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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在《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这本书里提到的“媒介”除了人们日常概念中的媒介，例如，报纸、广播、电视这样的大众传播具体物质，还包括泛指人类的各种传播方式。延森“通过对不同媒介的考察，重新审视现实与约束传播的物质条件”，认为“传播媒介处于物质和非物质的实在之间。”这本书所讲的传播物质就是传播技术，围绕传播技术一般有两个方向，即具体的媒介分析和媒介技术理论。延森的媒介融合与中国学者所关注的新闻业务或者媒介产业的媒介融合不同，而是描述上述三个维度的物质载体如何嵌入社会、影响社会并改变社会。

身体作为一种媒介

在传统的传播研究中，身体的问题一直都是被忽略的存在，身体的“在场”和“缺席”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对人的身体的替代，人的身体的重要性随之呈现在传播研究的议程上。然而延森认为从历史学和传播研究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将人类看作是一种媒介，人的身体就是一类充分且必要的传播物质条件。身体和工具作为第一维度的媒介，不仅将现实与可能的世界具象化而且赋予我们每个人彼此交流与传播的能力，以实现思考和工具性的目的。正如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一书中所关注的身体问题，他提出“在人类交流中人的身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在“唯我论”和“唯灵论”中，身体只是作为一种容器或者交流的障碍，身体靠得再近都存在着距离。最理想的交流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交流，也就是天使之间的交流才没有误解。但是彼得斯认为正是由于交流存在的身体阻隔困境，所以对于传播而言，肉身在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身体的在场具有媒介传播不可替代的意义。梅洛庞蒂认为“成为身体，就是维系某个世界”，身体成为联系世界的纽带。人们与他人相遇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个体参与到多元化传播过程之中的过程。但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人工智能、传播技术的发展，“赛博人”的出现使身体出现了“危机”，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身体存在的意义。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后人类主义”下身体危机越来越紧迫。机械技术、生物技术造就了仿真的身体，侵入到身体成为身体的部分，人类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肉身在场而是成为与不同技术共存或者依赖的多元化的身体。凯瑟琳·海勒认为，“要理解新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必须抛弃传统的身体在场的/缺席的观念，回到控制论的模式/随机的观念。过去被认为是干扰的噪音，现在变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怎样调整和噪音、随机性的关系，这可能是人们未来要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今天的在场还是缺席的问题。”因此，控制论的身体不是讲作为肉身的身体，而是作为信息系统的身体。信息成为比身体更加重要的内容，信息系统成为“身体”。正如“信息优于物质，身体只是介入在情境里存在的可操控的实体”。人作为具体的主体，通过人们的身体和感官体验世界，人们的经验和判断作为人们“在世”的一部分，与物质世界一起更新迭代。

作为技术的媒介

延森认为那些包括报刊、书籍、电影、电视、广播等机械复制技术都可以被囊括进第二维度的媒介范畴，它们都属于一对多的媒介机构与传播实践。这些媒介对文本进行一对一的复制、存储和呈现；从根本上扩展了信息扩散的潜能，使得人们能跨越时空获取信息进行社会交流。瓦尔特·本雅明围绕着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理论认为电影、印刷术这样的媒介使得艺术作品的“灵韵”消失。“灵韵”是作品中独有的特性，它超越了艺术本身，超越了生命存在于不同的时空情境中。然而技术的复制性又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当艺术品的唯一性消失之后，其文化特性从单一的艺术特性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其他社会活动，但是本雅明并没有对这样的“灵韵”的消逝表现出极度的悲观色彩：“机械可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仪式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复制艺术品越来越成为针对可复制性而设计的艺术品”。“灵韵”成为了被复制的所有物。从印刷媒介对文字和图片的记录，到广播、电影对声音和影像的记录，第二维度的媒介作为一种记录的载体、一种物质本身、一种在社会大众之间进行交流的载体，不仅扩大了交流的时空性，也延伸了人的身体。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即信息”这一具有技术决定论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媒介所传达的信息，而是社会所采用的媒介本身，以及它所开创的新的交往形式。他的“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观点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者扩展，例如印刷媒介是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电视则是视听觉的综合的延伸。但是麦克卢汉的论断很快被视为唯技术决定论，人的主动性完全消失在人所创造的媒介中，主动性让位于媒介本身。麦克卢汉更倾向于把技术称之为媒介，在他的论述里，这样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摆脱了作为（人—世界）关系的中介化的角色，成为影响社会形态构建的部分。因此，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并非字面意思那样扩展了人们基本感知的能力，而是强化了把媒介这样的物质从被区隔的后台带到前台。麦克卢汉是将媒介视为“人—世界”的中介，将媒介视为“人—媒介—世界”的中介性物质。

作为元技术的媒介

延森所指的元技术是第三重网络传播背景下的“拓展了人类在社会与物质世界中行动自由程度”的元技术，也就是整合了人的身体和大众传播技术的数字化网络技术。数字媒介不仅复制了先前所有的表征与交流媒介的特征，而且将它们重新整合于一个统一的软硬件物理平台上。在元技术的影响下，传播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中的互动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的特征，在互联网社会中发展出类似于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空间，影响了人类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反之，人类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又会影响到媒介。例如，手机电脑的普及使用使得以技术为媒介的交流活动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生产、交流、分配、消费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需要通过技术协调公私领域的活动。VR技术应用于游戏之中增强了“身临其境”的真实感，通过佩戴可穿戴设备营造第一人称的视角。通过VR设备提供给用户3D视觉和听觉，知觉被技术所营造的“场景”欺骗，人和技术合成了“在场的不在场”状态。

因此数字技术尤其是智能设备对人存在着“驯化”的作用，驯化理论认为科技的意义并非由生产者单方决定，用户使用科技的种种方式也是创造，这不得不让人们重新审视媒介技术的问题，即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对媒介进行驯化的过程中，媒介反向对人们进行驯化。随着媒介技术的个人化和移动化，人们与便携式媒介技术时刻相伴，并用它重新塑造自己所处的时空，媒介技术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自我意识之中。对数字媒介技术的使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交往和行为方式，重构媒介形态。从物质到媒介的过程中，嬗变性和技术动量在媒介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嬗变性是指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状态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无法预测而且也无法从这一过程的各组成部分的初始状态中得以推断。传播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够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重塑自身的载体，其不同的物质载体提供了不同的变化种类，因此数字技术也只是媒介变迁的一种形式。

结语

延森通过重新审视媒介融合中传播的物质条件，考察了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认为无论对于哪一种媒介而言，物质条件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同时期的媒介技术依赖于特定的物质，而这一过程需要物质经过漫长积累式的发展，被人所认知和重构。不同时期的媒介物质在促进了文化的表达和交流的同时也在促进了媒介的发展即媒介物质本身的社会化。从作为人际交流媒介的人的身体到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技术和数字化计算机技术，媒介始终处于变迁的过程。在当下，媒介对于生活无孔不入的入侵，融合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的媒介不再是单一状态的媒介，而是拥有很大影响力的物质力量。在对媒介本身进行研究时要重新回到物质性这个范畴中，媒介首先是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