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连晗生在《作为散文诗的<野草>与新诗史》一文中对《野草》在文学史上叙述的梳理，指出《野草》在当今新诗史叙述中的缺席并论述其在新诗史中缺席的成因，他认为原因在于，论诗之始，废名、吴文祺、朱自清等文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将《野草》排除在新诗之外，从而导致了其后王瑶、钱理群等人的新诗史编写惯性。张枣指出：“对主体消极性的误察，使文学史止步于描述性（descriptive）的现象罗列，而对趣味上的价值判断望而生畏，当然也就未能辨认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现代诗之父其实是鲁迅，而不是胡适。”人们对现代诗歌中追求现代性诗意传统的忽略，导致文学史叙述中对《野草》作为诗歌所具备的现代性特征的忽视。

一、《野草》作为诗歌集在文学史之中

按文学史中对于《野草》题材的定位，大多数学者都认可《野草》是一部散文诗集，王瑶对《野草》的诗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第一《野草》是诗；诗的语言总是要求更其集中、隽永、意致深远的；一般来说，诗总比普通散文要难懂一些。一首诗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它所用的文字有韵或者无韵，而在它是否包含有诗意，诗的内容和表现方式。”鲁迅在1932 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

新诗发展初期，对其定义只是为了区别于古典诗，实际上，“客观的说，这时‘新诗’的概念是笼统的，是多种新体诗的集合概念，其多种新体诗包括自由体诗、格律体诗、小诗体诗、散文体诗等。只是到了1923 年以后，由于初期新诗创作中的非诗化倾向导致了发展中落，从而一批诗人集合起来提倡新韵律运动……从而奠定了新诗格律体在新诗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胡适提出“诗体大解放”之后，白话诗各种诗体实践呈现一片丰富驳杂的景象。

诗人张枣受T.S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主张即“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的启发。同时基于一个诗人敏感现代的阅读体验，他坦言：“一个文本一定跟一个阐释系统相关。但是阐释一定不能乱来。因为不是先有阐释才有感受，而是你发现鲁迅笔下这么多同构的因素，进而才思考和阐释他的现代性为何跟世界性的现代性、主体性的定义如此合拍。”他创造性运用另一种阐释系统，以中国现代诗歌内在诗意空间的缔造发展为主线，从四十年代的冯至和“九叶派”诗人到三十年代卞之琳、废名和“现代派”诗人，再到二十年代对诗意现代性具有高度自觉的锤炼，关注和实践言说与音乐之间纯诗关系的梁宗岱和“新月”诗人，最后追溯至鲁迅的《野草》和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发现建构新诗的内在传统是追求“现代性”的传统。从而创新性提出“我们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我们诗歌现代性的源头的奠基人，是鲁迅。鲁迅以他无与伦比的极具象征主义的小册子《野草》奠定了现代汉语诗的开始。”

张枣注重的是1919 年以来白话诗中的某种恒久的结构，他始终围绕着鲁迅的词语工作室，也是现代诗人鲁迅在文本中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性诗学空间来对《野草》进行阐释。

二、张枣阐释中《野草》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一个西方概念被推广到中国之后，迄今为止都是一个难以说清的概念，在将这个概念应用于审美实践时，张枣认为“现代性”在文学的场地里，指向的就是也必须是“文学的现代性”。

鲁迅在《野草》中首先是以一个绝对自主的现代心智虚构了一个内向诗性的空间，这个空间之内，只有一种虚构了的“抒情我”的主体和声音，这个“抒情我”是现实中“经验我”书写的他者，是书写作为创造活动的目标和意义。这个“抒情我”作为一个忧郁的现代主体带有许多消极特征。张枣提出“消极主体”作为文学现代性的核心意识形态，“凡是消极的元素和意绪，都会促成和催化主体对其主体性的自我意识，而这意识，又会引发遍在的生存的忧郁感，正是这种忧郁缔造了现代书写的美学原则。”五四以来，伴随着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失败，孤独、失语、虚无这些消极元素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心理感受，鲁迅在创作《野草》时心境有消极的元素，他曾经1934 年10 月9 日致萧军信中说：“我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张枣从最普遍人性的意义上去理解鲁迅的《野草》，正是因为鲁迅生存在这一些消极元素之中，鲁迅在《野草》中才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他首先意识到的就是作为一个主体被坏的时代所损害的事实和寻找与发出自己内心声音的艰难，才会在《野草》中采用一种“苦闷的象征”结构，在《影的告别》中通过“形”与“影”的告别塑造的是一个精神分裂者的病态主体，《秋夜》中用枣树来表达“我是一个受伤的人”和其他一系列具有消极特征的主体，鲁迅彻底将消极性元素审美化，从而使得《野草》的文本特征与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相契合。

张枣将《野草》中的一系列物象看作是发声者的暗喻。在《秋夜》中，他这样解析：“鲁迅从词语工作室走到词汇的花园里，在这里，花园、天空是敌意的；一切代表鲁迅强大同情心的弱小事物（元诗语素），比如花、草、小虫等，基本上都被霜、严冬和天空的强大力量压倒了，基本上都是微弱的发声者，但他们身上有一种发声的希望。”《立论》中“在这里是一个小学生，学习发声，在学习发声的过程中他不能正确发声，因为说真话就要合力被打。”鲁迅对于人类的批评，是从语言本体论的观察，从对自己说话姿态的观察开始的，文本中这一系列发声者的暗喻实际上也是鲁迅“经验我”自身所幻化成的无数个“我”。

张枣认为“言路即生路，对言说危机的克服，就是对生存危机的克服，对自我的分裂和丧失，对受损主体的修复，只有通过一个绝对隐喻的丰美勃发的诗歌花园，才有可能完成。”鲁迅正是通过诗歌这所语言的花园来达到“苦闷的升华”。从而修复自己受损的主体。现代汉语新诗在失去古典诗歌所依赖的词与物一体的基础之后，词语所面临的巨大空白。所有的词语都在茫然的等待，语言是人类生存的家园，语言的危机就是人生存的危机，面对这巨大的空白，鲁迅并没有迷失其中，他以诗性的语言去大胆的命名，去创造一个词语的花园，一个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这也是现代性唯一的标志：“就是诗人或写者把自己认为是预言家，去重新命名诗歌，由此就产生了现代性。”在那里，赋予每一个被命名的事物以绝对真实的生命，一旦被命名，每个词的物质都会消失，词语本身蕴含的那支绝美的歌也会被唤醒。于是，在《秋夜》中，“哇的一声，恶鸟飞过了”，《失掉的好地狱》中在冷油温火里突然醒来的鬼魂们“遂同时向着人间，发出一声反狱的绝叫”，在这个现代汉语诗性空间之中，所有的词语都被强有力的主体赋予了新的不同于古典词意的名字，它们重新获得自己的客观对应物，语言的危机获得象征性地解决，创造者鲁迅坚定地发出了主体的声音，传递自己内心真切复杂的情绪，缔造和复原他的主体性，从而完成对生存危机的克服。

三、有意味的重构

在《野草》的阐释中，张枣展示了鲁迅作为一名现代诗人所运用的现代性美学原则。将传统的恶的丑的词语，比如“恶鸟”的名字以及“恶鸟”所代表的传统含义颠覆，使得“恶鸟”具有了丰富的象征内涵，不再是原来丑恶不堪的鸟和声音，而变成强有力的发声，在消极中吸取美，将单向度的审美转换成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多维立体审美。在文本中表现为一种叫做矛盾修辞法的策略。多维审美原则写作技巧的成熟代表着诗人内在的丰富性成熟。

鲁迅试图用艺术来修复，用好的故事去唤醒人类诗意的栖居，“生存的缺在是通过文本来弥补的，而通过这种弥补，又会让我们向往一种实在的生活场景”。他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困境，更是通过这种消极的象征去企图唤醒人的主体性，用坚定的发声去反抗所有对主体进行的损害和压抑。坚定的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完成对主体，自我存在的确认。他不仅自己言说而且帮助别人言说，他不仅自己生存而且帮助别人生存。那座红颜静女独自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的诗歌花园，映射的不仅仅是鲁迅复杂精美的心绪，指向的更是鲁迅对现世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

张枣对鲁迅《野草》的阐释带着80 年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性反思发展历程的特点。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知识界再次重返五四，企图以启蒙为标杆，“把对中国现代性（其特征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反思置于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中，再一次完成了对现代性的价值重申”，到90 年代企图重塑回归中国传统的对80 年代的唯西方为是的“中国现代性”的批判。其实质仍然是一种以中西方二元对立的反思模式。张枣在说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自鲁迅《野草》起就逐渐实现的诗歌“后现代化”的同时，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创作的危机，即“依照‘词就是物’这样的信念固然可以保持一个西方意识上的纯写者姿态，并将语言当做终极现实，从而完成汉语诗歌对自律、虚构和现代性的追求，然而，这一过程可能带来如下逻辑后果：中国当代诗歌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它缺乏丰盈的汉语性。”但是如果要追求汉语性必然要遵循汉语诗歌内部的诗学理想即“词不是物”，这样又会因此而丢失对于现代人而言意义重大的诗的现代性。

在此，张枣坚持将汉语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认为是它内在变革的需要才生成了中国诗歌的现代性但是也同时生成了它的危机。从而确立现代汉语新诗继续向前发展的合法性。现代性是一种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自发的产物，其视野是将中国现代性发展置于世界现代性发展进程之内，同时也否定将中国汉语诗歌彻底做与传统割裂的结论，张枣弟子颜炼军在其著作《象征的漂移》中承续了张枣的诗歌史思想，将汉语诗歌视作一条延绵不绝的河流，尽管遇到地层突然下陷，河流流向发生巨大转变，河水流速也不似以往，但河流还是那条河流。这也是一种全球化视野下，一位中国诗人审视自己本民族文化所保持的合理立场。

注释：

①连晗生：《作为散文诗的<野草>与新诗史叙述》，《鲁迅研究月刊》，2014 年，第11 期。

②张枣：《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 年版，第152 页。

③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版，第38 页。

④鲁迅：《野草》，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 页。

⑤许霆：《中国新诗自由体音律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5 页。

⑥杨富波：《论鲁迅<野草>的现代主义风格》，《文艺争鸣》，2019 年，第6 期。

⑦张枣：《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 年版，第177 页。

⑧张枣：《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 年版，第146 页。

⑨张枣：《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 年版，第151 页。

⑩鲁迅：《野草》，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 页。

⑪张枣：《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 年版，第158 页。

⑫张枣：《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 年版，第181 页。

⑬张枣：《文学史、现代性与鲁迅的<野草>》，《当代作家评论》，2011 年，第1 期。

⑭张枣：《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 年版，第161 页。

⑮鲁迅：《野草》，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6 页。

⑯鲁迅：《野草》，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69 页。

⑰鲁迅：《野草》，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85 页。

⑱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 年，第5 期。

⑲张枣：《朝向语言的风景——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上海文学》，2001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