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

生于1911年的季羡林，活了将近一百岁。他从年轻时开始发表散文；晚年更是笔耕不辍，成为少有的丰收季。用“四季常青”概括他的散文创作与思考，可以说并不为过。读他的散文时，我的眼前常晃动着四季常青的古老松柏，那就是季羡林给我留下的清晰形象。

1.小情与大爱

世上往往离不开一个“情”字。散文尤其重情，无情之文难以让人驻足，更不要说引起心灵共鸣和产生知音之感。季羡林认为，不只是抒情散文，就是一般的说理散文也不能无情。散文理论家林非曾将“真情”说成是散文“生命线”。其实，贯穿于季羡林散文始终的是真情，这是理解其散文和人生的关键与枢纽。

小抒情与私情书写成为季羡林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包括母子情深、夫妻之爱、朋友之情、宠物之好、娱乐之欢，从中可见作者起于自身、来源于生活的点滴感触。在此，情特别是真情如血脉一样流动，在可知可感中显示生命力的跳跃。《赋得永久的悔》是季羡林散文的代表作，其中充满撕心裂肺的思母情愫，就是因为自己从六岁出去读书之后，只回了三次家，这还包括为母亲奔丧。直到后来，作者才理解多年母亲倚门望眼、翘首以盼爱子归来的心情。另外，季羡林写了不少回忆文，特别是关于旧人和老友的文章，其中最难得的是一个“情”字，它们像陈年老酒经过岁月酝酿变得醇厚美妙，滋润读者心怀。小爱与私爱特别是深情，使季羡林散文很接地气，也是真实的自我流露与表达。

博大的爱是季羡林散文的另一境界与品质。如只写一己私我小情，哪怕写得再真实感人，也难达到洗礼作用，更不要说让人的心灵和精神进入神圣境地。季羡林散文能从自我情感进入大爱，一下子让作品升华了。《三个小女孩》写的分别是两岁、五六岁和十二岁的陌生小女孩对“我”的依恋，作者将这称为“平生一大乐事，一桩怪事”。草木山石、小动物常能进入季羡林笔下，幻化成一缕缕博爱的丝线，于是垂钓起读者的悲悯之情。《咪咪》写的是一只小猫，从中可见作者内心的柔软与仁慈。由此，作者在文中表示：“我一向主张，对小孩子和小动物这些弱者，动手打就是犯罪。”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对弱者富有同情与爱，所以小孩子与小猫不设防，愿与作者“我”亲近，是两颗童心将老少两代、人与动物连在一起。

爱国精神是另一种爱的提升，所以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季羡林写出这样的句子：“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当然，他又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而是有人类情怀，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喜雨》中这样写道：“请我们的天老爷把现在下着的春雨，分出一部分，带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分到非洲去降，救活那里的人民、禽、兽，还有植物，使普天之下共此甘霖。”

小我私情仿佛是一棵大树的根脉，博大的爱则如来自高天的无私阳光，季羡林散文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于是有了天地情怀，也给散文注入勃勃的生机活力和高尚的精神品质境界。

2.平淡与神奇

在一般人看来，季羡林过于平淡无奇，不论是学术人生还是散文创作都是如此。于是，谈起季羡林，人们总会拿他平凡的外表说事儿，并称扬他被误以为是清洁工这件事儿。其实，人们过于强调季羡林的平凡，但容易忽略他的神奇。

确实，透过季羡林的文学人生可见其平淡儒雅的君子形象，这也是他与张中行的共同之处，也是当下最缺乏的精神气质。不论为人还是散文都可作如是观。这也正好符合散文的平淡自然的本性，是得道者的大道藏身。就如林语堂在《说本色之美》中所言：“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不过，林语堂接着又说：“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将这话用在季羡林散文也同样适用，特别是在“奇思妙想”上，季羡林散文别有风采。

《神奇的丝瓜》是写植物的，题目被冠以“神奇”，于是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普通的、平时不为人注意的丝瓜的奇妙。这不仅表现在丝瓜藤蔓与丝瓜的疯长速度，更在于它本身的调整功能，甚至充满不为人知的智慧。他写道：“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還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这样的文章是有一双发现神奇的慧眼的。

《红》也是摆脱黑白式平淡的写法。整体文章的主线是写那个“有一张纯朴的脸”的卖绿豆的小贩；然而，小贩对于孩子时的“我”的微笑，让“我”心惊。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曾做过土匪，后来被捉住杀了头。作者写到，小贩被杀时“一道红的血光在我眼前一闪。我的眼花了。回看西天的晚霞正在天边上结成了一朵大大的红的花”。这样的故事与笔法，再加上对于“红色”的敏感，一下子将作品引入“红”的意境，给人一种神奇莫测之感。这是平淡中有神奇写法，足见季羡林散文及其思维方式的神妙。

《槐花》是一篇关于平凡与神奇的辩证关系的散文。作者说，他在北京特别是北京大学朗润园从未感到洋槐的特殊，但一个外国朋友却为其美丽和香气感染；同理，他在印度为耸入云天、红如朝阳的木棉树大红花惊诧，本国人却并不感到神奇。为此，季羡林总结道：“越是看惯了的东西，便越是习焉不察，美丑都难看出。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是容易解释的：一定要同客观存在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客观地去观察。”这几乎是一个关于平凡与神奇的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