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强 高 凡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天津 300387)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从1956年第一部抗美援朝影片《上甘岭》到2020年的影片《金刚川》，抗美援朝电影的创作横跨60多年，包括了在冷战背景下初期的繁荣发展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外交战略调整后的缓慢发展期，自2020年始我国抗美援朝电影创作迎来高潮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为保家卫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安德森看来，“‘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它促使人们为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前仆后继为之献身。而影视传播以其日常性、大众性和组织性等优势，对民族认同以及民族想象共同体发挥独特的作用。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中国电影人通过电影创作纪念为保家卫国而战斗和英勇牺牲的英雄们，将抗美援朝精神不断传承。在如今这一全球化和后冷战的时代，梳理我国抗美援朝电影的英雄叙事，这对我们深入认识抗美援朝电影所传达的时代精神与自身价值具有深远意义。

一、抗美援朝电影的时代变迁

(一)抗美援朝电影的概念

作为电影类型之一的战争电影，《电影艺术词典》给出这样的定义：“战争电影是以描绘一场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故事片。多着重于表现人们在战争中的命运；有时也对战略战术及巨大战争场面进行描绘。影片的主人公通常是军事将领或英雄人物，艺术上常以战争紧张气氛的渲染和存亡攸关的巨大悬念吸引观众。”抗美援朝电影创作主要围绕旨在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展开，描绘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着重塑造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形象，表现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例如，有描写我军将士与敌军浴血奋战的《上甘岭》《打击侵略者》《铁血大动脉》等，也有讲述英雄成长经历的《长空比翼》《慧眼丹心》《英雄坦克手》《英雄儿女》等，宣传中朝两国团结抗战的《友谊》《激战无名川》《碧海红波》《心弦》等。

(二)抗美援朝电影的发展溯流

1950年，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同年10月，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自此，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在1953年7月，这场历经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彻底结束，在三年后的1956年上映了抗美援朝电影《上甘岭》，影片的上映有力地呼应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自此开始陆续出现了一批以呈现抗美援朝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故事片创作。我国抗美援朝电影创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这一时期抗美援朝电影发展处于繁荣期。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以及随着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热情日益高涨，这一时期的人们需要通过影片的方式缅怀和赞美英雄。为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教诉求和满足人们的审美期待，这一时期的抗美援朝电影在英雄形象上凸显崇高化，品格上强调完美化，同时弥漫着浪漫化的英雄主义创作风格基调。此时，中国抗美援朝电影的英雄叙事主要是对宏大战争历史记忆的集体性叙述，更加强调其权威的认知功效。

同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内电影创作条件的有利改善以及国家政策对电影创作的大力支持，为此时的抗美援朝电影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此20年间所拍摄的抗美援朝影片至少有15部。其中包括《上甘岭》(1956)、《前方来信》(1958)、《长空比翼》(1958)、《友谊》(1959)、《三八线上》(1960)、《铁道卫士》(1960)、《慧眼丹心》(1960)、《烽火列车》(1960)、《奇袭》(1962)、《英雄坦克手》(1962)、《英雄儿女》(1964)、《打击侵略者》(1965)、《激战无名川》(1975)、《碧海红波》(1975)、《长空雄鹰》(1976)等影片。其中或讲述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相濡以沫的爱情和革命家庭的悲欢离合，或表现中朝人民的友谊以及共同抗战的激情，或歌颂我军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勇于献身的精神。其中的每一部影片都是对民族自信心的巨大鼓舞以及对英雄的深刻铭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我国的电影政策来看，电影并非主要是艺术和商品的，而主要是与我国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是用来宣传教育的。这一阶段的抗美援朝电影创作呈现出数量众多、影响深远、内容题材丰富、主题思想鲜明等特征，为以后的抗美援朝电影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这一时期抗美援朝电影处于缓慢发展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从之前“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调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此时，基于国内外环境变化和我国外交战略以及电影市场的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抗美援朝电影创作的数量大幅减少。在近40年的时间内上映的抗美援朝电影大约10部，其中包括《心弦》(1981)、《心灵深处》(1982)、《战地之星》(1983)、《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神龙车队》(1993)、《铁血大动脉》(1998)、《三八线上的女兵》(2000)、《冰血长津湖》(2011)、《我的战争》(2016)等影片。此外，在《云水谣》(2006)、《集结号》(2007)两部电影中也有关于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情节片段。这一阶段的抗美援朝电影总体数量较少，以剧情片为主。然而，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塑造开始由单一变得立体，电影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电影的视听效果得到提升，电影制作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这一阶段的抗美援朝电影可划分为2000年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抗美援朝电影仍遵循着前一阶段的电影创作模式，以宏大的叙事为主。在2000年之后，到了新世纪，在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我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以及观众审美趣味的变迁等诸多合力下，我国抗美援朝电影在英雄叙事上开始有所转变，从宏大叙事模式逐渐转向对英雄个体生命价值的强调，此时的抗美援朝电影的英雄叙事更倾向于对战争历史记忆的个人化叙说。

第三阶段是自2020年开始我国抗美援朝电影进入了创作高潮期。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为此，在2020年10月接连上映了一系列关于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作品，其中包括故事片《金刚川》和《英雄连》、动画片《最可爱的人》以及纪录片《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除2020年上映的4部抗美援朝影片外，在2021年预计还将有《浴血无名川》《长津湖》《最冷的枪》等4部抗美援朝影片上映。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态势下，国家间关系愈加复杂敏感，大国间的博弈也更加激烈。在此形势下，抗美援朝电影的上映无疑有益于中华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的提升。在20世纪50年代, 中国电影创作往往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 以达到宣教的目的。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战争电影的发展，观众的审美意识以及审美水平不断提高，为了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中国电影创作开始向强调人性内涵以及人道主义精神转变。相较于传统抗美援朝电影中的英雄主义，新世纪抗美援朝电影中的英雄主义，更多是通过正视战争中的血腥与残酷来呈现壮烈的英雄精神。这一阶段的抗美援朝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多样，英雄人物的建构上愈加个性丰满，影片叙事手法和制作水平也在不断创新提高，为观众提供了更佳的视听效果。

二、传统：抗美援朝电影的英雄叙事建构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历史中，英雄叙事文艺作品都是至关重要的构成部分。 英雄叙事中所蕴含的关于 “英雄”“英雄形象”“英雄事迹”以及“英雄主义” 的讲述和精神文化价值的传承，成为构建人类精神文明领域中必不可少的“钙元素”。随着时代的变迁，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叙事并非一味安常守故，而是经历着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例如，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映照出我国社会的变革。电影对英雄的叙述，也反映出各个历史阶段人们的心理状态以及文化取向。抗美援朝电影的英雄叙事，通过塑造英雄形象、谱写英雄故事，进而传达英雄主义精神。在抗美援朝电影中，英雄叙事作为一种重要的叙述形式，具有承载不同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大功能。

(一)英雄形象：类型化的英雄人物设定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时期，中国人民刚从战争的洗礼中走出，电影工作者们为致敬英雄以及激励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热情，他们通过对电影中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来宣扬崇高以及赞美崇高，成功地引起了当时人们强烈的共鸣。由此，塑造了诸多体现崇高感的英勇的英雄形象。就这一时期而言，崇高的英雄形象既激励和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加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队伍当中，同时又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需求。

于1963年12月3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的抗美援朝电影《英雄儿女》，讲述了在抗美援朝时期，身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的王成为争取战争的胜利英勇牺牲，在其牺牲后，其妹妹王芳继承哥哥的遗志致力于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并最终在朝鲜战场的前线和养父(王复标)以及亲生父亲(王文清)团圆的故事。影片对王成这个角色多是通过直观战争场面的展现以及人物间的台词对白来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其在英雄人物形象设定上较为单一,人物形象纯朴简单、意志坚强、勇于献身，具体体现在影片中主人公王成在高地上面对美军包围时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其崇高的英雄形象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影片《英雄坦克手》中排长张勇为完成指挥所下达的命令，在他的率领下坦克手们排除艰难险阻，越山而行，最终配合步兵完成反击，顺利完成伏击任务。该影片充分展现了排长张勇以及坦克手们为了保家卫国不怕牺牲、奋不顾身、正气凛然的英雄形象。此外，类似的英雄人物形象设定在同时期诸多的抗美援朝电影中均有体现。例如，《上甘岭》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临危不惧地率领众人坚守阵地与敌人顽强战斗了24天的张忠发；《奇袭》中机智勇敢地率领一支侦察队深入敌后，炸毁康平桥，配合部队消灭敌人的方连长；《铁道卫士》中在抗美援朝期间识破特务的阴谋诡计，打破敌人的炸毁我军铁道运输线路的计划，使我军列车顺利运输物资到朝鲜的有勇有谋的高健。在这一时期抗美援朝电影中，在英雄人物设定上大致表现出两个共性特征：一是为了理想和信仰，不惧牺牲；二是正气凛然，有勇有谋。就时代背景而言，这种英雄形象设定，既深受当时广大电影观众的喜爱，同时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该题材电影在塑造崇高英雄形象时存在类型化的问题。关于类型人物，福斯特曾指出：“类型人物是具有单一性格结构的扁平人物。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这一时期抗美援朝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往往是高大、正义、勇敢，同时他们的性格单一，多呈现出封闭静止状态，行为举止凸显其主导性格，鲜有个性因素。“众多的无产阶级英雄，除了姓名、长相以及一些微不足道的个性特点可以不同外，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在性格上，他们大多大公无私且纯朴简单；在外貌上，他们都具有浓眉大眼、精神饱满、体格魁梧、朴实健康、声音洪亮等共性特征。这些显著的性格以及外貌特征成为当时英雄人物创作的基本倾向，与此同时，英雄人物塑造上出现缺乏多维立体感的问题。

(二)英雄故事：英雄史诗的宏大叙事

用麦吉尔的话说，宏大叙事就是无所不含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宏大叙事往往与重细节描写的个人叙事、“草根”叙事、日常生活叙事等相对。在传统抗美援朝电影中，往往通过设置宏大的战争场景、长的时间跨度、众多的英雄人物以及二元对立的类型人物设定的宏大叙事，去书写一个战争与人的英雄史诗，进而造就抗美援朝电影具有英雄史诗性质的宏大叙事格局。宏大叙事代表一种集体英雄主义模式，有益于发扬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精神以及英雄主义气概。然而，宏大的叙事模式使得抗美援朝电影往往追求史诗性表达，以及还原与再现抗美援朝战争真实历史。然而，少有对电影中英雄个体价值以及生命情感的强调。

于1956年12月1日上映的抗美援朝电影《上甘岭》，一经上映就有力地迎合和满足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之后这部影片立即成为抗美援朝的经典影片之一。故事主要讲述在上甘岭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某部八连连长张忠发受命率领八连战士镇守上甘岭主峰五圣山，他们与美军浴血奋战了24天，最终取得上甘岭战役胜利的故事。影片《上甘岭》在数十万字采访手稿的基础上采用了全知视角和客观理性叙述的方式，力图凝练地展现一幅全景式的战争全貌。于1960年7月上映的抗美援朝电影《烽火列车》同样采用了宏大的叙事模式，影片主要讲述了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为阻止我军向南进军，美军通过炸毁清川江大桥以阻挡我军物资运输。“462”列车组接到修桥以及运输物资的任务后，刘风、李长阁、金万吉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朝鲜线路指导员的带领下提前把军队物资运到前线，保证了我军进一步的作战需要。影片《烽火列车》在叙事上仍追求一种完整性和目的性的宏大叙事模式。部分抗美援朝电影在制作模式上，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根本的叙事观念并未发生改变。例如，电影《英雄儿女》同样表现宏大的历史，只是从小人物的角度去证明宏大叙事的历史书写的合法性，其根本的思维模式仍是一样的。

在传统抗美援朝电影中，往往通过运用宏大叙事模式以恢宏的气魄把历史大事件、大场景以视听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形成了极强的震撼人心的效果。然而，传统抗美援朝电影中宏大叙事比重过大，使得影片中对英雄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过少。这一时期的抗美援朝电影作为传统主旋律电影，其中的英雄主义在个人与集体间呈现与表达的失衡，使得个人的表现往往因强调集体的统一性而受到掣制。

(三)英雄主义：呈现浪漫化的英雄精神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受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歌颂英雄的政策影响，中国的抗美援朝电影走上了一条充满浪漫化的英雄主义之路。这一时期，抗美援朝电影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和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的电影创作风格。作为影片中的英雄，他们满怀着为理想和信仰奋斗的激情，表现着对并肩前进的战友和友好朝鲜人民胜似亲人般的关怀，以及拥有着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重重困难的勇气。这种充满浪漫化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增加了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的同时，又使得观众欣赏到了更多理想化、浪漫化与经典化的英雄人物形象。

如改编自电影文学剧本《二十四天》的抗美援朝经典影片《上甘岭》，其导演沙蒙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力图将和平的美好呈现给观众。因此，在这部影片的整体叙述中，主要展现战争的困难只是暂时的，英雄个人的牺牲终将会为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尽管电影《上甘岭》有悲壮的一面，但影片始终伴随着浪漫化的英雄主义以及乐观向上的电影创作基调。如影片中出现了战士们一起捉松鼠、唱歌、下棋、打牌等一系列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此外，类似的浪漫化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同时期诸多抗美援朝电影中均有体现。例如，《英雄儿女》中手持爆破筒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王成；《前方来信》中在党的感染下从丧夫的悲痛中走出来，积极加入赴朝慰问团，为抗美援朝做出了贡献的申志兰；《慧眼丹心》中在党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战胜双目受伤带来的阻碍，重回到机器旁工作，为生产抗美援朝急需的物资努力工作的冯志清；《碧海红波》中机智勇敢的雷波克服种种困难接通了输送线，以确保空中情报及时传出，最终使空战取得了胜利。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浪漫化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一代人的精神寄托，既激起了人们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向往，满足了人们的英雄情结，同时也让人们领悟到了高扬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然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红色经典作品中弥漫的浪漫主义史诗格调，使观众看不到人在战争中生命力的高扬、辉煌与毁灭的壮丽过程。作为同时期红色经典的抗美援朝电影，影片中虽不乏描写战争中英雄人物的流血牺牲，但对战争血腥与残酷的呈现整体上是缺乏的，影片往往通过革命全局的胜利来化解英雄牺牲的悲痛。

三、现代：抗美援朝电影的英雄叙事重构

从抗美援朝电影的发展脉络来看，其电影发展的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相对于第一阶段而言处于较长时间的缓慢发展期，其部分电影的经典形态仍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抗美援朝电影创作时期。新世纪，随着电影观众对战争电影英雄叙事的审美趣味以及审美需求的变化，抗美援朝电影的英雄叙事也在发生着重构。

(一)英雄形象：个性丰满的英雄人物建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战争电影中，作为集体和阶级符号出现的英雄人物，他们往往缺乏丰富和鲜明的个性，英雄人物形象大多被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神”。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抗美援朝电影中英雄人物形象往往被塑造得过于完美无瑕，反而缺少了作为人应具有的人性以及情感欲望，使英雄人物在形象建构上缺乏多维立体感。随着21世纪以来世界战争电影发展的新趋势，新世纪的抗美援朝电影创作在继承经典影片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始积极探索和建构新的英雄叙事模式。新世纪，抗美援朝电影在英雄人物建构上更加追求个性丰满的英雄形象。

于2016年9月15日上映的抗美援朝电影《我的战争》，讲述了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孙北川、梦三夏、张洛东等一群平凡而又伟大的志愿军战士为保家卫国远赴朝鲜战场作战，在残酷而又艰苦的战场上彼此相互依赖又相互扶持的故事。影片《我的战争》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塑造了孙北川、梦三夏、张洛东等众多个性丰满的志愿军英雄形象。影片在英雄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具有多维立体感，俨然不再是以往抗美援朝电影中纯朴简单的“模范”英雄形象。故事对于孙北川这个角色在人物设计上摒弃了以往抗美援朝电影中崇高的英雄人物形象设定，展现了孙北川纯真、率直、专制霸道、粗线条却又不失幽默风趣的一面。当他面对战争的死亡威胁时，也会如普通人一样产生恐惧、退缩、逃避等情绪，但当队友面对危险时，他仍然会奋不顾身去营救。此外，作为女性角色的文工团队长梦三夏，她性格爽朗、敢爱敢恨、嘴硬心软，在队里女队员遭受男战士戏谑时勇于出面阻止，在战场上无意中踩到地雷时沉着冷静，在战争中手被炸弹炸断仍然坚强乐观。

2020年10月23日上映的电影《金刚川》，其在人物设置上并未集中于讲述战争中某一位战士的故事，而是采用群像的方式开展。例如，谨慎精细、唯唯诺诺的张飞，刀子嘴豆腐心的关班长，充满勇气和责任心的高福来，想要通过冲锋立功为战友拿回勋章的刘浩等，以及影片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说着不同的方言，充分调动了方言的形象感，将人物塑造得更加个性丰满且真实。新世纪抗美援朝电影中具有新意的新式英雄更加贴近生活，也更易使观众产生共鸣感。

(二)英雄故事：凸显个体生命的人文主义色彩

关于战争，玛格丽特·米德曾给出这样的阐述：“战争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社会被明确规定成了有目的、有组织、有社会约束力的相互屠杀的团体。”在这个团体当中，个体生命的毁灭被无视。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抗美援朝电影中，是以弘扬爱国主义以及集体主义精神的宏大叙事为主，而个体的生命情感以及价值往往被忽视。自新世纪以来，战争电影不再过多追求戏剧化情节和矛盾冲突，而是着重展示带有影像风格的原生态战争环境和环境中的人物，并由此来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此同时，抗美援朝电影的叙事模式开始发生转变，从对战争的全景式展现开始转变为对战争中个体生命的聚焦。

电影《金刚川》是在2020年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上映的第一部抗美援朝电影。该影片主要讲述了在抗美援朝背景下，中国志愿军战士为抢渡金刚川用血肉之躯一次次修桥渡桥的故事。正如电影导演管虎所说,“战争中每一个个体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因此，影片一开始便将焦点放在战场中的个体身上，从战争中生命个体的情感和命运出发进行英雄叙事。影片中由吴京扮演的关班长，他和张飞之间亦师亦友。在影片中，两人看似相互争夺炮手位置，实则是想把生还的机会留给对方。电影从开场时对张飞这个人物的描述是个唯唯诺诺的“怂人”，到他目睹关班长及战友的壮烈牺牲后，点燃周围的柴火吸引敌军的注意力时的决绝，再到影片最后他拖着自己的残躯用一己之力击中敌机后做出的非凡壮举。正如路阳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金刚川》在叙事中非常关注战争中个体的情感与命运。

此外，在电影《集结号》中，作为主人公的谷子地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再到战争后的和平年代，他一直在证明牺牲的战友是烈士而并非失踪人口，他认为九连牺牲的每一位战士的生命价值都应得到承认和尊重。这一时期的抗美援朝电影在英雄故事讲述中凸显了对战争中个体生命价值的强调，从残酷的战争到对英雄人物心路历程的描摹，再到对战争中个体牺牲价值的思考，使抗美援朝电影具有了更为丰富的人文主义色彩。

(三)英雄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曾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在21世纪前，传统抗美援朝电影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往往追求活泼、高扬的浪漫化英雄主义创作风格基调。自21世纪以来，抗美援朝电影在英雄形象的塑造、英雄故事书写、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以及战争场面的呈现上，既继承了《英雄儿女》《碧海红波》《上甘岭》中浪漫主义的英雄主义情怀，又延续了《红河谷》《血战台儿庄》《黄河绝恋》等战争影片中对战争残酷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展现。

《战争论》一书中认为：“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它同其他冲突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战争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影片《金刚川》始终围绕英雄牺牲的主题进行叙事，向观众真实地呈现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影片对战争残酷性的展现主要表现在对战争中个体鲜活生命的毁灭的呈现。例如，《金刚川》中通过镜头运动、场景布置以及后期特效制作给观众还原了一个真实而又残酷的抗美援朝战场。《金刚川》对于战争残酷性的展示是相当极致的：敌机丢一颗燃烧弹原本鲜活的生命立即变成焦炭；敌方轰炸机的扫射将关班长等炮手即刻撕裂为血雾。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视听制作技术的发展，将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残酷战争场面更加真实地展现给电影观众，给观众带来震撼的视听体验。影片对残酷战争的展现，将战争中战士的刚勇、战友间的情谊以及爱国主义情怀展现得更加生动而感人。电影《金刚川》通过聚焦真实的战争历史背景，塑造个性丰满的英雄人物形象，讲述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传达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而以此来询唤着个体对于民族以及国家的认同。如果说影片《金刚川》中对残酷的战争以及英雄的牺牲的展现是现实主义的，那么电影结尾志愿军战士们用血肉之躯筑起桥梁的画面则是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

新世纪抗美援朝电影中的英雄叙事，并未用革命的胜利来化解英雄牺牲的悲痛，而是通过正视战争的残酷、英雄的牺牲，进而强调崇高与悲壮、不屈与进取、无畏与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战争是抗美援朝电影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战争本身便伴随血与火的交织，以及无数鲜活生命的毁灭。在一定程度上，对战争场面的真实展现具有一种令人沉思的力量，使观众产生历史敬畏感的同时更加珍惜英雄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

结 语

克拉考尔认为，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他艺术手段更能直接地反映那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国家政策、观众审美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世纪抗美援朝电影的创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在不断寻求新的突破。抗美援朝电影英雄叙事发生了重构，新的英雄叙事是在对英雄主义价值观念充分吸收、汲取的基础上，扬弃了传统创作方式中那些与时代需要不相契合的部分，在继承优秀创作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革和观众需要，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上更贴近、更自然、更真切、更具亲和力。只有在符合创作规律下的不断创新，抗美援朝电影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