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海燕

(北京服装学院，北京 100029)

“一带一路”纪录片是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纽带，迫切的文化认同与传播是经济腾飞后的集体焦虑，也是反思自我的文化契机。因而，“一带一路”纪录片在文本层面天然地包含着三个前置条件，即限定的空间、特定的时间以及规定的文化传播路径。三个条件让“一带一路”纪录片不约而同地在记忆、言语层面高度相似甚至是同一。作为文化输出的载体，“一带一路”纪录片带有主动扩散的“攻击性”：一方面在记忆与现实的交织中，拥有强烈的自我表达意愿，这种意愿背后暗含着浸染甚至是侵袭的意味，象征了一个再度崛起的经济体的文化镜像；另一方面它在母体中就蕴含着大国意识、政治色彩，在其影像生成后，鲜明的文化、经济、政治的“表演”成就了民族志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法则。

为了论述的准确性与可操作性，本文将以2013年为研究起点，以“一带一路”纪录片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跨文化传播的动能。其中研究的文本包括：《对话龟兹》(2013)、《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2013)、《瓷路》(2014)、《从父辈的土地到祖国：丝绸之路》(2014)、《河西走廊》(2015)、《对望：丝路新旅程》(2015)、《海上丝绸之路》(2016)、《一带一路》(2016)、《锦绣记》(2016)、《金城兰州》(2016)、《奇域：探秘新丝路》(2016)、《穿越海上丝绸之路》(2016)、《丝路南洋》(2016)、《丝路：沙与海的交响》(2016)、《我从新疆来》(2016)、《丝绸之路经济带》(2017)、《丝路，从历史中走来》(2017)、《丝路：昨天，今天，明天》(2017)、《你好，一带一路》(2017)、《我到新疆去》(2018)、《一个美国制片人眼中的海上丝绸之路》(2018)、《我的青春在丝路》(2018)、《“一带一路”上的智者》(2019)、《共筑未来》(2019)等。承袭文化研究的基础，力求在言语、社会记忆与民族志三个维度探索“一带一路”题材的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内核。

一、言语：表演与再情景化

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纪录片是社会共同记忆的彰显；然而，这种显在的文化符号却无法逃避地内陷于言语之间。在这里，“言语”不仅是跨文化叙事/文本的表达方式，更指涉了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可能。它包含了两个层级，即表演与再情景化；在次序上，“一带一路”纪录片首先是一种“表演”，而后才有了“再情景化”的可能。

作为表演的言语，它本意“指的是一种用以实践的东西(a thing for practice)，是一种用以将外在形式加以抽象的语言实践——就像语法”。而这一“语法”在“一带一路”特定的文本语境下演变成了影像言语的基础，即跨文化表述的语言规律；也可以称之为影像交流的基本模式。正如美国民俗学者理查德·鲍曼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任何表演的交流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个积极有效的交流的达成，都要牵涉到对技巧、能力等的评价”。因此，在“一带一路”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历史符号、文化符号、空间符号、人文符号的表演强化；这些表演式的符号串联起来，便构成了“一带一路”纪录片跨文化言语的传播路径。进入到文本层面，言语规训为表演，而表演则具象为再情景化；在此期间，为了寻求跨文化表达的语境，“一带一路”纪录片将表演路径更多地依赖于集体记忆或真实场景的复现。基于此，“再情景化”的过程形成了两种表现形式：其一，从历史出发，复现想象空间；其二，从个体出发，重塑集体记忆。无论是历史的旁征博引、神话复现，还是个体的以微知著、时代镜像，都在彰显着“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的动能。

(一)历史缝隙中的乌托邦

作为“再情景化”的方向之一，“一带一路”的历史诉求始终观照着原初的文化起点，这一历史的回望带有一种向外的张力，绵延、反思而又自我认同。“一带一路”纪录片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的历史，一方面串联起空间的纵横，另一方面勾连着时间的缝隙；在时空交错中建构起隐匿的乌托邦设想；这一设想在影像传输层面，则是通过直接的时空回望或真人扮演的形式予以展示。其中，“时空回望”是最为常见的再情景化表演模式，镜头表现为从历史时空到当下时空的交替组接。

例如《你好，一带一路》(2017)第一集《从长安出发》便是从2100多年前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再现的历史时刻，配合深沉浑厚的解说词，有机地搭建起了“一带一路”的时空观。在历史影像的空间移植中，《丝路，从历史中走来》(2017)选择了以高原、草场、冰川、河流为起始点，经由大陆转向海洋，转置空间的同时揭开了历史语境下经济、文化、政治的乌托邦设想。《丝路：沙与海的交响》(2016)则是运用数字技术，将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地图与当下“一带一路”的版图进行对比，串联起丝路“前世今生”的同时，打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愿景；同样运用数字地图开启历史想象的还有《一带一路》(2016)第二集《互通之路》等。在建造历史缝隙中的乌托邦印象时，为数不多的“真人扮演”模式则是更为直观地将二维历史文本搬演为三维演剧实录，由真人演义完成再情景化书写。在表演过程中，扮演的场景不强调故事的情节、不着力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刻意追求画面之间的连贯性，而是侧重于表述历史的“真实”，力求以中立、客观的态度与历史文本达成场景的互文。例如在《河西走廊》(2015)中，导演就利用旁白、角色扮演、场景再现等手法，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将公元前138年的西汉历史进行了点状表演；朦胧的影像不仅在视觉上加重了空间的乌托邦色彩，还在一定范围内消除了历史与当下文化表述的间离感，更重要的是，在强化的表演中达成了“一带一路”历史的乌托邦共识。

(二)个体中的集体情怀

历史的再情景化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强调整体性、全局观，旨在彰显集体诉求下的文化引力，而个体的叙述方式在其中常常被弱化。如果说集体的再情景化负载着历史时空的厚重，强调文化的外部属性：坚硬、聚拢、强腐蚀；那么个体的书写则透露出流徙似的漫游轨迹，回忆中带有无法确定的差异或曰个性。而实际上，“任何个人的回忆都超出了纯私人回忆的范围；它处于一个较大的事情和意义领域到另一个已是在行为中不再可及的生活领域的活动状态之中”。因而，我们在“一带一路”纪录片中能够看到个体在私语后共同指向“社会构造物”的结局，这便造就了个体私语中的集体情怀。在“一带一路”纪录片中，个体尤其是外籍人员影像的采集、拼贴、归置随处可见，从域外视角切入是个体情感回忆的“坍塌”，也是家国情绪无法遏制的集体“爆破”。“一带一路”纪录片总是以个体在场的姿态沉浸其中，透过个体经历组合成丝路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轮廓，并最终化身为符号成为丝路板块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拼图。

在六集纪录片《一带一路》(2016)中，导演讲述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100多名相关人员。在国籍上，外国人员数量占据了相对更多的篇幅，在个体的回忆与表演中派生出“一带一路”的大国情怀。与《一带一路》强调普通人的日常不同，《“一带一路”上的智者》(2019)则是将镜头对准了“一带一路”中的精英阶层。他们来自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埃及、意大利、英国、俄罗斯、韩国等13个国家，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当地学者，他们在各自领域中与“一带一路”的设想发生着不同的勾连，并通过个体的强烈诉求完成了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同样以个体折射作为切入点的还有《穿越海上丝绸之路》(2016)，纪录片分为《寻路》《家承》《原乡》《轮回》等八个章节，以40位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个体为拍摄对象，从翟墨再次穿越海上的航线开始，谱写了黄钟福、梁基永、苏献忠、兰玉、汤春甫、浅井信太郎、王文礼、爱德华·艾思勒、杰坤多·伊罗柱胡、伍万通、陈鸿能、葛锐娟、王路东等形色各异的人物；他们其中有设计师、工程师、商人、航海家、医生、演员等不同的职业，却都在阐述着个体“回家”的命题。在丝绸之路的串联下，纪录片将个体情感中“流浪”的不安、对家国的眷恋以及“回家”渴望都调和为宿命的、文化的、历史的轮回，进而拼贴出了集体情感的丝路地图。

“一带一路”纪录片在言语层面进行了跨文化的表演尝试，从影像内容的再情景化出发，延展出历史与个体的镜像表达，其结果则是共同指向跨文化言语的未来。正如《丝路，从历史中走来》(2017)最后一集《漫步丝路》结尾的解说词，“现代丝绸之路的建设承载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振兴的梦想，互联互通，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再现，我们今天也将写在历史上。丝路从历史中走来，指引我们未来生活的方向”。怀揣文化共同体的愿景，“一带一路”纪录片创建了自我表演的生态定义，形成了跨文化影像的言语建模。

二、社会记忆：限定空间与共同体美学

“一带一路”纪录片在特定的跨文化语境中，是一个将历史的、想象的、曾经的“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进行再书写与再传播的过程。在这里,社会记忆可以贴切地表述为“制作历史”(doing history)，即建立在言语的相互表演之上，“把各自过去经历的事情加以现实化(conversational remembering)”，通过集体的情感共振、空间的定向循环，达到历史与现实的重叠。在跨文化传播中，回忆实践始终无法摆脱当下的社会框架，规训于框架之中的回忆让文化与感知形成了某种不必言说的固定模式。记忆实践的影像哲思在此时、此地的“一带一路”纪录片中呈现为“共同体美学”。

进一步，共同体美学的呈现离不开社会“自我”历史的拆解、空间的迭代，这不仅是“制作历史”的威力，更是文化互译的根基。在组建社会记忆时，“一带一路”纪录片的影像呈现包含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其中，回忆结构的主观层面是指以代际传递为基础，一以贯之的延续曾经生活的美好想象与未来生活的意愿，在回忆的经验中指导当下，并通过真实的生活实践转向未来美好的幻景。在这里，主观层面更强调一种经验的传承，是文化自觉与精神气质的跨代传递，是形而上的部分；而客观层面则是具体到承载社会记忆的实在部分，诸如环境、声音、技术、视觉、气味、景色等。其中，社会记忆中的空间载体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之上，它有效地将日常生活中现存的自然实际与个体体验相连，通过在场的方式完成回忆的空间展演。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绞合是代际传承与交流实践的结果，转置到“一带一路”纪录片中，“共同体美学”的社会记忆呈现为“限定空间”的多层级设置。

在空间的文化属性中，它是作为社会记忆的客观呈现，能够非常直观的被摄影机所捕捉；因而，在影像上，客观空间实践往往能够有力地传达主观意愿。由于“一带一路”纪录片主题的限定性，在进行多层级空间探索时，影像自觉地将空间框入丝绸之路范围内；规定的空间勾连着过去与现在的社会记忆，而后指向共同体美学，成为刺激观众感官、穿透文化高墙的工具。在空间的影像表达中，错综复杂的限定空间被细化为生活空间与景观空间，两种风景相互缠绕重建了“一带一路”的空间文化与记忆美学。

(一)生活空间

生活空间是当下社会文化的缩影，它涵盖了丝绸之路沿线经过的城市、乡村等公共生活区域；家庭、个体活动的场域以及与丝路文化相关的经济空间。在“一带一路”纪录片中，都市空间代表了当下的文化实践，在众多丝路沿线的城市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常出现的城市便是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它既是丝绸之路都市空间的“边界”，也是沿线城市空间的缩影。在表现这一空间时，导演大都以鸟瞰、延时摄影等方式，将昼夜分明的西安进行有机划分。或是实拍日常生活化的空间，如火车站、街道、仿古建筑等实景，或是将镜头对准生活流式的场景空间，如车水马龙的都市街景、川流不息的人头攒动等意向化场面。例如《丝路，从历史中走来》(2017)第一集《西去东来的旅途》就是以西安火车站作为记忆空间的起点，利用高机位拍摄火车站站标来体现生活场所；《你好，一带一路》(2017)第一集直接“从长安出发”，将西安这一空间通过摄影机延迟摄影，复刻出此时此刻的都市空间状态；而在《丝路：昨天，今天，明天》(2017)中，外国创作者更是将西安的城市状态、文化风貌与中国画上了等号，透过“西安”这一符号化的空间建制，在视觉上组合出“一带一路”当代空间的记忆模型。诚然，“西安”在丝绸之路中特殊的城市地位是创作者们达成的社会共识；而空间景观却不止于此，西安更是整个丝路空间的现代都市模型，它的空间建造集结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文化风貌、在地类型；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在内的中国版图中，均能在深层文化空间中相互映照，形成有机的生活整体。生活空间的相似是文化的践行，更是共同记忆的代际展览，都市空间在生活、劳作、迁徙、重建中记录着共同体美学的空间印象。

(二)景观空间

不同于生活空间的日常化表述，景观空间往往带有某种神秘的历史色彩、赛博情结——或曰历史的拼贴，文化穿越；或曰未来的想象，颠覆直觉。在这里，真实空间的熟悉感扭转为记忆与想象并逐渐趋于神化，疏离在景观之外，而后又回归到真实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下真实的历史空间状态，也可以展望未来想象的空间刻度，是指向文化记忆的“第三类空间”。在“一带一路”纪录片中，景观空间的呈现被自然而然地划分为两个方向，即CG技术重建的未来空间以及实景拍摄的历史空间。无论是虚拟建造还是真实呈现，景观空间都在指向一个文化终点：回家；在《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2013)第二集中，新疆版图的介绍便是以景观空间——艾提尕尔清真寺作为探寻的起点，围绕清真寺，导演串联起空间文化的纵横，试图将真实人物心灵中“家”的概念予以具象化，从而交叠出情感的共鸣。在“一带一路”纪录片中，“回家”的命题不单暗含于以“中国”为核心的空间疆域之中，在共同体美学的折射下，“回家”被看作人类共同的景观空间命题。例如《对望：丝路新旅程》(2015)第一集，导演将景观空间对准了土耳其文化的摇篮，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几个世纪前，这里是完满的藏身之所，是让身心安全的“家”。而今，洞穴式的建筑空间再度被当地村民所利用，它的窖藏功能成为这里村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场所，人们在这里工作、生存，并化为丝绸之路经济的有机组成。基于此，跨文化传输的空间生态完成了其“回家”命题的展演。

限定的空间承载了社会共同的记忆，而后形成了共同体美学的一个分支。记忆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织代表了“一带一路”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朝向，代际传递、未来设想透过空间记忆抵达文化共同诉求的彼岸，完成了文化、经济、政治的共同体美学的隐形传送。

三、民族志：深描与狂欢

“一带一路”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是再情景化的表演，也是记忆空间的展现。基于特殊的文化命题，纪录片将特定文化中的个体生存方式、思维观念以及行动模式进行了历史的、动态的、情景化的描绘，并通过影像的传输被观众所认知，这一被“记录”以及被“阅读”的过程便可归为“民族志”(ethnography)创作。在跨文化传播的途中，影像试图拓展文化的社交疆域，以认同、唤醒、移情、重置为基础，让观众自觉地将他者文化转置为自我文化认知，重建现有文化的认知偏差，进而达到文化认同的同一，即“深度描写”/“深描”(thick description)。通过深描，“一带一路”纪录片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符号系统，并透过符号的表意功能揭示了文化传承、重组后的结果。民族志的深描法则，一方面，从人文内涵上，解释了文化传播的粘连性，并确立了沿途稳定的、长期的符号表征；另一方面，从技术操作层面，建立了影像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在文本、镜头、声音、色彩等方面记录着“一带一路”的文化范本。

进一步拆分，深描有意识地让“一带一路”纪录片去民族化，转而投向更为广阔的新世界主义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去民族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磨平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相反，是通过强化这种差异，让曾经失去关联的文化内涵再度被激发，唤起共通涌动的文化脉搏，进而“模糊”间离感达到情感上的共振。在深描中，文化的共振离不开微观影像的书写，而微观影像嵌入文本之中便形成了固定的文化符号；陶瓷、茶叶、中医、郑和、毛泽东、成龙等一系列的文化符号成为“一带一路”纪录片“中国”的代名词。带着跨文化传播的功能，这些“中国”符号被唤醒、标记、强化，开启了共同体美学符号的狂欢。其中，文化符号在“一带一路”纪录片展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即以历史人物、政治人物、文艺明星等为代表的人物符号，以及以瓷器、指南针、功夫等为代表的流行符号。两种文化符号交融、狂欢，书写了“一带一路”民族志的同时，再度彰显出文化符号的当代内涵。

(一)人物符号

“一带一路”纪录片在人物符号的深描中，有着两种不同的走向，即以国家政治领袖、科学家、文化名人、历史人物为代表的精英群体；以及以农民、工人、医生、商人等为代表的普通人。精英群体的文化符号有着十分显著的意义，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影响力，都足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某一代名词。其中纪录片《远方的家》之《一带一路》(2017—2018)系列中，就涉及了历史人物郑和；政治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文化名人成龙等。《你好，一带一路》(2017)、《丝路，从历史中走来》(2017)、《丝路：昨天，今天，明天》(2017)等纪录片，都不同程度将世界知名的中国人物搬上银幕。与精英人物天然的符号狂欢不同，平民人物则是以群像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之中，通过展示普通岗位的亲历者，拼贴出当下中国大众的符号肖像。例如《穿越海上丝绸之路》(2016)的航海家翟墨、广州十三行传人伍凌立、商人张帆等，他们中有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使者，有将中国文化带到世界的传承者，也有普普通通的商人，影片正是将12位普通的中国人交织在八个篇章中，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的民族志。《我的青春在丝路》(2018)的五个章节中更是将镜头对准了将青春奉献给丝路的五位普通中国人，他们中有将杂交水稻技术带到巴基斯坦的蔡军、在尼泊尔的胡天然、哈萨克斯坦修井的工程师王金磊、在柬埔寨负责茶胶寺保护修复工作的张念、支援非洲的孙钦勇。这些人是大时代中的平凡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文化事迹，却汇聚成了当代最强力“中国”符号。

(二)流行符号

在这里，流行符号涵盖了历史与当下被国外所认知的中国标签，包括茶叶、瓷器、长城、中医等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符号”，也包括电影、功夫、熊猫等当代广为流传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在“一带一路”纪录片中极具规模，高频出现，在深描的基础上实现了符号的狂欢。在呈现历史上的中国符号时，“茶”文化是十分常见的，诸如《穿越海上丝绸之路》(2016)的《原乡》章节，“JING 茶”的创始人爱德华·艾思勒就是在英国运营中国茶的茶商；《丝路：昨天，今天，明天》(2017)中的对茶叶的描述以及《一带一路》(2016)中的那条茶马古道等都在用“茶”符号证实着中国文化的存在。除了将流行符号片段化地散布于纪录片之中，“一带一路”纪录片还有将单独的一个文化符号进行强化、放大的系列作品，例如《瓷路》(2014)就是以“陶瓷”文化的传播为创作点，展现了美与贪婪交织的陶瓷文化的生命历程，镜像折射出中国历史的发展断代。《锦绣记》(2016)则是通过“丝绸”的制作过程——穿梭、引线、采桑等，以工匠们找寻失传已久的制作工艺为线索，逐步解开薄如蝉翼的高超技术下隐藏的中华文化内核。流行符号在代际传承、再度深描后，透过历史与当下的文化弧光走向文化狂欢的彼岸。

经历了符号化的在地传播、深度描写，“一带一路”纪录片形成了自维的文化读写路径。在不断更新的符号中探寻不变的文化传承，是民族志书写的法则，更是自我文化认同的狂欢。

结 语

“一带一路”纪录片的产生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推动，在这其中先行的是经济，政治是保障，而文化则是传播的手段。跨文化的传播带来了自我文化的反思与认同，是历史乌托邦的畅想，也是个体中集体情怀的展示，共同的社会记忆是传播语境的基础。纪录片再情景化的过程也是记忆唤起的过程，在强烈地表达自我文化的同时，“一带一路”纪录片通过深描法则，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志，完成了一场文化符号的狂欢。当然，这一切跨文化传播的结果都指向了一个终端，即共同体美学——从历史出发，于无形中达成了“一带一路”纪录片的文化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