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越

（西北民族大学 舞蹈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一、西凉乐舞中的狮舞传统

魏晋至隋唐时期，随着民族大融合和多元文化碰撞、互动，西凉乐舞在河西地区形成并渐次普及开来。无论是“变龟兹声为之”，还是“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西凉乐舞都典型地体现了古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盛景。西凉乐舞在舞蹈风格和种类方面呈现为多样化的形态，是中原乐舞文化、西域乐舞文化和流行于河西地区的民族乐舞文化的会通融合。在此过程中，狮舞传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开始出现，并成为西凉乐舞的构成种类，融入宫廷与民间乐舞表演之中。

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国出现狮子舞的最早记载见于曹魏时期孟康为《汉书·礼乐志》所作的注解，其中提及“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原与西域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日盛。在此期间，西域各国遣使献包括狮子在内的域外动物。就当时的狮子舞来看，西域驯兽表演可能随着狮子一并东来。其中，活狮子表演在演变中很快被道具狮子表演取代，融合了本土拟兽舞表演形式并被纳入“百戏”之中，或入宫廷，或入民间。

唐代元稹的《西凉伎》与白居易的《西凉伎》都对西凉乐舞中的狮子舞表演进行了生动描述。在元稹的《西凉伎》中，安史之乱前的凉州地区呈现为“人烟扑地桑柘稠”的繁荣气象。豪门宴饮之中，百戏撩乱，丸剑跳踯，狮子舞、胡腾舞相间杂陈。乐舞表演形式纷繁多样，既有百戏、剑舞，也有狮子舞、胡腾舞。白居易的《西凉伎》则对西凉乐舞中狮舞表演的描述更为细致，既包括“假面胡人假狮子”“如从流沙来万里”这一整体乐舞文化形态的呈现，也包括“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紫髯深目两胡儿”等狮体和引狮人造型，以及“奋迅毛衣摆双耳”“鼓舞跳梁前致辞”等狮舞表演的具体细节描绘。这些或宏观或具体的描述，显露出狮子舞在西凉乐舞表演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综合元、白两诗来看，‘西凉伎’大概是融会了‘假面狮子舞’而形成的一种新乐，亦由凉州传入中原。”任半塘曾将西凉乐舞称之为“全能剧”，即融合了舞蹈、音乐、歌唱、念白等多种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态。他认为，“若按后世情形，为之拟名”，西凉乐舞可以被称之为《雄狮恨》《胡儿思乡》或《凉州梦》。据此，西凉乐舞中的狮舞传统可见一斑。

二、永登硬狮子舞中的西凉乐舞造型特征

如同西凉乐舞文化中的狮舞传统，永登硬狮子舞亦源自西域驯兽表演。尽管源自何时目前已无从考证，但永登硬狮子舞在造型特征方面显露出西凉乐舞遗存的印痕。甘肃永登，地处河湟地区，古称令居、庄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军事要冲和多民族文化聚合地区。永登硬狮子舞狮体造型刚硬悍烈，引狮人衣饰装扮富有浓厚的西域色彩，是西凉乐舞中的狮舞传统在甘凉大地扎根，并在历史传承中不断衍生、重构的产物，成为丝绸之路上乐舞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和西凉乐舞遗存的活态印痕。

永登硬狮子舞的狮体造型以泥或木制作狮头，体现了西凉乐舞中的狮子舞“刻木为头”这一特点。狮头呈方形，额头宽大且有角状隆起，两眉斜竖相交于鼻梁，眼窝深陷，怒目有神，双耳竖立，鼻头硕大，鼻孔张开，下颌裂开，着红、青、绿、金等色，重达二、三十斤，造型朴拙厚重，色彩斑斓交错。狮身用木条或竹条搭建骨架，外披毛毡和染色麻料，色彩多为绿、红等纯色，体型壮硕。引狮人衣饰装扮具有浓厚的西域色彩，头戴海螺或犀牛角状高帽，双颊挂浓密胡须，面部用笔勾勒凸显鼻梁高耸，身着胡服，脚穿灯笼鞋，显露出“假面胡人”“紫髯深目”之特征。狮体造型与引狮人装扮整体呈现威猛雄壮、粗犷豪迈之美感，体现出强烈的西部地域特色。

自唐宫廷乐舞设立坐部伎与立部伎二部制度之后，作为宫廷乐舞的西凉乐舞开始走向衰亡，而作为地域乐舞的西凉乐舞则在民间与宫廷以另外的形态继续流传。继而，安史之乱，急变骤生，河湟地区失陷，元稹与白居易的《西凉伎》皆以此为历史背景。任半塘认为，待河湟地区收复后，作为“全能剧”的西凉乐舞“之直接作用不复存在，或始罢演。惟以转入民间，伎艺虽渐简化，而规模自在，达于明末”。根据永登硬狮子舞传承人冯德培讲述，目前的狮体造型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以他为主导，民间艺人对永登硬狮子造型进行历史重建的产物，基本造型模本取自明代连城鲁土司衙门前的石狮子。元稹诗歌中的“连城边将”，任半塘考证的西凉乐舞的流传脉络，以及目前永登硬狮子的造型重建模本来源，三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以勾勒出西凉乐舞遗存在甘凉民间艺术中的侧影。

在上述造型特点的基础上，永登硬狮子舞的表演程式体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会通、互融。基本队形主要由3 名具有武术功底的青壮年男性组成。装扮造型具有浓厚异域色彩的引狮人，在铿锵有力、热闹密集的锣鼓点伴奏中引导狮子入场。队形变换和脚步移动遵循严格的先天八卦走位，表演者以狮头朝向场地中心，自艮位绕场一圈。继而，进入场地中央两拜正东方后，表演代表阴阳两仪的“两皮煞”和代表天、地、人的“三多”。随后，以八卦方位为基础，完成“跑八门”。永登硬狮子舞表演依据场地大小确定表演时长，或有小场，或有大场。引狮人的引狮动作吸纳传统武术中的动作姿态，部分动作依靠引狮人身体的左右前后转动，或踢腿摆臂，或轻敲慢击，动作连贯舒展、大方协调、刚劲有力、英武豪迈。同时，狮子在引狮人的引导下，或奋衣摆耳、疾行前扑，或前膝跪地、吐舌弄姿，腾、扑、卧、跃之间，缓急开阖有度，既威猛刚健，又顽皮憨厚。永登硬狮子舞以八卦走位和传统武术为基础的队形、动作表演程式，狮体和引狮人造型装扮的异域风格，显露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并蓄，以及西凉乐舞遗存在甘凉民间艺术历史传承中的衍生与重构。

三、永登硬狮子舞中的西凉乐舞精神

西凉乐舞涵盖多样化的乐舞表演种类与风格，既包括舞蹈、歌唱、音乐、念白、戏剧等种类，又广涉宫廷、民间、宗教等艺术形态，融中原乐舞、西域乐舞，以及吐蕃、鲜卑、匈奴等民族乐舞于一体。可以说，会通融合是西凉乐舞的核心精神，典型地呈现出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互动交流，映照出多民族、多地域、多文化汇聚融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起伏。在此过程中，极具地域文化风格的西凉乐舞流传于宗教、民间与宫廷之中，最终散落于民间艺术形态，并遗存于普通民众的日常习俗和世俗文化之中。

狮子舞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会通产物。在其发端之初，狮子舞与佛教具有密切关联。狮子被视为佛教瑞兽，佛则被视为“人中狮子”。或是基于宣扬佛法威严，狮子在佛教中由一种实体性的生物被抽象为一种颇具宗教意味的符号隐喻。当符号中的宗教隐喻在文化交流、融合中进入日常世俗生活后，则成为文人墨客与民众世俗化祈福求愿的承载，具体表现为狮舞传统中的情感立场与姿态。在元稹与白居易的笔下，引狮人泣泪沮丧，狮子回首西望、哀吼低鸣，狮子舞表演承载着诗人对收复河湟失地的渴望之情与对“连城边将”和“封疆之臣”的讽刺之意。在普通民众的世俗节庆中，狮舞表演承载了世俗欢乐和祈愿祝福，被普通民众赋予了多样化的情感寄托。永登硬狮子舞在舞蹈造型与表演程式方面兼收并蓄，融合了西域文化特色与本土哲学观念、武术传统，以其刚硬悍烈的狮体造型、异域色彩浓厚的衣饰装扮、威猛豪放的尚武精神成为当地民间情感的展露方式。从其粗犷豪迈的动作姿态、对比鲜明的服饰色彩、铿锵有力的锣鼓伴奏、进退有据的跑场形式、刚猛悍烈的外在造型等元素中可以窥见大漠孤烟、驼铃远来的古丝路身影，可以透视西凉乐舞中的狮舞传统历经沧桑后在民间习俗展演中的衍生与重建。

四、结语

在甘凉地区，西凉乐舞的遗存既包括石窟壁画、墓室壁画、陶俑、石刻等静态形式，也包括“云阳板”“攻鼓子”“滚灯舞”等诸多民间乐舞的活态显影。如果说，石窟、墓室壁画等静态形式为当下呈现了西凉乐舞遗存的斑驳镜像，那么，诸多依旧活跃于民间习俗中的乐舞表演则成为西凉乐舞遗存的活态范例。尽管古丝绸之路因历史变迁而衰落，在甘凉地区一度盛行的西凉乐舞也在变迁中流散，但是永登硬狮子舞与“云阳板”“攻鼓子”等民间舞蹈一起，成为西凉乐舞遗存多姿多样的活态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