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昭玉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在历史文献中，“五帝”的说法并不统一，常见的两种“五帝”系统分别是—《五帝德》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吕氏春秋》等：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相比之下，前者更偏向于人间世系的帝王序列，而后者（还包括《月令》《淮南子》等）则将方、时、色、德等进行匹配，是人间帝王形象较弱，但凸显神性的五方五色帝①五方五色帝即东方青帝太皞、南方赤帝炎帝、中央天帝黄帝、西方白帝少皞和北方黑帝颛顼。序列。

《史记•封禅书》载：

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②“皞”为“暤”的俗体字，参见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772页。下文同，不另注。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高祖）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1]1626-1649

秦襄公建立西畤祭祀白帝，并在随后百余年间，秦宣公、秦灵公等逐步增添青帝、黄帝和炎帝，到汉高祖时加上黑帝而具备五帝之祠。从这段叙述中可见，此处出现的五帝，虽偶有帝名相配，但基本以五色冠名对应，至于各帝具体是谁，似乎并不明显。他们并非作为前后相续的帝王先祖得到祭祀，而是具有上神的意味，大多出于“神—人”关系，而不是“祖—裔”关系，故对各帝的祭祀未因此成为定式，“天有五帝”的表述即为证明。进一步看，记载中已明确点出白帝为少皞，黄帝、炎帝因称号的特殊性与黄色、赤色对应也不难理解。但《史记•封禅书》只言青帝，并未点明太皞之名，那么太皞是如何与东方青帝相关联，继而嵌入到这个五方天帝系统中，成为新的五方天帝系统之一的呢？

一、东夷集团的部族神

本文讨论太皞，故将研究时间集中在五方帝信仰形成的东西周时期，至于此后将太皞与神农、伏羲等关联便不在本文关注的范围内。关于帝系神话的产生，杨宽先生曾言：“无非东西神话相互错乱牵合而成。”[2]74不同部族在混合过程中携带着各自的神灵观念，为五帝系统提供诸多可使用的现成材料与信仰人群。

太皞本应是东夷部族传说中的祖先。《吕氏春秋•孟春纪》是目前所见较早将太皞列为五帝之一的材料：“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3]文中提到了太皞与春季的关系。秦国当时虽地处西部，但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应是从东方迁移而至，秦人先祖参与武庚叛乱被周人驱至西犬丘。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受封，秦才跻身于诸侯之列，开启日后富国强兵之路。《左传》记武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与于少皞之虚”[4]947-948，郯子称“我高祖少暤”[4]836，《逸周书•作雒》①《作雒》创作年代约为春秋后期，参见张怀通的《〈作雒〉研究—兼论周公篇章的制作与流传问题》，该文收录于贾磊磊、杨朝明主编：《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出版。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唐大沛等认为《作雒》是西周时所作，另有学者认为著成年代一定早于战国。言：“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②唐大沛云：略，疑当作“畔”。朱右曾云：略，本亦作“畔”。。”[5]514杨宽先生依据这些材料指出：“熊为楚氏，盈即嬴，为秦姓氏，盖秦楚本亦同族……盖秦楚与郯，无非东夷之族。”[2]23-25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清华简《系年》中也有关于秦人起源的传说，补充了秦先世为商奄之民的内容。[6]秦起于东部，秦人本姓嬴，这也与《说文》“嬴，帝少暤氏之姓也”[7]的说法相对应。

《左传•昭公十七年》言太皞遗墟在陈（今河南境内），又有：“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暤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暤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4]835-836这条材料似乎说明郯子认为少皞是先祖。郯即今山东郯城，其后人封地在任（今济宁市）、宿（今东平县一带）、须句（今东平县一带）、颛臾（今平邑县一带），也都属于当时的东夷集团。据徐旭生先生考证，当时东夷部族所居住的区域，“北自山东北部，最盛时或者能达到山东的北部全境。西至河南的东部，西南至河南的极南端，南至安徽的中部，东至海”[8]64。可见在当时的传说中，太皞是东夷部族祭祀的祖先神。

司马迁《封禅书》所述秦国立畤祭祀是一种信仰活动，这段记载一方面表现出秦人意图祈求祖先神保佑国家，另一方面也有凝聚族人的作用。少皞是东夷人信奉的祖先，被视为民族神。秦国西迁过程中虽然少皞作为民族神被带到西方，但秦国长期国力不盛，不及他国，故无力建祠祭神。迟至秦襄公受封为诸侯，秦国才享有与其他诸侯国相等的政治地位。秦襄公是秦作为诸侯的第一任国君，为了纪念部族振兴并唤起族人的传统信仰，建立西畤祭祀白帝少皞，这是政治地位提高后秦人祭祀祖先的同步程序。

秦宣公打破单祀白帝的传统，增建密畤祭祀青帝。此时逐渐强大的秦国谋求向东发展，公元前672年秦与晋首战于河阳，这是秦东扩的一次重要事件。秦人此时祭祀青帝，或许是为了祈求少皞外其他祖先神以庇佑战争的胜利。与此相似，《封禅书》记此后十四年，秦穆公“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1]1629，这条记载将秦穆公的梦境与天命勾连，最终为秦国向东发展提供了信仰依据。约两百年后，秦灵公建立吴阳上畤、下畤祭祀黄帝、炎帝，是因国土扩张、征服各族后，藉祭祀等事承认新国民祖先的合法性，以消弭内部冲突。

从这个角度看，太皞可作为秦国意欲东征时的助力，点明其原属于东方的身份，为秦扩张提供合法性依据，这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是合理的。但这仍不足以支撑我们确认青帝必然与太皞相联系，因为太皞从名号上与色彩无关，在字义上也难以与“青”契合。故除此之外，还应当从其他角度来寻找青帝与太皞间的联系。

二、太皞与方色框架的关系

虽然本文着重讨论太皞与东方、青色的联系，但是“东方—青—太皞”本身作为五方帝系统的一部分，《封禅书》已言“闻天有五帝”，且一些方位也明确说“祠白帝”“祭青帝”，可见这个更近“神”的五帝此时至少是一个略见雏形的系统，因太皞为五帝之一，故应将该体系的特性纳入考虑范围。

学者们指出，两种常见的五帝系统其实是东西神话不同组合的结果。早期各氏族崇拜的神都是本族神，商周之交则开始了氏族神和超氏族神的嬗变，但各族原有的神并没有消失。这时期东西神话相互混杂，五帝概念产生后，东西各族便各自配成五帝。童书业先生认为，黄帝、颛顼等原先都是各民族上帝或祖先神[9]，在迁徙的过程中，各方都开始努力将不同部族统归一系，于是这些部族神灵被列在同一个系统之中。

但从性质上说，两个五帝系统不是对等的。作为人间帝王的五帝序列强调传说中王位的世代相袭，创造了上古的黄金时代，也证明了世系甚至朝代更替的正统性。而《吕氏春秋》等书中的五方帝关注的不是作为古代人王的五帝，彼此间也并非血缘相继的历时性关系，他们更像是长期存在、共时性的天神，无论在什么年代，国君都可藉祭祀活动来向他们祈求庇佑，因此是更具宗教性和功利性的神祇。这两种五帝系统不是简单地以东西方民族不同组合就能完全解释其区别的，因此，两种五帝系统并不能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两种版本。杨宽先生已经否定五帝起源于五德终始说，并说“五帝之说当起于五方帝五色帝之祠”[2]158。郭永秉先生也认为：“与五行相配的五方帝之传说，起源当远早于邹衍五德终始说。”[10]五方帝系统早于人王的五帝系统，因此五方帝的形成应当自有其来源。

杨宽先生认为五方五色天帝神话的核心在于黄帝，可能是从“皇帝”之字变为“黄帝”而起，世人于是以为天帝由颜色、方位区分，于是开始有了五方五色帝神话。[2]160这个推断若成立，则说明在五方帝的形成过程中，方位与颜色的搭配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由“皇帝”到“黄帝”作为五方帝架构的核心，方色结合很可能有更早的渊源，并在一段时期内与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不相关涉。“色”可溯及更加久远之时，商文化中已然可见，虽然当时并未形成完整的五色结构，但祭辞中已有表达颜色的词汇。殷商祭祀时区别祭品颜色，可见白、黑、黄、青、红五种色类，多数出现在卜问祭品色彩是否合适的卜辞中，虽还未明确地与方位或时令相对应，但五种颜色已在仪式中得到了应用。

《逸周书•作雒》云：“诸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壝东责（诸本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疊（诸本作“舋”）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卢校作“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则土（卢校改“列土”）于周室。”[5]534-535《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11]由以上两段引文可看出，在当时的仪式中，这些颜色已与空间或方位进行勾连，且对应是稳定的，基本与后来的五方五色相一致。另有《墨子•迎敌祠》：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 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12]

由上可知，颜色与方位的搭配在战争相关的仪式中也有实际运用。这些文献中方与色的对应多次出现，且搭配方式一致，说明最晚在春秋战国时方色系统已较为完整，为五帝提供了合适的框架，无论各方帝王具体是谁，都可作为后来五方帝、五色帝相配的基础。

从古代文献来看，初期“五帝”多属集合名词，并未明确点明五帝的具体身份。如《汉书•郊祀志》有：“汉兴……后四岁，天下已定……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属。”[13]应是晋国原来就有五帝之祠。《晏子春秋》言楚巫见景公：“楚巫曰：‘……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济者，明神未至也。请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请巡国郊，以观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国南，请齐而后登之。’”[14]姑且不论《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杨宽先生认为这件事本身可能是发生过的，也就是说，秦之外，楚、齐、晋都有祠五帝的仪式，并进一步推想可能五帝传说不仅仅在东南西北这几个地区有，中原应该也是存在的。[2]162缪凤林指出：“设景公致五帝事非虚，则在秦祀炎帝黄帝之先，神之‘五帝’已完成矣。”[15]此时很可能有东南西北中五帝，但各神分别是谁恐怕还未有共识。

“神之五帝”系统的初期创建，殷商四方风祭祀可能为其更早的源头。殷人祈雨，要举行非常隆重的祭祀典礼，禘祭四方和四方风。[16]有单独祭祀某方，也有不分东南西北而统祭四方。到帝乙、帝辛时，除四方外，还有中商。虽然卜辞中是否有五方帝的祭祀，目前还没有明证[2]159，但胡厚宣先生认为尽管殷代还未有五方的称谓，也没有五方帝之祀，但可能已有此观念。如果对某方的祭祀需要一个想象中的人物作为依托，那么据此而创造出方神的概念也是不难理解的。

《封禅书》等材料的记载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方—色—神”已有拟合的倾向，原本可能互不关联的体系有了交叉。但需指出的是，方、色与神灵系统的联系，并不是方、色与五帝系统的联系，“五帝”在此前并不是固定的说法，此时的帝王还不具有稳定的序列，更多时候是独立存在的，五方帝构建的过程其实也是个体神与方、色系统结合的过程。因此，实际上各神被安置在东南西北中的位置，与青赤白黑黄相配，可以各自有其理由，不是天然就形成系统的。只不过由于方、色系统早已存在，具体神无论是单与方联系或单与色联系，都具备被合理放置在这个体系中的条件。而一旦这个系统中有的联系从字面或文化上较易被理解，也就会利于其传播，其他神也就能顺理成章地被填补到剩下的空缺之中。若“黄帝”的名号是五方五色帝系统产生的关键，炎帝同样从名称上就可见与颜色的联系。若《封禅书》记录可信，则秦襄公时期白帝也已经与少皞相关。至于黑帝与颛顼，《左传》载春秋时认为陈出颛顼，为水属；《山海经•海外经》又说雨师妾“其人为黑”[17]233；《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水正曰玄冥”[4]923，“玄冥”字面上有晦暗义，也已经体现出“颛顼—水—黑”可以互相搭配的可能性。如此看来，假若要在这个框架里再添一个具体神，则青帝是最合适的。

徐旭生先生则提出从字音方面考察太皞与青联系的一种可能：东方叫青州的说法古远，青帝可能是说青地的帝，如同战国时称东方的古帝王为东帝。“太皞之虚”在今河南淮阳县一带，但其后人在今山东东平县一带，当时大约是青、兖二州的边界。徐旭生先生亦怀疑青与齐、泲、有济、天齐等有关，后几个是互相关联的，核心在于“青”和“齐”古音是否能通。对此魏建功先生的回答是：“故谓青帝与齐地之音变而来，在声类问题上虽不能断其必可，亦不能决其不可。”[8]245-246但这种解释仅是提供一种可能，东方叫青州似乎还没有早于《吕氏春秋》的文献证据，而“青”与“齐”的关系也还无法确认，故我们暂无法断定两者在当时互通。

有学者提出另一种太皞与东方相联系的线索：在《左传》中，郯子言“大暤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而在当时的天文观念中，已有东方苍龙之说，于是可将太皞和东方、青色以龙作为桥梁相联系。这种说法还只是一种猜想，目前所见的《左传》等文献中，虽然确有以龙命名的天文现象，如“龙尾伏辰”[4]209，但还并未直言“苍龙”或“青龙”，汉以后的文献和注解中则多有“仓龙”“苍龙”“青龙”的说法。东方星宿为“苍”龙到底是方色对应形成后延及星象之名，还是既有星象之名助力方色体系的形成，目前尚无定论。

三、太皞与太阳运动及四时框架的关系

除此之外，太皞与东方的联系或许还能从其神格上进行分析。徐旭生先生在解释少皞作为白帝时提到：《说文解字》“白”部内无“皞”字，但在日部有“暤”字，解为“晧旰也”，历来注释言“皞”即“暤”的俗体。段玉裁注：“晧旰谓吉（洁）白光明之儿（貌）……古者大暤、少暤盖皆以德之明得称。俗作太昊、少昊。”因此他认为“皞”与“皋”本属同字，皋本从白，皞又加白旁。而很多“ɑo”音字都有显著、洁白之意，如“颢”“皓”“杲”“皎”等。[8]244所以少皞作为白帝的说法，不需要五行也可以成立。王筠《说文句读》言：“晧旰双声，形容之词，盖盛明之貌。”[18]《文选•鲁灵光殿赋》有“澔澔涆涆”，李善注为“光明盛貌”。[19]以此可见，被释为“晧旰”的“暤”字有光明的内涵，可能与太阳有关系。

《山海经•西山经》云：“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磈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17]46《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儒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17]289-290《山海经•大荒南经》云：“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17]323可见少皞与太阳运动的日出日落之地相联系。笔者认为太皞作为少皞所分化的原始部族之祖先神，两者名字中同有标注光明之意的“皞”字，应不是如段玉裁所说表示其德被四方，而是和其与太阳相关的神格相联系。

方神从殷商四方风开始，出现一些与季节对应的迹象。“四时”与当今的“四季”观念相似，古人基于对物候变化及农业生产活动的观察，而总结出四时节律，并稳定传承下来。虽然殷商时期还没有明确的四季名称，但四时观念与方位的结合，能在“四方风”中找到痕迹。胡厚宣先生指出，在甲骨文中，只说某方曰某，风曰某，把方名和风名当作一种神灵。[16]甲骨卜辞《四方风》见于殷墟YH127坑出土的龟腹甲卜辞与刘体智旧藏牛胛骨刻辞，李学勤对其作出的释读为：“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伏风曰役。”[20]殷墟卜辞和《大荒经》《尧典》中的四方及四方风名，三者在文字上有出入，但是名称所代表的意义一致，胡厚宣、李学勤等学者已经从风名释义等角度解析了来自四方的风暗含着不同季节的特征，从而体现出商人已经萌芽的四时观念。

由此可见，从甲骨文四方与四时观念萌芽，到《尧典》明确将春夏秋冬配以四方，并以初昏时的星象来推定四时，方和时的关系逐渐明确。在《管子•幼官》中，已出现了相对完整的配套系统[21]，详见表1。

表1 四时、方位、颜色配套系统

四时与方位的对应出现，在各种月历文献中都有记载，如《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22]这部分主要讲天文、时令，并不言方色，但各帝也与四时一一对应起来。

这样一来，太皞能与太阳活动的方向对应，亦可由方—时的关系，从日出之地对应一岁之首，岁始之时万物萌芽，是为青，于是“太皞—东方—青”也能有进一步被合理化的依据。最终在五方帝信仰的发展和体系化进程中，太皞能被放置在现有的位置。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上述文献梳理中，帝—色、方—色、方—时等对应关系似乎都能找到一些解释，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应当不是每种细节的对应都在各自发展成熟后彼此一拍即合，形成一个严密的五方五色帝体系。一种话语体系的创建过程，经历从分散的元素到完整的系统，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大力倡导到被更多群体接受、形成潮流，其间必然夹杂着无数种可能互相冲突的力量，甚至出现过多种样态的话语。历史的发展既依靠人的努力，很多时候也受限于人所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故上文的梳理与推测必然无法全然符合历史真实的样貌，也会因论述的需要而将本来可能纷繁的变化过程简单化。但本文对这些可能性的探索，力图不妄议、不武断，即使有的部分需辅以猜测与想象，整个过程仍自有其价值。

五方帝系统是民族融合和国土扩张背景下造神运动升级的产物。这场运动历时很长，其思想来源也是多方面的，从战国时多个国家可能都有的祭祀来看，五方帝系统的形成应早于汉高祖完备五帝祠祭祀的时间。从过程上说，五方帝在本质上是由方色和时令系统相互拟合并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填充了具体的神而形成的。本文关注其中最不具有明显联系的太皞与东方青帝名号之间的可能关系，试图为《封禅书》所记秦时祭祀没有明确点出的太皞为何能够被放置在该处找到一些可能的解释。尽管从各个层面上说，两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勾连十分微弱，不足以得出板上钉钉的结果，但在当时古人急需历史资源进行别有所图的神话创造时，这些确实都是极有可能被利用的材料。一场造神运动的完成不仅关乎创造者，也关乎当时的历史条件，一旦二者能够具备吻合的可能，在人们强大的创造力之下就能够最终导致一个特定事件的发生。

当然，这种推测也只能算是一种可能的解释。这场耗时不短、从官方到民间都可能卷入的运动，必然不会在所有细节上都保持一致。但从太皞成为东方青帝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可能轨迹，更有趣的是人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利用和改造可用的资源，并由此影响了一段时间内社会观念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