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波，罗思婧，陈婷婷

(1.广东金融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2.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00)

半个世纪前，一些经济学家就开始将成本收益理论引入研究生育活动。莱宾斯坦[1]首先将成本收益分析引入微观家庭生育研究，从而产生了成本效用理论、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生育率内生模型和代际财富流动理论等。在我国，穆光宗[2]首先在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将我国群体生育孩子成本分为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随后郑真真、李建民等[3，4]人口学者也开始从成本收益角度研究我国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欧奇令[5]研究认为，作为“经济人”的夫妻来讲，只要有货币、时间、精力和精神4个方面的机会成本存在，要达到预期的出生率，就要降低要“二孩”的机会成本。

通常情况下，家庭生育抉择主要受到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公共服务等三方面因素的影响。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2020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人口出生率降至8.50‰。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中二孩比重有所提高，但是出生人口数远远没有达到理想预期，提示鼓励生育的政策明显“遇冷”，尤其是二孩比重上升可能进一步加剧未来我国人口增长面临“断崖式”下滑的风险。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短暂拉升了广州新生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