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丽君 张武桥

(1.贵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无论是早年的小成本电影《上车，走吧》，抑或是新近上映的商业巨制《八佰》，管虎始终保持了对草根阶层的偏爱。他通过对底层人物生命体验细致入微的观察，传达出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建构起了个人独有的美学范式。

一、“草根”渊源与管虎其人

“草根”(grassroots)概念源自英文。19世纪时的美国正处于淘金热时代，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山脉中草生长得丰茂之处埋藏有大量黄金，一度以草根作为勘测金矿的重要标志，“草根”一词流传开来。其后，该词进入了社会学领域，用以指社会地位低下，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所占有社会资源极少的，被领导，被边缘化的基层民众，与精英阶层相对。而这些基层民众的现实意志、思想意识等也就形成了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阳春白雪相对。

管虎与宁浩、王小帅等同属于中国电影“第六代”导演。“第六代导演尊奉‘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创作原则，他们更关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弱势群体，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流着内心的悲苦与温情。”但和宁浩自己就出身于草根阶层，成为导演的过程一波三折不同，管虎则出身于电影世家，父母都是著名演员，管虎可谓精英后代，他踏上电影创作之路的过程也并不坎坷。但由于父母被下放，自由生长于鼓楼、后海胡同中的管虎内心深处依然植下了与宁浩等人并无二致的、根深蒂固的草根情结，以及某种为草根代言、诘问的使命感。在这种情结与使命感的驱使下，管虎拍出了反映农民工初涉城市的《上车，走吧》，反映胡同青年茫然生活的《头发乱了》，以及不乏蒙昧村民的《杀生》《斗牛》等电影，这些内容高度贴近现实生活，将小人物拉入公众视线内的影片正是管虎贡献出的，光彩熠熠的“黄金”。

二、管虎电影的草根特征呈现

管虎电影多方面地展现了草根的特性。

(一)底层窘境下的顽强性与创造性

毫无疑问，草根生存的环境是恶劣而艰苦的。如在《八佰》中，端午等“杂牌军”在全副德械武装的88师精英面前无疑是草根，而在苏州河对岸租界中人面前更是自惭形秽。对于在租界里夜夜笙歌、赌博狎妓者而言，端午们不得不困守四行仓库，而同样在仓库中的朱胜忠等“中央军”们，则会以鄙夷的心态打骂“杂牌军”，驱使端午等人去做修战壕等最危险的工作。除了肉体生存举步维艰外，草根们还常常于尊严与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如在《老炮儿》中，“六爷”张学军和“灯罩儿”“闷三儿”等兄弟无不经济拮据，同时他们都是被时代抛弃者，曾经的英雄余威摇摇欲坠，无法得到如晓波这样年轻人的认同，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规矩”在时代更迭下被人嗤之以鼻。但另一方面，越是在这种窘境中，草根愈发显示出顽强性。《杀生》中的牛结实大逆不道，不断地挑战现行秩序，让老朽、道貌岸然的村中耆宿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牛二想尽办法保全自己和奶牛的性命，在与日寇、土匪等各势力等周旋的同时还要忍受奶牛的倔脾气，最终坚持到了解放军的到来。

而在艰辛生活中，草根们则绽放出了某种智慧与创造性。如在《八佰》中，老兵油子羊拐不识字，却有着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他敏感地发现老算盘的硬币存在猫腻，又能在“中央军”们上上下下都视方记者为好人时，能察觉到方兴文这个情报掮客有着与战士们不同的自私、怯懦和首鼠两端，一次次地对他呛声。在草根们智慧与创造力的驱动下，他们的情感与思考具象为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八佰》中齐家铭在仓库中为战士们表演的皮影，通俗易懂，是有别于精英文化的，虽然简陋却与大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二)求生存、求发展下的功利性

草根文化有注重功利，求真务实的一面。正是因为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困窘，草根们在处理、分析问题时，高度重视实际利弊的平衡，从现实境况而非理想出发做出决断，有着一种颇为朴素的功利性。如在《上车，走吧》和《西施眼》中，高明、刘承强、阿兮等人将挣钱攒钱当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而对家乡父母的留恋等之于钱而言都是次要的。他们为赚钱勤勤恳恳，并且可以轻易变更工作地点和性质，如阿兮决定从诸暨去上海，刘承强从开小巴的司机变成了送水工，一切变动都是为了生活质量的提升。又如在《老炮儿》中，小飞原本和张学军说好，按照张学军的“茬架”规矩来解决之前的恩怨，而条件是张学军不能将对账单的事情报警。小飞认为最讲“规矩”的张学军一定会遵守誓言，结果张学军选择了给纪委写举报信，并且自称“举报”不是“报警”，他其实并未食言。不难看出，张学军心中的“规矩”是可以变通的。作为一个草根，为了能更好地生存下去，他是豁达开放，不排斥权变的。

而这一点的负向社会功能也是十分明显的。人们盲目地逐利势必导致对公义的轻忽。如在《西施眼》中，小苗在两人攒的血汗钱只够三个人在上海生存一个月，并且打听到女孩在上海不好找工作的情况下，偷偷拿走了全部的钱，带着有智力残障的哥哥大苗去了上海，阿兮多年的辛劳与寄托全部打了水漂；在《八佰》中，老葫芦等湖北保安团的杂牌兵们最早尽管目睹了日军侵华，大上海满目疮痍，同胞尸横遍野，但心心念念的一直都是“晚稻收了就得走”，“管他驴车马车火车，几天几夜，都得回去”，“好好活着，回去种地，爱莫打莫打”。相对于国仇家恨，他们更在乎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管虎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电影中表示了鲜明的反对态度，如在《八佰》中，小湖北和端午在融入四行守军后，成长为不畏牺牲、英勇抗敌的战士，小湖北在明明听到谢晋元“活下去”的嘱托之后依然选择加入赴死的阻击小队，电影保证了对观众的正面引导。

(三)自发、质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生存资源有限，人们的视野等都受到较大限制的情况下，草根们会为了共同利益而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血亲、邻里、朋友等在生产生活中团结互助，汇集其微小的个人力量。这是有其正向意义的，它有助于人们形成群体认同，规范人们行为，整合大众力量。如在《八佰》中，原本各怀心思，甚至彼此瞧不起的端午、羊拐、老铁等“杂牌军”们能很快在战斗中团结起来，相互救援，肝胆相照，最后一起壮烈牺牲。但也要注意到的是，这种组织性与纪律性又是自发式的，质朴而初级的，是有别于接受先进思想教育了的，编制严密，管理科学的现代组织的。它也有可能对社会造成一定的阻碍作用。如在《杀生》中，长寿村的村民们对牛结实进行了一次集体“谋杀”，他们默契而执着地相互配合，建构起强大的集体意识与话语权威，让牛结实最后对自己有病这一谎言信以为真，越发萎靡。但村民们实际上是被属于精英阶层的、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牛医生利用了。管虎并不会因为对草根的同情，否定他们依旧处于被动、从属地位的事实。此外，管虎对草根阶层的蒙昧性也持一定的批判。《杀生》在叙事中呈现出一种“互渗律”，即两个曾经接触过的物体，在中断了接触后，依然会在远距离对对方施加作用。这是原古先人在知识有限的情况下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总结方式，而互渗律无疑带有一种更浓重的神秘、迷信色彩。管虎以此来展现草根阶层蒙昧的一面，以及这种蒙昧带来的恶果。

又如在《老炮儿》中，“闷三儿”为给晓波出气，带领一帮“不分青红皂白的生瓜蛋子”打砸小飞的车库，张学军深知他们动起手来“不定捅多大一娄子”，赶忙阻止。此时，这种组织性与纪律性反而是触犯法律，是需要我们摒弃的。管虎对草根的关切，并不意味着他认同草根的市侩、庸俗与眼界有限的一面。

三、管虎的“草根”表意独特性辨析

如前所述，“第六代”导演们普遍反对以制造快感迎合市场，而是秉承着一种责任感与勇气，对并不完美的社会现实给予关注，将镜头对准弱势的，缺乏发声渠道的草根阶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草根文化的诠释是大同小异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将管虎与另外两位同样以瞩目草根、刻画草根著称的导演宁浩与贾樟柯稍作对比，以提炼出管虎“草根”表意的独特性。

与宁浩相对比不难发现，同样是立足于草根文化，但宁浩选择了放大草根文化中的娱乐性与戏谑性，后现代主义中的反中心、反权威、偶然性等特质与黑色幽默等手法在宁浩电影中更为频繁地出现。《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中有着盗窃、买凶杀人等犯罪，但罪犯的自以为是、自作自受，让观众忍俊不禁，包世宏、耿浩等主人公最后因祸得福，其人生的辛酸与无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消解。简而言之，宁浩电影往往笑料百出，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的情绪大多是轻松愉悦的。管虎电影则不然，观众难以为其电影中草根的经历中开怀大笑。《斗牛》最后全村村民死去，牛二蓬头垢面，近乎疯傻；《西施眼》中三位女性的困境都没有得到解决；《老炮儿》以六爷倒在冰面上结束，这都是让观众感到焦虑和绝望的。管虎与宁浩风格最接近的，也大量运用了荒诞不经影像，喜剧氛围浓厚的电影是《厨子戏子痞子》。然而恰恰在这部电影中，主人公全部为燕京大学毕业的，精通化学、外语、戏剧表演、莫尔斯密码和格斗的精英，这是管虎距离草根最遥远的一次创作。

而在与贾樟柯相对比时，我们可以发现，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草根世界是质地粗糙，时空迟滞的，而为了突出这一点，贾樟柯做了大量的表意上的探索。如以大量让观众备感压抑沉闷的长镜头与景深镜头来表现草根们所处时空的停滞不前，又如让大量视觉符号介入叙事，如《世界》中的微缩景观公园等，以至于被批评为“视听语言上的用心太甚、痕迹过重反而使得影片略显空洞”。这种探索的利弊固然是见仁见智的，但贾樟柯影像语言的先锋性却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先锋性实际上也即一种精英性，如果说宁浩为逗乐观众显得过于“接地气”，那么贾樟柯则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个作为精英的、启蒙者式的叙述主体。而管虎则要显得中庸一些。其影片较少运用纪录片式的长镜头、全景画面与同期声，尽管也会设置一些视觉符号，如《老炮儿》中的鸵鸟，《八佰》中的白马等，但管虎无疑是克制的，它们的出现都有迹可循，并不显得刻意。总的来说，管虎并不试图以形式实验来挑战观众，观众依然能获得较为流畅的观影体验。《八佰》更是可以视为是管虎积极朝主流化与商业化靠拢的典型之作。

综观管虎执导的电影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底层小人物的视角是他最为偏爱的观照世界的角度，普罗大众真实的甚至卑微的想法不断被他电影中的人物宣之于口，影片中草根者的喜怒哀乐与成长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观众的共鸣。草根群体中的创造性和顽强性、功利性和纪律性等在其电影中得到了鲜活展现。而与同样擅于表现草根阅历的宁浩、贾樟柯等导演相比，管虎又有着属于自己的表意方式。应该说，对于草根的世界，管虎实现了他的个性化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