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连晗生在《作为散文诗的<野草>与新诗史》一文中对《野草》在文学史上叙述的梳理，指出《野草》在当今新诗史叙述中的缺席并论述其在新诗史中缺席的成因，他认为原因在于，论诗之始，废名、吴文祺、朱自清等文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将《野草》排除在新诗之外，从而导致了其后王瑶、钱理群等人的新诗史编写惯性。张枣指出：“对主体消极性的误察，使文学史止步于描述性（descriptive）的现象罗列，而对趣味上的价值判断望而生畏，当然也就未能辨认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现代诗之父其实是鲁迅，而不是胡适。”人们对现代诗歌中追求现代性诗意传统的忽略，导致文学史叙述中对《野草》作为诗歌所具备的现代性特征的忽视。

一、《野草》作为诗歌集在文学史之中

按文学史中对于《野草》题材的定位，大多数学者都认可《野草》是一部散文诗集，王瑶对《野草》的诗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第一《野草》是诗；诗的语言总是要求更其集中、隽永、意致深远的；一般来说，诗总比普通散文要难懂一些。一首诗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它所用的文字有韵或者无韵，而在它是否包含有诗意，诗的内容和表现方式。”鲁迅在1932 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