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修君

一、媒介决定论与“人性化趋势”

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开篇就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认为“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保罗·莱文森认为技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他提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强调人在媒介技术中的自主能力，技术的发展是根据人的需要所决定的，人工智能的出现也是在人的需求中逐步进化而来。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媒介技术是人思维的延伸”。他认为在工业时代，“人类的延伸部分是技术元素”这种思维理解世界是很容易的，动物的延伸外壳是来源于它们的基因，人类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外骨骼结构产生于我们的思维……如果说科技是人类的延伸，那也是与基因无关，而是思维的延伸。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技术学派的媒介理论与网络的现实发展做个归纳总结：网络媒介基于人为主体而不断进化发展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人类与技术未来应该是呈现共同演化，共同进步，共同需要的状态。

二、“媒介延伸论”与“新新媒介”

媒介环境学派从诞生之初就在探讨技术在社会层面的影响，该学派认为人类总是处于一个象征性中介的世界中，这意味着，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一个社会建构的价值观、等级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麦克卢汉甚至将“新媒介”、“新技术”称为社会肌体的集体大手术，如广播冲击的是听觉，照片冲击的是视觉。今天的互联网媒介以文本、图像、视频的形态冲击着人类的综合感知觉。

从政治层面来看，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鼻祖哈罗德·伊尼斯认为“媒介的形态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他指出，纸张与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国家通过战争实现领土的扩展，这对西方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互联网媒介则使国家间的战争由物理的空间转向了信息资源的掠夺，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著作《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中所提到的，“从亚述帝国和秦朝开始，各大帝国通常依靠暴力征服而建立”；然而，到了21 世纪，世界战争早已不再依靠占领实物资产，而转变成知识与信息，国家之间的战地也已从实体战场转向互联网。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概念，使国家网络安全成为重大议题。

从社会结构的维度来看，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在社会层面，印刷术这种人的延伸产生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识字和教育的普及。”而互联网媒介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比印刷术更为深远的影响，正如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在他的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所指出的那样，网络社会对全球经济、网络企业、文化制度、经济组织、就业结构、虚拟文化、流动空间、永恒时间等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网络社会’以全球经济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从知识变革的视角来看，与印刷术之于文艺复兴与文化产业的影响相比，互联网不仅改变了文化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基础，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真理、理性、伦理等文化观念的改变，互联网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超文本的网络技术奠定了互联网数字化阅读的可能，此外，知识经济已成为互联网媒介环境下的重要变革。

从人际社交的维度来看，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指出互联网媒介最大的属性便是社交属性，“新新媒介发明了一种线上友谊，人类拥有的家庭关系与朋友关系都能通过网络媒介从真实世界迁移到数字世界。”莱文森还以Facebook 为范例（网站提供“朋友”、“密友”、“熟人”三个选项），指出线上交往存在着圈层化现象。这种圈层化特征在当下互联网媒介环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今天的几亿人利用脸书、推特、博客和其他的互联网工具联系，两者都是双向的交谈环境，信息沿社交关系网从一个人横向传给另一个人，而不是由一个非人的中心来源纵向传播。”人类天生具备社交属性，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与媒介的作用密不可分，网络圈层的产生正是基于人际之间对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与信息的交互传递。

三、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术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中，哈罗德·伊尼斯直接将媒介变革与文明变迁联系在一起。这位原本研究加拿大经济学史的经济学家，却将目光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甚至成为技术学派的创始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西方文明是咄咄逼人的扩展的文明，在研究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信息技术传播除了影响社会经济外，它还影响整个文明。

在这个基础上，伊尼斯从整个世界文明史、传播史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偏向论”，他将传播和传播媒介分为两类：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偏向时间的媒介表现在它对文化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即宗教组织；偏向空间的文明则侧重于地域扩张及个人主义，即军事政治。他指出稳定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知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

从这个视角来看待当下互联网传播偏向，我们会发现网络是具有双重偏向的。一方面，根据伊尼斯界定的“空间偏向” 媒介特征——轻巧易运输，互联网通过各类PC 终端、移动终端等开始脱离媒介的物理属性来进行符号传输，无疑是倚重空间的；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将研制并普及更多耐久且永恒延续的信息存储介质。云时代的到来已使大数据的存储成为现实，网络媒体也因此有了明显的时间偏向。

伊尼斯作为“媒介技术主义范式”的先驱，从文明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他认为文明的相对稳定性受制于社会中传播媒介的性质和占比，就信息的组织和控制而言，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偏向，传播媒介的发展是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之一，传播媒介有助于文明保持时间上的持续或者空间上的扩展。

随着互联网对社会形态、基础结构、心理建设等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媒介的社会作用与历史影响也开始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主要研究范畴。在人类文明转型的历史中，印刷术就如同今日互联网般掀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然而关于印刷术在欧洲普及之后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于印刷术产生的传播革命对欧洲变革带来深刻影响的研究还要起源于1962 年，马歇尔·麦克卢出版的《谷登堡星汉》一书，他宣告线性展开、条块分割的历史研究已经过时，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印刷术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上。

总之，互联网产生的变革影响是全球性，突破了印刷术所催生的“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视角。在历史上，作为印刷术的发源地——中国却因当时的内在制度、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社会需求等多重因素而使印刷术在历史进程中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变革动因。

然而，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互联网在传入中国的三十多年间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互联网对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首先，在互联网的规模效应上，西方偏向“去人化”，而中国固有的人口基数使得互联网在人与社会的影响力上更加凸显；其次，在互联网受众接纳程度上，西方接受早，无疑互联网的影响已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虽然中国处于转型期，但受众在接受网络这一外来事物时规模影响呈现了裂变之势。从媒介技术论的视角来看，搭乘网络媒介的这趟列车将有利于实现人民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而避免印刷时代曾错失的机遇。

以网络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已成为21 世纪的 “太空竞赛”，人工智能不仅是一次技术层面的革命，未来它必将与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教育变革、思想变革、文化变革等同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做出了重要判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新的时代意味着新的历史机遇，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且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可以说中国正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实现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中的预言——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 年或20 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 年以前东亚的霸主地位。当然，在伊尼斯看来，一切文明的兴起都与媒介的使用息息相关。

结语

互联网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成为重要议题被讨论，当下的人工智能虽然超越人类的智慧存储与运算速度等，但它毕竟是基于人类主体的发明创造，媒介环境学派给我们提供了“乐观”与“悲观”的双重视角，但我们不妨采用凯文?凯利宏观视角上的媒介技术观，即人与技术将共同进化，网络的发展并不能控制人类的思维与实践。互联网在社会历史进程、文化形态上产生了全球性的变革影响，且这一影响是远远超过印刷术的。因此，如何利用网络媒介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在新时代下仍有重要意义。

注释：

[1]（美）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2] [7] [8][9]（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3]（以）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08 年版

[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2019 年版

[5]（美）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

[6]（美）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10]华进、陈伊高：《媒介环境视阈下传播的“媒介偏向论”探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 期

[11]崔林：《变革动因与背景范式——对互联网与印刷术社会作用与历史影响的比较》，《现代传播》2014 年第5 期

[12]包政：《西方为什么没有“互联网思维”？》，《中外管理》2015 年第9 期

[1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1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