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双伍 吴向荣 邢瑞磊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在“和平崛起”的叙事话语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出现了重要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构建”指明了中国外交事业努力的方向，也标志着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实践开启了放眼全球、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看，“两个构建”要求研究者统筹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平衡。为此，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需要充分考察世界各国政治思想、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多元性，建构符合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和现代价值，积极探索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夯实具有中国特色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基础，使之真正成为表达思想、传播知识和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媒介和桥梁。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权力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双重转型，学术界围绕国际关系学的未来前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话语体系建构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研究范式革新等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就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革新而言，相关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国际关系学科正处在深刻的调整之中，中国学界应该紧随其趋势。此类研究着眼于全球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趋势。在Acharya看来，当前国际关系学发展迟缓的症结在于西方知识话语霸权限制了学术自由交流的空间。在全球化时代，历史与认同塑造的权力结构和知识偏好阻碍了“西方”和“非西方”学者的双向对话机会。Acharya系统地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对中国学者来说，紧随全球国际关系学科大调整的发展趋势，在自主发展的同时把中国的实践、思想和理念内嵌于乃至重塑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既是重大使命又是重要机会。

第二，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主要成就与不足。中国国际关系学40多年来大致经历了“学习—回应—创新”的演进路径。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同时，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更是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成果。当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其知识体系的结构性制约，在理论创新、话语转化以及实践支撑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有：政策研究和战略分析缺少一手资料和充分的信息支撑，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论短板较为明显，区域国别和非传统安全研究力量分散，对邻近学科理论和方法创新的追踪和转化不足等。

第三，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面临新议题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和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关系学面临着全球化进程的冲击和知识推陈出新的紧迫需要；不仅需要强化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性和关联性，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新议题更是要求国际问题研究必须加强同“理工”学科的交流沟通。这一客观态势迫切要求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上入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以弥补自身研究的不足并实现跨学科合作的目标。

在审视全球国际关系学调整态势、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成就与不足及其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本文遵循跨学科性、理论多元和“分析性折中”的立场，尝试从世界历史的叙事、比较政治学的国家经验和全球治理规范三个维度，探索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建设新的可能路径。

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世界政治历史叙事的重塑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世界历史的记录和叙事方式塑造了现实世界的基本“意象”，影响着研究者的态度、信念和分析结果。世界历史的叙述、思考和解释构成了研究者的认知图式，决定着研究者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判断。然而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效仿自然科学模式的过程中，刻意追求因果关系和普遍规律解释，强调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事件重复的可能性和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忽略了人类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行为主体所具有的非规律性、突变性以及不可预测性，影响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定位和发展。推动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再历史化”，夯实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基础，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基本共识。

国际关系史研究是在欧洲民话国家崛起、资本扩张和权力竞争的时代特征下兴起的，主要依据现实主义标准，把国家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而解释国家间权力冲突是研究者的主要任务。事实上，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关键时期，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主旋律”之外，还是国际组织数量与影响力快速增长、跨国联系网络和全球意识初步形成的重要节点。换言之，在大国冲突和对峙的宏大叙事背后是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意识的觉醒，后者常被隐藏在传统历史叙事之下而被忽视。因而，面对冷战后出现的国际权力分散化现象，面对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蓬勃发展，面对宗教、移民、话群、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涌现，国际关系研究的材料积累和理论工具都显得捉襟见肘。

面对这种状况，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再造”的一个方向是推动其研究的“国际化”，这里的“国际化”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外交史从对国家政策的研究扩展到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有影响的个人等。国际史研究并不排斥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更关注长期被忽视的人权、环境、疾病、移民等“低端政治”。国际史研究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正式外交活动的结果，同样还是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多维度互动的结果。二是指研究立场和视角的转变。国际史研究反对民话主义立场和美国中心取向，不再把美国的对外关系视为美国力量的单方向投射，而是从多国视角和运用多国材料来考察和解释对外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

国际关系史“再造”的第二个方向是借鉴世界历史学的“全球史”转向。全球史的核心关切是流动、交换、各种跨越边界的事件以及大规模结构性转型和整合进程。全球史以“社会空间”取代“国家”，并将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同时更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趋势，强调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传播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过程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整体化的普遍动力，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赞就尝试把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置于更宏大的全球转型视角之下重新考察。他认为，国际关系学需要正视“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潮流，以“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重构“全球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体系。

总之，鉴于历史叙事的重要性和国际史学界的众多新动向，迈向全球的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加强同世界史学科的内在联系，上入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等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强调跨国和全球空间的历史性联系，加强“低端政治”领域的合作互动研究，以改善国际关系过于注重“高端政治”的现状。

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世界政治多样性的经验理论整合

国家是国际关系基本的分析单元，是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尽管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但我们面对的与其说是一个正在消逝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不如说是一个复杂多样的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围绕以民话国家为基石的治理秩序展开多种形式的调适、抗争乃至重构的过程。

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愈发明显和频繁。国际政治问题多是国家面对国内外环境、制度、观念的变化，主动或被动调整本国治理理念与规则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外在表现为反传统、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本质上却是欧美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组织化表达和多种形态的“身份政治”复兴，是多元的社会力量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结构、人员流动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要求调整民主政治原则和治理机制的现实诉求。同样，发展中国家也经历着国内治理秩序重构的过程，但面临着更为艰巨和复杂的现实。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转型任务。现代国家建构和“去中心化”两个不同逻辑的发展任务，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呈现出同质化和差异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冷战后美国的“民主输出”策略，扶持了若干存在缺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缺失、国内秩序动荡不安，这是上发话群冲突、内战和地区安全危机的重要因素。

在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密不可分，多元和同一并存的今天，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已经难以涵盖日益复杂化的现实和日益多元化的研究议题。部分研究者倾向于使用“世界政治”代替“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从概念上讲，世界政治涵盖了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还涉及国家内部的政治，包括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思潮和民话、话群与宗教问题以及超越国家层次的政治变化和潮流。换言之，世界政治研究是地理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和政治学维度的有机结合，是国际关系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的高度融合，是以学科交叉方式推动知识增量和满足现实战略需求的体现。

与此同时，比较政治研究者开始接受多元的政治发展理念。在“重新带回国家”思想的推动下，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热点。例如，福山近期的研究综合了国家、社会关系和历史、制度变迁过程，政治秩序多中心起源的复线发展历程，释放了长期受困于“西方中心论”和韦伯式国家范式的国家建构研究。这意味着现代国家建构是历史和现实多重路径的选择过程，研究者需要把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同欧洲民话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相区别，重新在现代化、全球化和本国语境中探索国家的多元发展之路。

总之，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不仅表现为研究议题的融合趋势越发明显。对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而言，加强区域和国别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熟悉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积累足够的经验材料。在此基础上，应 有意识地探索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在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系统联动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社会多元转型的现实经验和历史教训。更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际关系研究者可以通过归纳逻辑和比较的方法提炼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经验，进而将其上升至局部性规律。简言之，以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方式对中国发展的规律进行系统性解释，是推动强调多元共生、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

国家利益与全球规范的调合：世界秩序与治理理念的重建

在全球化的今天，由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构成，多种行为体共同参与和多元议题复杂交织的“全球政治”图景正在逐渐成型。在全球政治生态中，包括国家在内的多元行为体在全球治理理念的驱动下，围绕着全球公共政策的规则制定、决策过程和具体机制展开协商，共同规划着“全球公共领域”的议事议程，形成了一种“多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复合体”。全球治理复合体的出现，意味着治理不仅是维持现行秩序的各种机制性安排，还是一种塑造新秩序的规范性理念。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在面对共同的全球性挑战和机制设置叠合的现实条件下，调合彼此竞争的文化价值观，形成新的身份认同，实现价值规范的秩序化，是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建构的关键。因此，全球治理本质上应该是参与和身份重塑的协商过程，旨在通过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然而，当下国际社会的特点是复杂多元的政治身份和价值观共存竞争，部分政治身份可以在国家架构中实现，并通过共同的道德原则进行利益协调，另外一些政治身份则始终处于模糊状态，从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出现“地域化”的身份政治现象。而且，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机制并没能有效地缓解全球不平等现象，反而通过规则化的方式把不公平、不合理的价值规范内嵌在治理机制中，成为导致全球不平等现象扩大的来源之一。因而，全球治理的重要任务是建构一种现实制度安排和价值规范能够内在统一，同时可以合理调适国家利益和全球身份张力关系的世界治理秩序。

世界主义是现在全球治理的基本规范性理念，同时也是多元的规范研究领域。世界主义研究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展开：基于宇宙理性、普世理性、自然法、人性的世界主义；基于世界城邦、世界公民、万民法、帝国、世界主义法、全球民主的世界主义；基于自然权利、人权、公平、正义的世界主义；基于关系、自我与他性、对话伦理、沟通共同体、天下体系的世界主义。在这四个世界主义的研究谱系中，代表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天下体系世界主义成为当代中国世界秩序观的政治哲学基础。赵汀阳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实际上是一种在全球尺度上整体性思考世界政治制度安排的秩序观，是一种在多文化条件下保证世界和平及万民共享利益的世界制度。相应地，天下体系是用天下概念调合民话主义和世界主义矛盾的世界秩序设想，强调在相互承认和彼此尊重文化与制度差异的合作性交往中，优先考虑相互伤害的最小化和兼容相互收益的最大化，并以此作为解决世界性的共同安全和利益合理分配问题的出发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全球治理的认识进一步升华，认为全球治理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等各个领域，它不仅仅是外交事务和世界现象，更是寻求公正、合理的国际制度和世界秩序的建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集中代表了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治理观，充分体现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高度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中，以正确的义利观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首先是承认现实世界的多元性，通过伙伴关系思维寻求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诚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层面走向实践层面还需要多方努力，这也正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规范维度上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

总之，迈向全球的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应该紧扣合作性有序竞争这一逻辑主线，在围绕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两大现实主题，推动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系统互动的目标下，尝试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进行重塑。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关系研究者需要平衡政策研究和学理研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现实需求是学术研究的最大推动力，科学有效的政策和对策分析，为国家对外战略实施提供持续性的智力支撑是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另一方面，随着学术自觉意识的强化，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应有意识地推动民话文化传统、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国际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