容易忽略他的神奇。

确实,透过季羡林的文学人生可见其平淡儒雅的君子形象,这也是他与张中行的共同之处,也是当下最缺乏的精神气质。不论为人还是散文都可作如是观。这也正好符合散文的平淡自然的本性,是得道者的大道藏身。就如林语堂在《说本色之美》中所言:“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不过,林语堂接着又说:“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将这话用在季羡林散文也同样适用,特别是在“奇思妙想”上,季羡林散文别有风采。

《神奇的丝瓜》是写植物的,题目被冠以“神奇”,于是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普通的、平时不为人注意的丝瓜的奇妙。这不仅表现在丝瓜藤蔓与丝瓜的疯长速度,更在于它本身的调整功能,甚至充满不为人知的智慧。他写道:“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還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这样的文章是有一双发现神奇的慧眼的。

《红》也是摆脱黑白式平淡的写法。整体文章的主线是写那个“有一张纯朴的脸”的卖绿豆的小贩;然而,小贩对于孩子时的“我”的微笑,让“我”心惊。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曾做过土匪,后来被捉住杀了头。作者写到,小贩被杀时“一道红的血光在我眼前一闪。我的眼花了。回看西天的晚霞正在天边上结成了一朵大大的红的花”。这样的故事与笔法,再加上对于“红色”的敏感,一下子将作品引入“红”的意境,给人一种神奇莫测之感。这是平淡中有神奇写法,足见季羡林散文及其思维方式的神妙。

《槐花》是一篇关于平凡与神奇的辩证关系的散文。作者说,他在北京特别是北京大学朗润园从未感到洋槐的特殊,但一个外国朋友却为其美丽和香气感染;同理,他在印度为耸入云天、红如朝阳的木棉树大红花惊诧,本国人却并不感到神奇。为此,季羡林总结道:“越是看惯了的东西,便越是习焉不察,美丑都难看出。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是容易解释的:一定要同客观存在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客观地去观察。”这几乎是一个关于平凡与神奇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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