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质上，透析党性意义就离不开对党性价值的追问：以人民为中心、以信念为旗帜、以实事为是，以时代为引的党性价值追寻，更能了解党性概念变迁背后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意义。党性修养是对党性价值的现实关怀与关照，以党史阐释党性修养史，发现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践行、信仰之旗和忠诚之效。诠释新时代的党性修养，必须以理论修养、政治修养、纪律修养、道德修养、作风修养浇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之路。

[关键词]党性;党性修养;党性价值;心学之路

[中图分类号]D2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5—0024—09

[作者简介]李雪，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黨史、国史。

一、党性价值之历史深赜

（一）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突出的品格，维系着理论指向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指向的中国工农革命，产生于双重基底的中国共产党是携带无产阶级基因与人民立场的政治组织，因此，党性不仅包含阶级性的本质属性，同样体现了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为此党而非彼党的显著标志。自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各社会阶级和各种政治集团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良策，唯有共产党扛起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大旗，“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1，彻底地完全地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是革命时期党性修养的具体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也是衡量党性有无的尺度。群众路线即是党在革命时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方法，一切为了群众 、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切实以人民的所想所盼为基石，以人民的认同感为检验标准，历史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就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命与力量之本。

党性价值之内核就是要回答这样一系列重大问题：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党性价值之基：人民。习近平这样总结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2。民心就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民心得失是决定党生死攸关的通行牌，党性丧失就如一道鸿沟将党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党性不纯就如一座无形之墙使党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如此，我们党将失去桥梁，失去力量，失去靠山。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性，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历史考验中得到的正确经验，以人民为中心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与人的解放的具体实践，党的宗旨与人民的意愿是一致的，习近平讲：“从本质上，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1。习近平将党性进行了阶级立场之上的人民立场转化，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党性的基本原则，把人民立场作为党性的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性作为党性的第一价值取向，是对党性的价值升华。

（二）以信念为旗帜

百年风云变幻，中西文化多元纷呈又暗流涌动，各种中西思想理论的互异性和意识形态争斗的尖锐性加剧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思想交流中的思想摇摆和徘徊，映射为党员思想行动上的“软骨病”和“麻痹症”。就各种中西思想理论的互异性而言，思想理论良莠掺杂，叩需去伪存真：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十月革命传入中国以来，指导了中国的革命与实践，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另一些西方的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主义趁机涌入，各种资产阶级革命、宪政改革的失败实践证明，这些不良思潮与中国实际相悖，后期更不断侵蚀和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指导地位。就各种思想意识形态争斗的尖锐性而言，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动摇着党员的政治定力，尤其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又一场无形帝国主义压迫。

毛泽东是党内最早关注思想入党的精神领袖，是在透彻分析党所处历史环境及党内外矛盾的基础上，将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并作入党原则，而后者更为紧要。思想入党即党员必须兼具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无产阶级立场，实现党性观念的改造。刘少奇特别指出：“我们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只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方法论。”2对共产党员来说有一条世界观始终不变，变了就是“动摇、变节或叛变”，3就是共产党员最大的耻辱！这条世界观是指引党员党性的核心中枢，是党团结一致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就此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这一论述表明了理想信仰与政治方向的内在逻辑：坚贞的政治性与矢志的理想性决计着党员的前途命运。

新时代，我们日益迈进国际舞台的中心圈，分化西化、阴谋阳谋花样百出，尤其擅长利用双重标准污蔑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深度的政治鉴别力，坚定政治站位和党员定力，坚守崇高理想与共产主义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性要旨，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党性价值的根本信仰。一方面，实现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另一方面告诫党员，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将这种理想信仰奉为党性修养的圭臬，经过艰苦卓绝地自我斗争和自我革命，补充精神上的“缺钙”，刺激观念上的“麻痹”，厚植意识上的“淡薄”，剜除风气上的“陈腐”。

（三）以实事为是

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来自党员本质的改造，这种本质改造的两种向度指向过程和结果的维度。结果的维度即实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养成，关键在于过程的维度即党性修养的实践。信仰以成党性，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民心以成党性，就是要铸就人民立场;行止以成党性，就是要遵守党章党纪;兴德以成党性，就是要立德慎独;忠诚以成党性，就是要守节知畏;如一以成党性，就是要求知行合一;团结以成党性就是要开诚布公。

伟大的理论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认知真理性的独一标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在血与火中的取得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其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中对实事求是有系统深刻的论述，实质上党性修养之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实践，他经考察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1。更深层次地，他将党性价值与这种实践精神联系起来考察：“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2。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党性价值追寻的切入口，保证原则性与调适性的布局一致，警惕本本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形成，因此，实事求是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并持续呈现效应叠加的政治优势。此外，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也并非如古代贤人所谓的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3。而应是这样的修养——辩证唯物的、有劳动实质的，具象的，有革命实践的东西，兼备客观性的，服从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运动。刘少奇所言虽从认识主体自身出发讨论党性修养论，但并非脱离革命实践的自我改造，如若说毛泽东的《实践论》剖析了党员党性认知的源起、路径、检验标准的话，那么刘少奇的《论修养》剖析了党员党性认知的态度、阶级意识和方法，如前所述，两种认识论观点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共同表达了认识论的完整形态，即认识对象的客观规律与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相统一。4二者统一性合理诠释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一切社会关系必定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如此得以避免两张皮局面。

习近平也曾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号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求真务实不务空名的实干精神考验着党员们的党性底线，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实践观是执政党的党性使命。他曾强调：“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考验着我们的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的道德品质，始终是领导干部党性纯不纯、强不强的一个重要体现。”6为政之道在实事求是，在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雁过留声，在有始有终、善作善成，可以预见，基于使命性政党定位上的实事求是和理论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党性修养论从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理论基点其实是党对现实实践的深刻答复，在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两个百年、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多重艰深任务，并面临着多重危险和多重考验，这时刻充满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期盼，愈发呼唤广大党员践行实事求是的党性价值做出精准判断和选择，以深刻把握和理解历史中的中国和时代中的中国。

（四）以时代为引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同样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党员的党性修养目标，“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身努力”，7相反，不良作风的快速传播性和高度变异性又极易在党内蔓延，因此，党性修养是每个时代党员的永久课题，加强党性修养没有休止符，党性修养永远在路上。

以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期间（1935—1945）为例，以遵义会议为挽救党的转折点，到抗战全面结束为挽救民族的胜利点，我们党领导人民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民族抗战。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的空前团结，已然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得益于党性修养理论与实践的成熟，这段历史成为党建史上独一无二的记忆。以时代为引，在民族危亡之际，党内主要存在“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成为阻碍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累赘，1935年8月《八一宣言》告全体同胞书的发表，号召全党全军应抱有“兄弟睨于墙，外御其辱”的党性觉悟，抛弃过去现在个人全部的新仇旧怨，停止任何分歧与敌对行动，全民族共同携手立志救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民族为基的抗战统一战线中执行游击战的战略决策，这时党内泛滥着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在抗战行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残余。毛泽东在1937年9月7日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斗争文章，他认为之所以“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1这段开篇经典论述直指党员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进行的思想斗争“始终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始终是修炼党性的思想路径之一。毛泽东在文章中列举了多种自由主义形态，总结指出自由主义源于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并会与马克思主义发生根本冲突，这种自由主义是严重摧残党性的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2;另外，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党内严重的党性分散主义倾向。为此，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简称《决定》），成为抗战时期党性修养的最重要文献，也成为延安整风广大党员干部自我学习的文本之一。在如此严峻阶段，把党性问题单独提出并作出决定，是使党员适应统一战线与抗战的需要，党比任何时刻都迫切需要加强党性修养，如此才能保证全党意志一致、行动一致。《决定》划分了诸如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组织上的家长独断、思想意识上的利己主义等违背党性的风气，要求以统一性肃清标新立异自成系统的自由行动、以服从性清除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以集体性纠正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风头主义。简而言之，以时代为引，在极其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能够认识到实现民族历史使命的紧迫性，本身就是党性的政治本色。《决定》是党中央把握时代命脉就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建立一个既独立自主又统一集中的强大政党而书写的，饱含了丰富的时代党性价值。

摆在执政党面前的新时代课题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十八以来：党的建设路径遵循“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找准靶子，有的放矢”3的策略，党以时代问题为切入口，往往更能触击心灵、深入威慑、跳出舒适圈、标本兼治。习近平党性修养论凝结了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经验，更凸显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创新精神，该论述立足于新的时代拐角，站在全新的历史视角再次审视党性这一理论与现实问题，成为我们党面对国内国外多重矛盾的思想武器。习近平结合党内现状提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消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4关于党性修养的时代必要性，他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关于党性修养的时代要求，他创新性地总结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1关于党性修养的时代结合：将党员世界观、政德观、权力观、事业观、民本观、作风建设、党内生活纪律纳入党性修养观中。

本质上，加强党性修养并非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的，必须从时代使命感的维度掌握党性价值的特征和规律，提高党性修养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总结来说，就是修正党性的多维架构：把握党性修养合价值性与合目标性的一致、把握党性修养理想性与现实性的一致、把握党性修养过程与结果的一致、把握党性修养持续性与动态性的一致、把握党性修养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一致、把握党性修养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一致、把握党性修养理论性与实践性一致、把握党性修养规定性与自觉性的一致、把握党性修养客观性与主观性一致、把握党性修养严要求与软约束的一致等多维时代建构。

二、党性修养之逻辑内核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开辟了关于党性认识的总开关，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深化了党性概念认识，如果说对党性概念的深刻认识意味着为“有舵之舟”指明方向，对党性价值的追寻为“有舵之舟”升起桅杆树立旗帜，那么党性修养就是“有舵之舟”的持续动力补给。

（一）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践行

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就是共产党要把无产阶级各种伟大的进步的特性发展到最高度。每个党员要找着这一切特性来改造自己，要使自己具备这一切的优良的特性。2

刘少奇曾为党性修养下了以上这样的定义，其中包含了三个层次：关于党性修养的程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本质的而非表面的形式的改造;关于党性修养的任务是对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价值的探索;关于党性修养的目的是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这样看来，党性修养是共产党员主体遵照无产阶级意识立场进行自我升华达到共产党人先进性的修炼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的党性修养实践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践行。此时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认识到，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息的土地革命之胜败决定了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之胜负，进而关系到中国革命之未来前途，但此时，党内出现了党员成分不纯、党员作风不纯、党员动机不纯之丧失初心问题，尤其是在土地改革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刘少奇指出，官僚主义习气的存在直接侵蚀党的战斗力，甚至使战斗力丧失，在革命胜利的关头，加强党性修养呼唤革命初心至关重要。时任中央西北局组织负责人的习仲勋连续三次向中央反映土地改革中出现的严重“左”倾错误，以及在纠左善后过程中生长出的右的错误，大多数农村人员在执行行动中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命令主义残念尚存，思想摇摆不定造成阶级阵线紊乱，解放区社会秩序动乱，严重影响群众生产主动性。至1948年，中央发刊《在结束土地改革的地方纠“左”必须防右》：“正是思想上有极大的片面性，过去犯左，现在又偏到右的方面……不问青红皂白，强迫群众退出果实。”3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是丧失党性丧失初心的表现，解放革命转变时期我们面临着诸多复杂问题，党性修养是在关键时局作出的推进革命走向胜利的一剂心灵补药。自延安整风之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成为党性修养一直遵循的原则和有效武器，党性修养重在治病救人，不在放任冷酷和不教而诛，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赞扬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挽救犯错误党员而非抛弃他们的做法，完全遵照了我们党党性修养的初心和目的。

毛泽东曾强调，我们的初心，是要建设一个大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之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有强大战斗力的党。习近平号召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不忘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使命、坚毅不屈的革命精神与灵活创新的时代精神、真正的人民群众的先锋队性质。不忘初心不是空谈阔论，不是夸夸其言，是永志不忘、亦不可松的那根修养之弦。习近平展望全球政党史，总结到，任何一个政党的覆灭都是从对最初的理想信念之丧失开始的，“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1纵观近百年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塑造，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无疑代表着奠基性与继承性给予党性修养以新的内涵与价值，在党性品质上依托从“忘我”到“无我”，在党性人格的修养方法上以“批评与自我批评”透深至“自我革命”，从党性灵魂的纵深向度上从无产阶级革命到不忘初心。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党性修养史时我们发现其逻辑起点早已烙上了一种革命主义的乐观精神、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壮志情怀，一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政治品格，一种涅槃重生忘我救苍生的牺牲精神，这些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知与行、修与为中铸就的党性初心。

（二）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旗

前述解放战争前中期的胜利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时刻不忘的党性初心，而我们党解放战争后期的所向披靡和即将胜利的逻辑归宿得益于在重要局势下要求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我们党在1948年预判，1949年或1950年将会是中国革命的结局之年。但正是胜利之际党内已然存在恃功矜能、轻敌自满、狂妄自大的骄傲情绪，1948年新华社发表社论，告诫我们党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得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并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只能是逐步地胜利，敌人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反动势力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因此，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几年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奋斗，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2紧接着1949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再次警醒全党：我们尚未全面打倒国民党，尚未全面歼灭敌军，尚未解放全区，尚未取得最终的最有决定性的胜利，“绝不要使轻敌的观念胜利冲昏头脑。”3我们党极其清醒地认識到这时刻的党性修养必须使党内形成成熟的政治认识，必须继续高举党性修养的信仰之旗，展望信仰之光，务必统一贯彻执行党的战略方针。

在这场迎接胜利和团结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保持原有作风的意见，最为重要的是，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转变时，必须尽快走出革命党的窠臼同时加强执政党的能力建设。对执政党党性修养的第一课从这里开始：执政党党性修养的首要原则即确立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核心领导地位，党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延续至今;执政党党性修养的主要任务即以进京赶考的清醒头脑不断探索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执政党党性修养的本质即转变作风，抗腐拒变警钟长鸣，警惕糖衣炮弹的侵蚀。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关于执政党党性修养、党员党性修养、党作风修养的告诫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乃至党性修养史上的重要开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革命终点到建设起点的转变关头审慎分析形势的精准预见和信仰瞻望。

（三）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之效

70年前，毛泽东用进京赶考的清醒头脑取得了建国之胜利，70年后，我们是否能够仍然保持赶考的忠诚头脑“坚定打好新时代的答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重新踏上更艰难的赶考之途，意味着我们必须笃定“赶考”之忠诚意志，磨炼“赶考”之坚毅锐气，淬炼“赶考”之政治品格，巩固“赶考”之群众底气，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征程路上不能离开党的建设，必须“坚定崇高理想和精神价值追求，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始终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4

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逻辑归宿是党员之忠诚政治品格，党员忠诚政治品格的塑造并非一朝一夕，犹记得习近平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之时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1这是他对党的忠诚表达，是其在长期传统革命家风影响下、知青岁月磨砺中和从政实践经历中的党性修养培养而成的，同时他将“对党绝对忠诚”作为共产党人的首要政治标准，重要政治品质。他说：“坚持党性原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品格，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2在“忠诚”之前，有“绝对”限定，党性修养之所谓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就是要“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32013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学习时指出，历史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要牢记自己的首要身份是党员，牢记入党誓词，深思入党动机，重温党员初心使命，同时在党的建设和党性修养中不单要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提取精华，更要深化国史党史革命史教育，传承发扬红船、延安、井冈山等革命精神，传递红色基因，做到真正体悟、真正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与行。对党的忠诚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政治党性修养则是防御病毒提升政治免疫力的有效途径，是永葆政治先进性的灵魂本色。

纵观中外政党发展史，每一政党党员能否立足于忠诚信念之基、顺应时代之潮、回应人民之需的党性品质，都很大程度决定该政党的兴衰成败，在政党政治品质的构建中，忠诚信念无疑起着引领作用，就对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胜败结局来看，国民党内风气决疣溃痈、贪墨成风，买官鬻爵导致民怨沸腾，利益集团各怀鬼胎、背信弃义，名为国民而不为国民，不忠于党更不忠于人民，我们在历史史料中也极少看到国民党内部有关党性修养之相关论述，相反，大多数政治掮客反而利用利益之争渔翁得利，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政党会带领中国走向何方。反观中国共产党史，从建党之时加强党性修养就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对党员的党性要求从来都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必修课和接力棒，党性修养课的不及格意味着党走向溃败，接力赛在新时代的这一棒，我们必须以忠诚之效为桥梁，让党性修养这一棒在这里重新起跑。

三、新时代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心学之路

走好共产党人的心学之路，是一个由低级至高级、由理论到实践、由量达质、内外兼修的螺旋上升历程，是持之以恒、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的成仁修养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长效机制，犹如构筑人类躯体的内在的血液之基因、骨骼之脊梁;外在的实践之标尺、人格之品质、凝聚之感召力。

（一）理论修养为血液贯始终

习近平强调：“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4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是贯穿党员党性修养始终的血液之源，失去理论血液的党性躯壳便失去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基础，这包括体现马克思主义精神要义的经典理论、强化文化自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革命建设理论、反映与时俱进时代特色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知古鉴今、明史通今，通原著、读原文、悟原理是党理论武装的成功经验，是避免本领恐慌的药剂。毛泽东就曾指出：“对于我们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就是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5，这是党性修养的重中之重。同时在理论修养中坚定理想信念，在理论血液中添加理想信念之基因，遗传前辈经验教训中的成功密码，继承优秀红色基因，练就自觉抵御不良理论的免疫力。但是习近平也警醒全党：“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1这种病变的根源在于没有深入的理论积淀，唯有理论思想武装头脑才足以真正学而思、思而信、信而行、行而达，深厚的理论修养是党性的造血机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得以获取血液营养的总开关，补足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魂是党性修养之首要。

（二）政治修养为骨骼撑脊梁

一个政治组织的政治性决定着组织的政治方向，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强调：“政治是第一位是主要的，它指出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2习近平指出：“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3可以看出，以理论修养为根基的政治修养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犹如党员之精神骨骼撑起党性脊梁，失去政治方向就如精神上的软骨病成为空中楼阁失去根基。由于时代的历史任务变化，大致上党性修养重要内容也经历了从理论修养到政治修养的转变，对于越来越靠近国际舞台中心圈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既要防范他国对我们将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污蔑，又要以自身修养构筑屏障避免出现公共治理的“塔西佗陷阱”，还要以经济发展带动政治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创新性地提出“四个意识”，这是对所有共产党员政治意识要求的修养凝结，首先就是加强政治意识，不讲政治意识、忽视政治修养、淡薄政治原则，党的事业就是一种空想，民族复兴就是一种虚妄。在政治修养其中，党章的精神实质是维护党性自觉性和坚定性的理论逻辑，党章的精神要义就是政治修养参照系和对标点，深入贯彻党章要求才足以撑起党员党性之脊梁，“才能保证党的政治方向对头、政治原则坚定、政治路线正确”4。

（三）纪律修养为遵循树标尺

严密的纪律是党组织的制度保证，习近平曾将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放于组织政党的同等地位，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它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是能够保证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律”5。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铁腕治党整肃纲纪，出台了多方面的党内法规条例，成为党性修养的一道红线，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工作条例》等等，可见，政治发展中依法治国越来越成为党性纪律修养的一把利剑，一个拖拉懒散、松垮零散的政党不能成事，除非一个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政党才会心兵不乱、万事从容。党员的纪律修养是外在硬约束，尤其以党章为要规定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使命与职责，坚定“四个服从”，确保党成为统一意志行动的主体。党性修养不仅是思想修养更是行动修养，党章既是纪律修养的行为标准又是评价标准，要求忠于理想、忠于组织、忠于核心、忠于人民，将纪律修养载入头脑，浸入骨髓，融入血液，形成自觉行动，在党听党、在党护党、在党忧党，与党患难与共、同德一心，在现实熔炉中实现自我锤炼和纪律修养。

（四）道德修养为准则炼品质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6，“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7，传统政德观、才德观仍能给予我们启示，除上述外在硬约束之外，长期以来为政者似乎更注重内在软约束的自我要求，在德才关系中更注重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官员选拔标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道德修养似乎更是一条“心学之路”，为官先为人，从政先立德，如周总理般涵养大德更有力量赢得人心，是真正德可为师、行可就例的典范。道德修养既是为人者的人生必修课，更是为官者的前途修养课，实质上，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高度决定了其人生前途的长度，“修身治国平天下”，修己为先才有治人之资。习近平总书记时常从优秀传统美德中挖掘时代精髓运用到道德修养的价值观中，如“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草堂忧国精神;这既能契合中国人文化思维，又能丰富道德修养内容，提升个人道德层次标准，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纪律修养与道德修养一硬一软、一外一内、一刚一柔，同时同向发力，互为补充，两者相结合，使加强纪律修养成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制度过程，加强道德修养成为加强纪律修养的思想过程，为党性修养助力。十八大以来的管党治党实践证明，加强纪律修养的制度笼子的松紧程度、执行软硬程度关系着党组织的领导力和威信力，加强道德修养的思想建设的自觉程度、建筑程度反向巩固纪律修养成果。以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为主的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基础，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强大思想保障，并不断地提升了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五）作风修养为感召促凝聚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何处为切入口？基于问题严重和任务繁重为切入口，中央反复强调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紧迫性：作风建设是件大事;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作风建设不仅是攻坚战，还是持久战;所谓作风修养，从反四风方向主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从八项规定方向主要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1从大历史观维度上看，党在实践中形成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党的根本性质与宗旨的体现，与党的事业生死相依。从具体层面，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潮流带来的不正之风侵蚀党内风气，消极腐败、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四风蔓延的毒瘤侵害党的肌体，已经使党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要医治作风毒瘤必须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勇气，刀刃向内、刮骨去毒的气概和自我革命的决心，这是党内多次整风实践的昭示，更是现实发展的逻辑。实践层面上，习近平指出，党的建设从抓四风开始，一件一件的办，以严重问题说事，以聚焦问题开刀，常抓反复抓，走出循环往复的怪圈，驰而不息地堤防反弹，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尤其在基层深处剖析，从思想上抵制不良习俗，最终要“同陈规陋习、顽瘴痼疾作斗争，以党的优良作风带动民风和社会风气好转”2。实质上，作风修养就是要把守好公利与己利、正义与邪恶、清廉与腐朽、节俭与奢靡、索取与奉献、是与非的底线，作风修养的优良直接关系执政基础，直接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优良作风为感召更能凝聚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

结语

以党史为线阐述党性修养史、党的自我革命史，浸润着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的政治品格，呈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政治方向、人格素养，这条党的建设之路是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长征路上不断锻造培养而来的，是在国家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双重运作中建构出来的。党性及党性修养的理论与实践为当代的党性修养提供了深刻启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唯有倾其一生，深刻领悟党性概念内涵，立足党性价值，把握党性修养逻辑内核，踏着前人心学之道方能修养好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心学之路，每一代共产党人都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性修炼的自我革命中经受住人民、历史、实践的锤炼。

责任编辑：杨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