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我想要指控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一个只有十二三岁的小男孩站在法庭的原告席上，坚定的眼神里充满着对生活的绝望、对命运不公的仇恨以及冷漠。这段开头来自黎巴嫩导演娜丁·拉巴基执导的、耗时五年完成拍摄的剧情片《何以为家》。

看完这部影片的那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节日的气氛更烘托了影片的悲凉。在这个世界上仍有许多无法拥有儿童节的孩子，睁开双眼便要思考如何解决一天的温饱。他们的身上贴着难民的标签，没有户口，甚至没有姓名。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早已不是生活，而只有活着。

一、赞恩的眼里没有星辰

瘦小、机灵，但眼神里充满着冷漠和敌意，这是赞恩留给我的第一印象。贫穷与混乱是这些难民生活的全部。政府不承认，所以他们苟且偷生；没有身份证，所以雇主可以随意压榨而不付工钱；身为难民，所以随时都会面临举报揭发的威胁。没有法律，甚至遭受暴力，更害怕警察的到来，他们是永远见不得光的地下老鼠，他们只想要活着。活着就行，能活下去就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何以为家》以两个家庭作为叙述主体。一个是赞恩的原生家庭——逃亡中的难民家庭，一个是给予了赞恩希望的重构家庭——以拉希尔为代表的外籍女佣家庭。孩子多、没有工作、没有钱、为生存违法而锒铛入狱……这是赞恩的家庭；没有身份、单亲、外籍女佣不能享有生育权、孩子无人照料、随时会被遣返原籍……这是拉希尔面临的困境。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不幸的原因是相似的——没有法律保护，没有制度保障。卢梭曾因“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成名，理想城邦本是人们共同订立契约来保障个人社会权利，以度过安稳和平的一生的，可是在这混乱而不完善的政治体中，在战乱和不安宁的大环境下，命运悲惨的人们在失序中失语，天空被法律制度的缺失遮蔽，赞恩的眼里，看不到天上的星辰。

二、父母成为了连锁齿轮中的一环

赞恩痛恨他的父母生下了他，恨他们不能给他遮风避雨的家，给予他来自家庭的关心和爱护。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而言，他像大人一样思考如何维持生计，学会了所有偷盗、暴力、贩卖违禁药品的行径，不能活得像个孩子。在赞恩眼中，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就像农户对猪仔的养殖，养到了一定年岁便可换取实际价值。没有人能够承担原生家庭带给他的绝望，因而他在得知母亲又将孕育新的生命时只觉得这又是一个悲惨的人生轮回。

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孝为先”的教育观念下，控诉父母的行为荒诞而戏剧，但赞恩的遭遇和不幸将观众引入对家庭责任和义务的重新思考中，颠覆了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对父母的认知。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是自家庭这一群体形式建立以来便一直存在而受到争议的问题。父母的义务在于抚养孩子，孩子的义务则在于服从父母，孩子的前半生，由父母来陪伴，父母的后半生，由孩子来送终。代际之间生命线上的部分重叠使人类得以生存繁衍，代代不息，这便有了传承的概念。都说“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每一个原初的人，其性格与价值观的培养和形成都离不开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甚至于即使后来的生活环境和状态有所改变，儿时带来的痛楚、恐惧和孤独，也将成为一生难以抹去的潜在底色。关于原生家庭之中的积怨和矛盾，黎巴嫩的电影或许还尚有距离感，但如若提到2019 年大火的电视剧《都挺好》，相信会引起不少人的共鸣。这部翻开“原生家庭”旧账的电视剧让不少网友纷纷分享家庭在儿时带给自己的伤疤和难言之隐。代际沟通之间的不顺畅、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不理解、相处方式的难以把握，使得父母和孩子这两个社会角色成为了社会大机器上难以啮合却偏要绑定在一起的大小齿轮，磕磕绊绊地在运转中留下每个家庭特定的磨痕。赞恩人生中的痛点，离不开父母的冷漠、残暴和对于生育与抚养的扭曲价值观，折磨与痛苦使得赞恩将无处安放的满腔怒火直指向了自己的父母。

可是从赞恩父母的角度来看呢？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贫困，如果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保障，赞恩一家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中，每一个孩子可以拥有一张身份证，即使日子清贫也还过得去。一切能够证明身份的罚单将这个家庭死死地逼到角落里，一点退路都没有。孩子成为了他们唯一还能证明自己真实存在的途径，同时也成为了他们谋生的另一种手段——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实实在在的货币等价物。因为穷，所以要生，因为穷，所以养不起孩子。这很像解放初期的中国农村，陷入的这个死循环在大环境不改变的情况下永远不得解。赞恩内心世界的第一次崩塌来源于妹妹被卖，这是他第一个实实在在付出爱并感受到人间那么一点点美好的情感寄托。而这也成为了他控诉父母的主要原因。但是赞恩的父母真的不心疼吗？他们真的冷血到可以将自己的子女随意置换吗？我看到人性的冷漠，但我不相信身为父母的他们没有一丝丝情感。否则，赞恩的妈妈不会望着女儿离去的背影流露出一丝怅然若失的情绪，赞恩一家也不会在赞恩质问谁住院了的时候保持缄默。一切情感的冷漠和麻木，都是生活的刻刀移动了嘴角。站在被告席上的他们，确实不配当父母，但谁又不是受害者呢？冷漠无情的父母，成为了这个不完善的社会大机器中被指控的一环。

与之相比，拉希尔作为母亲却对自己的孩子充分展现了柔情的一面。黑人小男孩是这部影片中最为纯净的面孔，尽管他的肤色带有戏谑之味，是“妈妈怀孕的时候每天喝一壶咖啡导致的。”但他是天使，是拉希尔坚持生存下去的理由，是赞恩想要保护的对象，却同时也是人贩子千方百计想要搞到的“货物”。影片对拉希尔这个人物的刻画让我们又重新相信“父母是爱我们的”。母亲给予孩子全部的爱，让这个破旧的铁皮屋散发着微弱的温馨与光芒。在看到难民家庭的冰冷和陷入到对家庭与社会的怀疑之后，导演给了我们拉希尔来平衡电影的苦味。电影中的人物很少有表情上的变化，但是拉希尔的泪水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面对人贩子的刁难和老板的压榨时，拉希尔都没有为自己的委屈哭泣，但是她唯独将泪水给了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母亲。能让人动容的从来不是外部的强硬，反而是那些会触及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的人或物。拉希尔的形象和万千影片中塑造的母亲形象一样，孩子是她的软肋，她会用她的一切为她的孩子铸造起最坚固的铠甲。无论是拉希尔最终与孩子的团聚，还是赞恩终于拥有了一张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护照，故事的圆满都给了观众一些希望，生活在继续，爱还在，苦痛不会一直延续。

三、奔跑与摩天轮

整部影片的拍摄没有太多运用所谓的“推拉摇移”的艺术手法，而更多采用的是直接手持摄像机进行拍摄的拍摄技术，作为剧情片，便很大程度上无所谓现代商业电影中的特效元素。影片看毕，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晃”——镜头晃得厉害，尤其是影片中人物的奔跑。

在诸多影片中常常会出现主人公奔跑的镜头。奔跑表达的情绪和隐含的意象有很多：恐惧、逃避、发泄、追逐，还有重生。影片最初的花絮便是黎巴嫩街头那些居无定所的流浪儿童们在街道里奔跑，尽管这个场景是描述他们在玩耍，但慢镜头的叙述使得他们的奔跑更像是想要逃避贫苦生活的内心吐露。饥饿、疲惫、歧视、驱赶，生活这个恶魔在背后紧紧啮噬着他们的肉体和心灵，几乎没有一个人以正面形象出现在镜头中，唯有拼命奔跑才不会被黑暗完全吞噬。被生活驱赶的他们，只是中东地区难民群体的小小缩影。

在《何以为家》中，奔跑的主体有赞恩、赞恩的妈妈和拉希尔。同样都是母亲，赞恩妈妈的奔跑没能阻止儿子入狱，而拉希尔的奔跑却迎来了与儿子的重逢。赞恩的奔跑是出于对妹妹的追逐、偷窃的躲避和为妹妹报仇。在此我想将他所有的奔跑看作是对生活希望的追逐。赞恩被生活蹂躏，但困境没有彻底磨灭他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对于更好生活的向往：为了帮助妹妹逃离被卖的魔爪，他想尽办法逃离；为了让小约纳斯不至于饿死，他编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他贩卖违禁药品也是为了攒钱和小约纳斯逃离到梦想中的乌托邦——“孩子们可以自然死亡”的瑞典。好好活着，是赞恩的梦想。

正如前文所说，这部影片并没有运用过多的电影技术，娜丁·拉巴基保留了生活的真实纯粹，没有冗长的铺垫和大段的人物对话——生活的苦难使得难民群体不擅长也不需要用语言或文字来表达他们的内心，只需用简短的、发泄式的谩骂来宣泄内心的愤慨，甚至于人物的内心独白都只在法庭的片段中集中呈现。影片的故事叙述采用一段又一段的场景切换进行拼接，偏于呈现而非叙述，用原汁原味的镜头去体现难民生活的真实和残酷。在这个虚拟与现实不断交错而让人恍惚的时代，“真实”成为了每一个人珍视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最贴近心灵，真实的情感最打动人。

我尤其喜欢影片里那短短的摩天轮镜头。在这段镜头里，赞恩脸上的光影从暗到明，再逐渐转向连五官都看不清的黑暗。摩天轮一圈又一圈的运转机制颇具有哲学的神意，它好像预示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无法一直看到高处的壮阔风景，也不会永远处在低处的黑暗里——尽管一时的光明是那样短暂。摩天轮正是主人公命运的缩影——如果没有政府的救济和制度的调整，难民身份的泥淖这辈子也无法摆脱，或许赞恩长大后就会和他的父母一样，麻木而任由命运摆布。因此影片开头“我想要指控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法庭对质是剧情发展的必然，也是整部影片冲突的最高点。如果没有“十二岁少年持刀伤人”的轰动事件，没有孩子对父母的指控，没有法律的介入，这些蝇营狗苟的难民也就无人关心、无人救助。正是因为媒体的曝光，影片中的赞恩、拉希尔、赞恩的父母才有机会在公众场合吐露他们的痛苦和难以为继。赞恩用这种看似“暴力”的方式换来可以发言的机会，这与崇尚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的文明社会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部现实主义电影带给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是为剧中人而悲，还有关于现世千千万万难民问题的重新关怀。

四、何以为家，以何为家

以赞恩为代表的难民悲剧，其矛头直接指向了原生家庭，更指向了其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何以为家》这部影片将现世存在的大部分矛盾与冲突原生态地展现在了公众面前：战争冲突、难民问题、女性与生育问题等等。即使赞恩的父母被指控，赞恩和拉希尔因为触犯了法律而受到监禁，但这里的每一个小人物都不是最终的被告，而是这些问题的矛盾集中点，是这些矛盾与冲突被放大后关乎生存和人性的命题。

“我也这样出生，我也这样长大，我做错了什么？如果我有选择，我可能会比你们所有人都好。”赞恩的爸爸为自己这样辩护。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虽然作为观众的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乱和极端贫苦的生活的绝望，但生活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从来都不是绝对友善的，“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生活，是我在这部剧中反复品味的词汇。生，是生命被给予的瞬时动词，而活，却成为了后来人生历程中的延时过程。毫无疑问的是，大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人生态度、价值观、世界观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些在人生路途上出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段故事都是在无数次的选择和机缘巧合中重塑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自我的定位。每一次生活的失意都是碰壁的勋章，在原本完整无瑕的人生卷轴上刻下了没有办法抹去的痕迹，而每一次对生活重燃起的希望都是与生活的和解，获得重新追逐的目标和活下去的勇气。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生”，但后来的“活”却是无数次解构与重构下的自我和解。当大环境无法实现自我和解的逻辑路径时，社会矛盾便集中而尖锐。

赞恩的第一个目标是拯救他的妹妹，第二个目标是保护小约纳斯，当现实把他期待的梦想一个个全部击碎的时候，他很难再找到情绪的宣泄窗口，于是他把这种怀疑转向了“父母给予他的生命”，正如现实中许许多多的小赞恩把对生活、人生的怀疑指向了不得安宁的大环境一样。纵使影片的结尾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赞恩的笑容，但在线下查阅相关资料时，看到饰演赞恩的演员同样以一个难民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焦点之下，他脸上明显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还是深深刺痛了我。现实中的赞恩，在2018 年举家迁移到挪威并得到了官方的救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物质满足并逐渐稳定。看到这一结局，身为观众的我们自然欣慰，可是笔者却由此想到了其他更多和赞恩一样的难民孩子。诸多关于本片的影评将落点落在了“孩子，只要你不放弃，世界一定温柔待你”上，可是，所有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又何曾不是用尽一切办法去延续自己的生命，当现实的打击一次又一次震碎了生活的勇气，这些边缘群体在失序的混乱社会中，真的可以通过一句“不放弃”就得到生活的善待以及能够自我救赎吗？生活带来的切肤之痛，该由谁来偿还？

联合国难民署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7 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达6850 万，流离原因主要是战争、政治、宗教等，“黎巴嫩目前大约有97.6 万名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获得救助的赞恩，只是众多赞恩中极少数的幸运儿。

这部电影在某些程度上确如导演娜丁·拉巴基所希望的那样——“相信电影能改变世界”，在大众传播中引发了不小的波动。更多的难民伤疤被揭开，受到救助的难民仍然面临着原生环境切肤之痛的心理影响……优秀的电影能够抓住社会痛点，是现实生活的再现，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思。虽然面对长久以来的难民问题，一部电影无法给予切实的物质帮助，但它带给世人的思考和触动不断推动着身体力行者进行“以何为家”的实践。

我想《何以为家》不仅仅是提出了“什么是家庭的保障”这一问题，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以何为家”——“用什么和怎么做来保障家庭”的思考。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电影和纪实影片将焦点聚集在了边缘和少数群体身上，如果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真的可以通过电影的叙述去关注和改善这些问题，而不是仅仅让它们成为社交平台上炒作的评论由头，那我想这便是真正的“电影能够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