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涛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连绵不断的战争成就了杜甫的“诗史”创作。

一是“安史之乱”为杜甫的诗史创作立基。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不仅彻底改变了唐朝发展的走向，也彻底改变了杜甫的生命轨迹。杜甫一边在战争的烽火中不停地辗转奔突，一边用他天才的诗歌创作记录个人遭际和时代变迁。如“三吏”“三别”等名篇，均写于诗人在战火中逃亡之际，既反映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也展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仁爱精神。由于安史叛军是对唐朝政权侵犯最久、危害最大的主要力量，而杜甫向来支持国家统一，崇尚各民族和平，反对狭隘的民族分裂主义和不义战争，因此，杜甫诗歌更多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安史叛军，表达了对“羯胡事主终无赖”的强烈愤慨。

二是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为杜甫的诗史创作铸魂。杜甫从乾元二年（759）秋写《秦州杂诗》始，至大历三年（768）秋写《秋日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三十韵》止，十年时间写了以吐蕃侵扰为题材的诗四十余首，真实反映了唐王朝和吐蕃曲折复杂关系的变化历程。由于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和边将的好大喜功，客观上给黎民百姓带来了沉痛的灾难，杜甫毫不犹豫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唐朝统治者。无论是《兵车行》中对“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惨情景的刻画，还是在“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中蕴含的对非正义战争的愤怒谴责，都生动地反映了被迫应征人民的痛苦，形象地说明了对吐蕃的开边战争不得人心，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反战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