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丽颖/Ren Li Ying

广电部电影局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提出了中国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旨在借助具有变革性、借鉴性、启发性的历史性重大题材作为电影叙事主题，充分体现与传播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革命信仰等意识形态，以更具大众接受度的电影艺术形式将抽象精神内容传递给大众，以期实现社会范围内的社会意识与力量的整合。在主旋律电影的不断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其概念内涵得到了扩展和延伸，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日常性生活题材也成为主旋律电影的考虑范围，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性道德讴歌的重要方式。

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一度陷入了类型单一化、叙事模板化的困境，在票房表现上也不尽如人意。这种低评价与低关注度违背了主旋律电影制作的设想，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影响，这也成为我国电影人极为重视并且寻求破局与突破的重点，积极研究与分析各类电影制作方法、叙事形式、内容主题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创新。以执行电影意识形态功能为第一目标，满足观众喜闻乐见的叙事形式期待，打造出了《风声》《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湄公河行动》等一部部高质量、高口碑、高票房的主旋律电影。

尤其是近几年，主旋律电影呈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与强劲的创作实力，固有的主旋律叙事不再成为电影创作的主依据。《战狼2》将打击犯罪、亲情和爱情三条线索结合，进行相互映照、交叉叙事；《无问西东》则是以回环式套层结构连接了四个年轻人的过去与未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则以“祖国”作为叙事的主题线索，以缀合式团块作为叙事的主要结构……经过市场票房、社会口碑、现实影响等各个方面的考验，这些优秀作品的创新无疑获得了成功，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接棒《我和我的祖国》，也继续进行着叙事的创新尝试。本文将从叙事的主要结构设置、内容主题、人物设置三个部分出发进行分析该电影的成功创新，尝试为今后的主旋律电影提供启发。

一、从部分到整体：缀合式团块叙事结构

传统叙事的主旋律电影在进行故事讲述之时，多采用叙事结构清晰明了、内容主题与精神内核直白浅显的因果式线性叙事结构，不同导演尽管存在着差异化，但大多都采用这一叙事主结构，这容易导致观众对这种程式化、标准化的叙事结构产生腻烦心理。并且因果式线性叙事结构的整体性要求极高，也导致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为尽可能保全和估计电影的整体性，忽视对电影部分和细节的刻画。这种不全面的操作无法完全发挥因果式线性叙事结构的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主旋律电影的正面影响。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不同于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因果式线性叙事结构，而是借鉴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叙事结构上的成功经验，采用缀合式团块叙事结构，并且借助当下火热的短视频形式进行衔接，无数人在镜头前讲述自己家乡的美食、记忆、味道……《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故事由此展开。花开五朵，各表一枝，但有关于家乡的眷恋与深情又将五个原本独立的单元故事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具整体性的电影。

由此电影获得了从过度重视整体性叙事结构中解脱出的全新力量，在电影五个单独的部分本身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中拥有了更多叙事和表达的空间，并得以彰显几位导演独特的风格。《北京好人》宁浩式的黑色幽默下充满人情味的医保欺诈让人笑中带泪；陈思诚执导的《天上掉下个UFO》将科幻、土味与喜剧元素结合成一场故乡故事的狂欢；《最后一课》中徐峥描绘了热爱学生热爱教学的老教授对当年瓢泼大雨下最后一堂课的执念；邓超、俞白眉执导《回乡之路》拍出了曾经漫天黄沙下的大西北的人们对土地的坚守和热爱；闫非、彭大魔两位开心麻花的导演则在《神笔马亮》中讲述了马亮放弃留学机会投身乡村建设，回看来路，建设归途，为“西虹市”再增新的亮色的故事。

五个具有独立性的叙事部分在各自完整叙事结构内叙述了同一时间下的五个不同空间，有着各自不同的人文、地理、人物和情绪情景，通过“我和我的家乡”的自述短视频主题联系起来，以“形散神聚”的缀合式团块叙事方法将五个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片断连缀成为一个整体。从部分到整体的缀合式团块叙事结构中，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这一主题线索拥有了更戳中广大普通观众笑点和痛点的可能，在欢笑中带给他们更多关于家乡、关于祖国的深度思考。

二、从浅层走到深化：民生主题叙事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具有超越社会现实的特定抽象性和艺术性特征，但是均源自现实社会中的人、事、物、景，这也意味着电影在重构、描绘或者再现的过程中，是以真实来呈现电影真实，并最终作用于与电影观众相关的真实，观众从电影中获得对于世界的观点、认知、态度。我国的主旋律电影积极致力于对社会人民主流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革命信仰等意识形态的培养与教育，借助我国现阶段社会现实素材的力量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传统主旋律电影受制于时代的创作政策环境、电影人创作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多选择宏大的历史性题材。这类题材虽然具有极强的民族文化认同、情绪认同等优势加持，能够将观众迅速地带入特殊的情感场景内进行情绪感染，但是如果在同期电影中电影题材陷入同质化，难免让观众出现审美疲劳和情绪感染免疫的情况。从这种情况出发，部分电影人设想并实践了可以在具有日常感知的真实感染力中找到可弘扬主旋律、社会核心观念的可行路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便是从这一思路进行主题叙事的创新，在社会现实中挖掘真实的力量，在浅层的社会现实呈现中深化精神内涵。

《最后一课》中的范老师因患阿尔茨海默病，记忆停留在了28年前在望溪村支教时的最后一课中，破旧的桌椅、漏雨的房顶、学生黑色的涂鸦和淳朴的面容……艰苦到极致的教学环境，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教学环境的回忆再现，幸得有一批像范老师这样真心奉献青春的教师，才得以让更多乡村里面的孩子走出大山。范老师在情绪恍惚、记忆错乱中重新踏上当年为学生寻求颜料的路上，叙事孕育着一种空前的过去与现在强烈对比的情感张力，苦难的日子仿佛已经远去，孩子们的教育有了物质上的保证，但是又好像仍旧存在，存在于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之中，存在于古镇喧闹的人群中，存在于各类新兴科技之中，部分偏远地区仍旧存在着教育问题。

《北京好人》以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叙事主题，保安张北京不忍心眼看农村远房亲戚因没有手术费病死于肿瘤，想出一个让亲戚冒用自己医保的馊主意，二人为此吃了不少苦头、闹了许多笑话，但还是自费进行了手术。故事最后二人才知道远房亲戚也买有医保，肿瘤手术的费用可报销，不需要自费。这场啼笑皆非的笑剧背后反映了我国医保的深层问题，国民素养参差不齐、城乡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下部分国民拥有严重的讳疾忌医旧思想，他们害怕去医院检查、逃避手术，甚至不愿意了解医保，自动将自己划为国家医疗制度保护之外的存在，造成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医疗悲剧。

《天上掉下个UFO》中贵州黔南地区的贫困落后的乡镇里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渴望、《回乡之路》里风沙肆虐的西北有无数无名之人投入到了治沙事业，《神笔马亮》中拥有大好资源的东北乡镇人才缺乏的现状……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从浅层走到深化，在轻松欢乐的叙事氛围中从底层人物视角讲述民生问题，将中国深层的问题折射出来，以真实的力量引导观众的情绪与电影同频同步，借此感受由特色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所带来的社会巨变。

三、从小我到大我的社会：草根欢笑演绎

传统主旋律电影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将宏大时代社会背景下的英雄人物、领导人物、著名人物等作为主要的叙事角色，重点在于展现这些人物对于时代与社会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与贡献，突出伟岸、英勇的正面人物形象，以此为民众树立精神标杆，激发民众对英雄人物的尊敬和对祖国的热爱。观众能够从中以更加宏观、全面的视角看到祖国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民族精神、凝聚力也能在这一观影过程中得到一定的提高。

在长时期宏大视角叙事的主旋律电影影响下，能够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对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认同观念的培养，类似于传播学者格伯纳所提出的“培养效果”，在一次次观影过程中影响着观众对于世界、社会、现实等各个领域的认识，形成一个接近于电影描绘的“象征性现实”的“主观现实”，但是这种从宏大视角出发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抽离、排外的消极影响，部分观众会认为是由英雄人物、领导人物、著名人物等在热爱祖国、推动历史进步、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而自己作为普通民众更多的是以旁观者姿态在围观这一场热血盛宴。在长期脱离感的影响下，社会角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容易出现缺位的可能。

导演们尝试着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故事的叙事，以小人物为切口进行日常生活题材、现实主义题材展示的主旋律电影也越发丰富。《我和我的家乡》以此为叙事视角切入的思路，将“草根”作为电影叙事的主视角，在欢声笑语的故事之中，从“小我”出发，在主题的连接下构建起一个“大我”的团结社会，重点展现普通人和家乡的故事，突出这一过程中同为普通民众的“小我”，从而引导观众产生角色、责任、成就感等共情，加强对社会角色的认同感、满足感与自豪感。

《我和我的家乡》将变迁的空间图景“家乡”作为电影的空间背景，通过记录再现和合理想象的空间巨变描绘，讲述草根的欢笑故事，借此揭示个体人物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与情感。《北京好人》中的保安、外卖员，《天上掉下个UFO》中的乡村发明家，《最后一课》中的乡村教师、民宿老板，《回乡之路》中的带货主播、果农，《神笔马亮》中的驻村书记、农民……草根人物成为电影的主角，看似在展现各自微小、平凡欢笑的人生经历，又像是家乡巨变的“时间证人”，但同时也是经历了选择、坚持奉献和奋斗的建设者。

从草根人物的视角出发进行叙事，在完成对小我描述的过程中，提到了诸多贴近普通民众真正生活的问题：医保、乡村旅游、乡村支教、沙漠治理和脱贫攻坚……在社会的巨变之中，肯定小人物也是重要的推动者，展现小我作用于家乡、社会和国家的一面，将情感具象化，拉近人民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在自然而然的草根叙事中呈现草根“小我”的形象与故事，能够以相似的身份更快地接触到观众，让观众产生共情，加强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感。

《我和我的家乡》积极尝试叙事创新，在受到疫情负面影响重创后的萎靡电影市场中也创下了优秀的成绩，叙事焦点对准了当代社会的普罗大众、民生问题和家乡图景，观众能够在轻松的观影过程中感受到社会转型与巨变，并引发自己与家乡、社会、祖国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为电影所强调的血脉联系、民族自信、家国豪情提供了情感基础和支撑。这种在叙事上进行的成功式创新为走进迷茫与瓶颈期的主旋律电影事业提供了重要启发，时代使命与艺术创作并不对立，而是具有结合发展的必要性。艺术创作想要实现现实性影响就需要肩负时代使命，落地到现实生活，走进观众内心深处从而唤起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