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芹 刘 林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当前，关于人机关系的话题热度一直居高不下，而科幻电影无疑成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审视当下生存现状的一个有力抓手。电影《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AI)是由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Allan Spielberg)2001年执导的一部科幻影片。该片以一位智能机器人“大卫”的视角展现了后人类时代被赋予情感的智能机器人对主体价值的追寻，其中对于人类界限的界定、身体与情感关系、后人类主体的定位等引发了我们对当下人类生存途径的深度思考。

一、“机器屠宰场”：人机关系的现实隐喻

毋庸置疑，当前技术的发展在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面临着很多新问题与新挑战。影片《AI》就借助于人类身体的隐喻展现了对人类生存前景的忧虑，体现了技术的“双刃剑”作用。

《AI》所描绘的“机器屠宰场”“欲望都市”以及“未来世界”等场景都是对后人类境遇下人类现实世界的映射，体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与批判。“机器屠宰场”蕴含着深刻的隐喻意味。顾名思义，“屠宰场”是人类集中宰杀牲畜的场所，原本是一个充满哀嚎的、血腥和杀戮的地方。而影片中的“机器屠宰场”却是一个霓虹灯闪烁、人声鼎沸的狂欢天堂。其中流行音乐的喧腾、人们身体的摇摆和炫目多姿的舞台，无一不彰显着“屠杀”的畸形快感。在此，对机器人的销毁成为一场盛大的表演，这种狂欢化的场景，强烈刺激着人们的感官，颠覆着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敬畏。人类将具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当作附庸的工具，以人类意识扼杀人类意识，这是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最荒谬的呈现。

不仅如此，影片中的“欲都”是舞男乔生活的地方，是人对机器进行性剥削的场所。欲都的建筑充满着象征意味，进入欲都的入口是一张粉红色的嘴唇，魅惑而性感的口中穿过一条高速路，吞噬着呼啸而来的人群。欲都中的建筑充满了色情的挑逗意味，人类在象征着灵魂抚慰和救赎的圣母教堂下进行情色交易。在欲都，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只是一种形式，灵魂上的寄托已经不复存在，机器与科技成了为纵欲寻求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唯一借口，人们在机器身上找寻爱与被爱的权利。人类对欲望的放纵总是伴随着罪恶的产生，舞男乔在被人吸取商业价值的同时还成为人类罪恶的承担者，他被人类陷害，陷入了一场命案的纠纷。在机器人与人类共存的世界，处于弱势地位的机器人没有为自己的生存辩护的机会，只有在被人类抓走前一刻他对大卫说了一句“I am, I was”(我存在，我曾经存在)，机器人对人类存在的渴望与无望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讽刺的是，机器人大卫在奢靡和嘈杂声中发现了贞洁圣母的雕像。舞男乔带大卫去找在欲都售卖知识的“全能”博士以寻找蓝仙女的消息，而博士将知识标价明码出售，这像极了现实中那些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虚拟的人工智能博士言语和行为是对人的模仿，廉价的知识售卖是对现实中追求金钱至上的伪君子们的嘲讽。影片的最后展现了两千年之后，人类已经灭亡，在新型智能机器人的世界中，他们把大卫当作唯一的人类来保护，为大卫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幻境，让他最终沉睡于温暖的母体中。人机关系由此出现了巨大的“翻转”，究竟谁是宇宙的核心，万物的灵长？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限究竟该如何界定？这不仅是影片的留白，也是我们目前仍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大卫”返乡：后人类身体的悖论

“人类不择手段，他们痛恨我们”，这是电影《AI》中一个机器人在被销毁前的独白，由此拉开了人类与机器之间关系的叙事源头。影片中的人类与机器处于一种不断冲突与矛盾状态，人类既是机器的制造者，也是机器的毁灭者。吊诡的是，人类却将自己创造的机器视为“异己性”的存在。所以，具有人类自主意识的智能机器人大卫为了追求人类之爱，用两千多年的时间去追寻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而融入到人的世界？虽然大卫有着能够以假乱真的皮肤，并且有感情、意识，甚至还会做梦。遗憾的是，他缺少人的血肉之躯，最终被人类抛弃。大卫遭到拒绝之后，很快意识到“具身”的重要性。于是，他开始疯狂追求身体的“实存”(real)——一种大卫认为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在此，“实存”代表着人类的血肉之躯，面对外界伤害，真正的人不仅要有意识上的疼痛，还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血液、骨骼和肌肉。机器人只有具备与人类相同的“实存”才能真正成为“人”。于是，对“实存”的追求，使“身体”成为衡量人类存在的唯一尺度。

无疑，这是一种“断裂的身份”，影片仅仅围绕大卫的三次身份转换来呈现这种断裂的悖论。第一次，莫妮卡及其家人将大卫视为会对人类造成伤害的机器人而将其无情地抛弃，导致大卫一直被机器屠宰场的人类所追杀。第二次，当大卫被置于屠宰场面临死亡时流露出了人类的情感，其真挚的恐惧与呼救使得他被当作普通儿童解救出来。第三次，在人类灭亡两千年之后，地球上进化的新型智慧机器人将大卫当作地球上仅存的人类保护起来。

显然，后人类时代的技术正在改变人类对身体的认知图景和身体本身的存在秩序。在流动的技术空间中，身体最终变为技术态的“无器官的肉身”。单纯以肉体或精神来定义人类早已成为学者们批判的靶子。譬如，身体美学的倡导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不止一次强调“身体”是“soma”而非一般生理学上的肉身(body)，因此他的“身体美学”是包含意识和精神两个维度的。因为“身体与心灵的关联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将它们视为两个不同的独立实体本质上变成了一种误导。‘身心’这一术语更加适合表达它们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同时也为进一步增强它们的统一性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毫无疑问，人类原本就是身体与意识的统一体，是一种“具身化”的存在。而《AI》中大卫的身体却一直未获得合法性存在，特别是第二次转变，虽然没有了肉体的苦痛，但是真实的世界亦不复存在，随之而消亡的还有人类生命的本质与真谛，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陷入了“价值碎形阶段”(the fractal stage of value)。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价值或价值的碎片都在仿像的天空中一闪而过，随即便消失在无尽的虚空之中了……”这在某种意义上隐喻了对传统身心二元论的颠覆。机器人大卫对人类肉身的渴望及其身份转换，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后人类时代的身体意义。当人类肉身完全消失、一切价值都呈现“碎形化”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完整性？

三、人机共生：后人类时代的存在之道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在当前的人类社会当中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AI》的叙事背景便是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加剧、两极冰川急剧融化，人类处于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之中。为了限制人口发展，资本家大批量生产可以节约粮食和资源的机器人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生活，机器人已经成为社会物质生产的主力军。同时，为了扩大机器人的营销市场，满足人类情感上的需求，资本家提议生产具有人类心智和情感的机器人，一旦被植入情感程序，其作用便是为人类提供情感支撑，一旦人类不再需要他，就必须被销毁，没有再生的机会。针对此类机器人的特性，影片开头便提出了一个贯穿整部影片的社会伦理问题：人类创造了机器人，但人类对机器人和自身持双重的道德标准，这与创世纪时的上帝不一样。影片中的资本家认为，人类是现实生活中的上帝，处于睥睨万物的食物链顶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由来已久。无论古希腊哲学家所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文艺复兴时期将人视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康德所言的人“为自然立法”，一直以来我们都倾向于以立法者的形象自居，却对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缺乏真实而深刻的认知。资本家以人的主体性需求去建构人与非人的关系， 机器人是人类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所以在《AI》中资本家拒绝承认工具意识对人的道德性约束，影片中呈现了人类以刽子手的方式出场，对逃亡的机器人进行抓捕和滥杀的场景。在捕杀机器人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清晰辨别机器人和人类，曾经一度出现了误杀人类同胞的残忍景象。影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不言而喻。同时，这一影像的揭露也暗含着对人类权利与道德伦理之间关系重建的必要性。

在后人类时代，当技术成为支撑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时，人类固有的很多观念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后人类时代的技术不仅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外部形态，而且还‘侵入’和‘渗透’进人类的身体内部，使得原本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身体’自身的界限与意义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身体特征及其基本结构的变化，使得我们需要包容更多形式的身体范式。在新技术发展进程中，人类在享受技术资源的同时，也面临着道德领域的重建。一如后人类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所言：“后人类困境应为人类的非人性(非人道)时刻承担更多责任。”这种新的身体存在形态瓦解了身体的“生理—物理”形态的有形束缚，拓展了身体的感知和体验空间，是对现实世界存在的一种模拟和再创造，也开启了身心关系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由此，我们倡导一种人类与他者共生共存的交互关系体系，使人类和其他物种能够相互依存，避免未来出现类似于影片中人类和他者的敌对状态。不仅如此，后人类时代所出现的人体与机械相结合的“赛博格”以及“人工智能”等均体现了“人机共生”的发展趋势，这是《AI》这部影片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化预设，也是未来人类存在的主要形态。

概而言之，电影《AI》通过机器人的视角展现了科技发展的黑暗前景，由于将人类的自我意识无限扩大，造成了对非人类物种的伤害，彰显了技术时代人类生存的危机与困境，其对当前社会现实的隐喻与批判值得我们学习与反思。毋庸置疑，后人类时代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机共存的时代。“人机交互”“人机共存”的新型范式挑战了人类长期以来自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处于第二位的、工具性的机器的存在超越了处于第一位的人类的存在智慧，冲击了人类固有的存在结构。所以说，人们不仅在智力层面受到了机器的冲击，而且囿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人不得不被迫开始思考自身在宇宙和社会中的地位。基于此，面对迥异于传统人类的新事物，需要我们转变西方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具有开放性、生成性的环境中思考生命的本质，给予所有形式的生命以爱与尊重，找到技术发展与人类生存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建构多元共生的生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