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达 程万昕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对“双循环”这一全面表述可以看出，我国是依据世界经济趋势性发展规律，对国内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战略进行调整，从而形成内外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发展新格局。

自该战略提出以来，经济学界已至少从两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其一是对“双循环”所涉及的国内国际循环内容进行细化，并以此来论证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模式实现的可行性，以及其对今后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二是从“双循环”新格局重大现实意义的角度，强调以“以内促外”格局替代传统“以外促外”和“以外促内”的发展模式，既是立足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判断，也是对中国经济的全新定位，以此说明“双循环”思路是中国发展战略“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认为，对“双循环”新格局的深刻理解，还可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研究，结合理论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视角判断，来认识“双循环”在学理层面的合理性和现实层面的可行性，这有利于避免我们在认识上对“双循环”思想的误读和政策执行上的失措与摇摆。

“双循环”是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必然结果

从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20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当时美国国内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为主要手段的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在贸易自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以往封闭条件下的需求刺激政策会通过贸易渠道漏出，刺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降低本国的投资乘数；与此同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资本外流，从而影响国内投资水平。这导致美国经济学出现了两个变化：在国内层面，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再度“革命”，认为将大量资源运用于政府的经济干预违反了市场效率原则，不可能长期维持美国经济增长；在国际层面，新凯恩斯主义者则通过在封闭的国民收入均等式中加入净出口项来解释开放条件下一国国民收入的决定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开放宏观经济学产生的现实背景，由国民收入的国内吸收部分和国民经济的外部吸收部分共同构成开放经济国民收入的主要内容。如果我们将国民收入均等式的两个部分对应地通过国民收入循环图来表示的话，那么从漏出口到注入口就形成了两个循环过程，而这两个循环最终都会流入一国国民经济的总循环过程中。实际上，“双循环”概念是基于一国国民经济的外部环境变化而提出的，“双循环”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对理解“双循环”新格局思想是有意义的。

首先，“双循环”概念是基于国际体系和国内制度体系之间的冲突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已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国际领域自由主义的现实冲击了美国国内的凯恩斯政策体系之后，美国国内体制开始转向放松管制的新古典经济主义。此外，在国际层面，美国放弃了美元和黄金挂钩的体系，并在国际范围内推行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七国集团”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用以弥补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缺乏反周期性危机的功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双循环”格局的出现，是以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制度调整为主要内容，至于以“内”为主还是以“外”为主，主要由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从这一点出发，“双循环”概念中并不存在“封闭”和“开放”之争，理解问题的核心应该放在以“内”为主和两个循环的相互促进方面。

其次，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通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形成“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在开放的宏观经济学中，通常抽象地将国家区分为大国和小国。对小国而言，外部平衡项（或净出口项）是外生的，即小国不可能通过国内政策调整影响进出口项，国民收入均等式的均衡依赖于国内吸收部分对外部吸收部分的调整，这就造成了外围国家“双循环”只能是以“外”促“内”的格局。另外，“双循环”之间的内外关系也不必然是相互促进的，在很多情况下外围国家的内外部关系是相互约束和制衡的。最为明显的是开放宏观模型中的“不可能三角”，即开放条件下资本流动、固定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项制度安排不能同时成立。尽管从抽象意义上讲，“不可能三角”并不区分大国还是小国，但在现实选择上，“不可能三角”对外围国家的约束远远大于对中心国家的约束。外围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前提是要解决经济发展的“两缺口”（即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约束，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有着天然的依赖性，因此资本流动是必选项；而在余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的选项中，如果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净出口项，那么与中心国家的汇率保持稳定就是必要的选项，这意味着外围国家要参与国际循环，就必须放弃国内循环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心国家并不担心汇率变动的风险，在“不可能三角”的选项中很容易选择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两个循环的相互促进对中心国家而言才是有可能实现的。由此可见，中国提出的以内为主的“双循环”互相促进，实际上是要突破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性歧视，及其对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约束。

最后，以内为主的“双循环”互相促进，意味着一国的国内吸收部分能够影响国外吸收部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影响的渠道主要在于中心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能够对全球的分工格局产生影响，另外，中心国家对于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由此可见，目前中国提出以内为主的“双循环”相互促进，并不是根据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因素而提出的政策性调整，而是根据世界经济趋势性发展因素变化而进行的战略性调整。这种新格局思想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完善和开放深化的指导性思想，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外部结构性依赖的发展和增长模式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失衡”增长模式的极限和以内循环为主的尝试

实际上，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化增长是一种经济失衡的增长模式，它最明显地反映在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新经济为起点的历史中。这一模式到2008年达到极限，无论是贸易顺差方还是逆差方都开始进行调整，再平衡成为世界经济调整的方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首先提出了再平衡或再工业化，美国的这种调整有三点原因。第一，消费一直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2008年至今似乎没有新的金融工具能够替代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财富效应。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因此，美国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于再工业化。第二，面对发展中国家全体崛起的现象，美国出于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的考虑，将经济安全纳入其全球战略，这就提出了通过再平衡改变美国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关系和结构。第三，出于对美元地位的考虑，美国的逆差必须有所控制，否则“失衡”规模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美元地位的下降，并最终退出国际货币体系。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在2008年进行的再平衡和再工业化的调整，导致了外围新兴国家对应的再平衡过程，这是明显的大国国内循环调整对国际外部循环的影响。

当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以再平衡为主要内容的内循环调整也存在着内生愿望：（1）美国的对华逆差在2007年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以上，失衡规模在2008年前后已经达到极限；（2）全球的制造业向某些国家的过度集中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3）在以外促内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外围国家在除了对中心国家的外部需求依赖之外，还存在着产业和技术依赖。

基于再平衡的内生性愿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围国家在国内政策上也进行了调整和尝试，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2008年之后，中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明显提高，2014年已经达到48%，而同期新加坡、韩国、墨西哥、南非、泰国等新兴国家的服务业占比也在明显提高。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2008年之后的这种再平衡调整具有明显的以外促内的特点，外围国家是以制造业遇到了全球经济衰退困难为背景的产业结构被动调整。

其二，外围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加快了研发投入的力度，力争通过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来摆脱在产业结构上对中心国家的依赖，这种努力在新兴国家的国内层面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面对新兴经济体高科技行业快速发展的现实，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心国家以意识形态的差异为借口，用“国家安全”概念替代了以往国际竞争市场的“效率”原则，与新兴经济大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冲突和纷争日趋激烈。

其三，由于2008年之后全球贸易增长减速，新兴经济体为了维持贸易利得都采取了延长本国产业链的策略。从国别经济的角度看，这种策略无疑是应对全球最终消费品需求下降的一种有效经济手段。但是，对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全球网络生产而言，这种国别的内循环并不会产生内外部循环相互促进的结果，相反在2008年之后新兴经济体国内产业链的延长造成了新兴经济体之间产业内贸易规模的下降，拖累了国际贸易复苏的步伐。

从2008年以来的经验看，尽管新兴经济体有内生的再平衡愿望，但是由于新兴国家的再平衡过程仍然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进行的，这种再平衡的调整并没有摆脱美国再平衡调整的框架，最终必然显现出小国开放模型的特征，也就是以外促内的内循环模式，即内循环的调整是以外循环的世界格局为背景的。

“双循环”新格局与世界经济趋势性变化

尽管“双循环”新格局战略思路是在2020年提出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战略思路并不是针对2020年世界经济所出现的严峻问题和短期因素，而是在总结2008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以外促内的再平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整体构想。因此，它是“十四五”规划甚至更长时期中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2008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再平衡的实践过程看，目前国际经济秩序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进一步的制度调整也已经失去了方向和潜力。无论中心国家还是外围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采取行动，来防范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失灵的风险。

从目前世界经济的混乱局面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国际经济秩序在制度安排上不适合全球化发展，其主要缺陷在于：（1）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参与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要求反危机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而在最初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并没有赋予国际经济三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C）反危机的职能；（2）全球化之后所出现的全球外部性问题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也缺乏相应的处理机制，其弥补手段主要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协商机制，如制定《京都议定书》《巴黎气候协定》等；（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出现，使外围发展中国家也能通过价值链底端的分工环节，参与涉及军事等敏感性行业的高技术产品生产，这使全球化过程中市场竞争的效率原则与民话国家经济安全的政治要求之间产生了冲突，而在解决这一冲突时，中心国家通常使用国内法律，与国际经济秩序无任何关联；（4）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初期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战后经济恢复的角度入手来构建制度的，因此发展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被纳入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框架中。

其二，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美国的政策行为产生了变化。美国已经从一个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维护者演变成了脱离现行制度规制的积极尝试者。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美国主导创立的，在20世纪60年代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的变革中，美国是积极推动者。而21世纪以来，从小布什政府选择用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手段来处理国际事务开始，这种保护主义已经从贸易延伸到生产，并具体化到高科技领域，保护手段也从关税发展到财政的税收和补贴手段，再到直接的行政干预。美国不断升级的逆全球化调整同样反映在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上，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再到在联合国下属组织中“退群”，表明美国已经不在乎它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任何国际形象。最令人担忧的是，面对疫情冲击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政府也置“二十国集团”的反危机职能而不顾，任由疫情蔓延和经济下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的分裂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经济组织发挥应有作用的主要障碍之一。

因此，理解“双循环”的思路，首先应该是在面临日趋严峻和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下，通过以内循环为主来规避中心国家政策试错风险，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在协调功能上的失灵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外生冲击。这种冲击，不同于以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冲击，很可能是长期的趋势性变化。以内循环为主，必须是以国内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准来规划我们的产业结构。同样的思路，在协调中心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大国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时，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缺乏协调机制和处理原则，因此，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摩擦和竞争就不是一种短期现象。防范技术“脱钩”和突破“卡脖子”技术要以内循环为主建立高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其次，“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必须是立足长远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从过去百年的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全球、多边、合作、开放是人类发展的趋势所向，而区域、单边、霸凌、脱钩只是世界格局变动过程的政策试错行为，我们在避免试错政策溢出风险的同时，必须坚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因此，以国内循环为主，并不是脱离世界经济的循环体系，而是通过国内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完善来提升中国在全球的综合实力，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尚未解决的外部性问题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撑。

最后，“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就世界意义而言，必须是国内体制高质量的完善。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必须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发展的总体框架，而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中的话语权，既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总量占比，也取决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内制度的先进程度。正因为如此，在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复杂局势下，中国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影响，即在产业链上有带动，在战略选择和制度调整上有上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