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涛

(华侨大学 美术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电影疗法，是艺术疗法的一种，自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之后，便迅速在全球推广。作为一种已经稳定发展近三十年的心理咨询和精神治疗方法，电影疗法也被我国很多心理咨询师所采用，成为心理辅导和辅助治疗的一种常规手段。

“电影疗法”具有跨界实践特征，它整合了电影艺术和心理医学的相关资源，意图借助艺术的力量，达致心理和精神的疗愈。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讲，两者具有深度相关性，无论何种艺术样式，均是精神性和心灵性的体现，它负载了人类相通的人性和情感，通过电影艺术的触发，观者内心隐秘的情结能够得到激活，从而通过与电影文本的呼应和对话实现自我精神和心灵的更新修复，起到自我疗愈的效果；另一方面，两者虽有相通之处，但也不无抵牾。电影作为艺术之一种，作品是灵动的，其意蕴很多时候具有发散性，可以伸延至多个维度扩张，但心理医学则需要对症治疗，具有很强的聚集性和针对性，它需要把焦点集中在具体症候上，这样就形成了某种矛盾，电影的发散与心理医学的聚焦形成一组对峙概念，“电影疗法”意欲达到正向效果则必须实现对此组矛盾的消解和超越。

一、“电影疗法”的优势

毋庸讳言，电影疗法借助电影艺术的独特感染力，在心理咨询和精神治疗层面具有诸多优势。

电影艺术诞生于1895年，同年，弗洛伊德提出了精神分析理论。虽是巧合，却也暗合了两者的深层心理结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将梦的运作机制提炼为浓缩、移植、象征、润饰，认为梦是深层次潜意识愿望的隐晦表达和想象性满足，这一点正是电影艺术的隐秘所在。电影被称为“白日梦”，运用逼真的视听语言营造亦真亦幻的假定时空，观众坐进黑暗的电影院中观影，宛如一梦中，所实现的同样是潜意识的移情和满足。电影理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曾在《想象的能指》一书中对电影艺术的“造梦”机制进行过详细分析，在他看来，电影是一种想象的虚构技术，电影能指本身就是想象的。也就是说，电影是表现想象的手段，同时，这种手段本身就是想象的。因此，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明确提出：没有任何艺术手段能如此像电影一样表达梦的特质。当电影院的灯光被熄灭，白色闪光的屏幕向我们打开……我们被抛入事件之中——我们成了梦的参与者。梦，成为连通电影与精神分析的桥梁，架构起电影与心理医学的交合基础。

电影疗法的运作逻辑正是设定于此。电影首先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场，当人开始看电影时，就将自己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空间，这种隔离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心理咨询或治疗的场景。在电影咨询和治疗中，咨询师、来访者和电影构成了一个心理场，来访者和咨询师、电影建立了动力关系，并将其知觉、情感无意识投射到电影中，咨询师对来访者的知觉、情感等进行分析，以达到咨询的目的。比起普通的咨询室环境，通过电影营造的意境更加真实，来访者更有可能将自己的潜意识层面的东西表现出来。

相较于一般性心理咨询和治疗，电影疗法具有明显优势。电影所营造的逼真故事场景、紧凑严密的情节设计、精彩的表演、曼妙的音乐等，呈现出一个虽非真实却逼真的超现实时空，如梦似幻，具有极强的带入感，能够使心理咨询者/患者很容易放松理性把控，进入潜意识的心理深层，与电影形成呼应，从而抵达暗藏于内心深处的心理症结，完成情结的消抵与释放，实现心理与精神的疗愈。同时，这种对既定情境的深度浸入，使心理咨询者/患者在类迷幻的精神状态下展露心理症候，也能够使心理咨询师较易找到造成患者症候的心理根源，从而制订对症治疗方案。而且，随着电影技术的飞速发展，如VR等虚拟现实技术的介入，电影营造现实梦境的能力将越来越强大，对心理咨询者的带入效果将越发强劲，电影疗法的预期效果也将更为理想。这种沉浸式体验观察带来的对心理症候的展现与捕捉是一般性心理咨询方式所无法实现的，因为在理性作用下，面对心理咨询师时，心理咨询者/患者很难真正做到敞开自我，更别说进入到潜意识领域进行剖析与解读。

二、“电影疗法”存在的几个问题

基于“电影疗法”所具有的如上优势，国内很多心理咨询机构和精神治疗机构大都采纳了这一方法，作为常规手段普遍施用于各种心理咨询和精神治疗病例。虽然“电影治疗”具有某些独特的作用，但在长期心理医学治疗实践中，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归纳起来，这些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组矛盾：

(一)“一”和“多”的矛盾

作为心理咨询和精神治疗的患者，其所面临的心理困扰是集中而具体的，往往体现在某一个层面或情结之上，其疗愈，需要在“这一个”层面或情结之上施以极具针对性的“聚焦”式处理；而电影，众所周知，每一个电影作品都是一个发散性的意指结构，具有开放性倾向，且在一个电影文本之内往往集聚了多种读解可能的符号集群，这就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对电影的解读，往往具有“多面向”，从具体电影作品中读解出的意味，因人而异，甚至因时而异。如此，当电影遇上心理医学，第一个凸显的矛盾便是这“一”和“多”的矛盾。心理医学需要将电影的意义结构界定在“这一个”之上，方能对患者施加治疗，而电影的意蕴结构恰恰是“多面向”的，具有开放性。为了使“电影疗法”产生效力，心理咨询师/医师就需要借助电影作品的意义对咨询者/患者进行“导读”，即便如此，实际上，咨询者/患者在观影过程中仍然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如何将解读路径纳入对患者有效的解读路径之上，即将“多”归并到“一”的轨道上，使咨询者/患者避免受到负面冗余信息的误导和干扰，这是“电影疗法”需要处理好的第一组矛盾。

(二)“中”和“西”的矛盾

“电影疗法”作为一种“舶来品”，其早期案例积累注定均来自西方国家，所选用的电影作品也几乎都是西方电影。当“电影疗法”在国内施用时，就面临着“中”与“西”的矛盾。鉴于中西方文明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举止、潮流风尚等诸多方面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中西电影在彼此境域的跨文化传播接受中均存在着很大的文化折扣和文化不适现象。当国内心理咨询师或医师采用西方电影进行心理或精神治疗时，容易造成观影患者无法准确理解和解读电影作品的现象，尤其是对于一些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观影者，这种状况会更为明显。尽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内一些咨询师和医师开始注重选用国产电影作品来进行心理治疗，但限于国产电影在片源选择上的“捉襟见肘”，客观上造成仍然需要倚重外国电影的现状。这一问题的存在，需要心理咨询师进行必要的中西文化“转译”式引导，才能使观影患者大致理解电影作品，从而介入心理治疗，但如此，就对心理咨询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咨询师的文化素养高低，将直接影响“电影疗法”的疗效强弱。

(三)“小众”与“大众”的矛盾

虽然电影艺术中存在一些别具特色的艺术探索片，属于相对“小众”的作品，但不得不说，电影艺术作为一个投资巨大的艺术创作门类，整体而言其受众定位是界定在“大众”层面的。电影生产动辄投资数千万数亿的资金，创作需要对资本负责，因此，它面向最广大的普罗大众。前往心理咨询和精神治疗的心理患者，相对芸芸众生，是极其“小众”，比艺术探索电影的“小众”定位还远要更为“小众”的一个群体。实际上，自电影诞生以来，虽然全球各国创作生产的电影作品早已数以万计，但鲜有电影作品是针对心理咨询或者精神患者群体而创作的，尽管有些作品在内容上涉及心理或精神疾病，如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等，但其受众市场也依然是“大众的”，是为广大的、健康的观众而创作生产，并非出于心理或精神疗愈的目的。因此，“电影疗法”在选片时不可避免会面临“大众”与“小众”的矛盾，如何在面向健康大众的电影作品中寻迹求索那一部或几部能够适用心理或精神患者具体心理或精神问题这一“小众”需求的作品，对心理咨询师或精神医师是一个考验。

(四)“专业性”与“艺术性”的矛盾

“电影疗法”的运行逻辑，需要营造一个似梦的潜意识空间，只有咨询者或患者少有理性抗拒地进入这个空间后，其潜意识情结才得以显现，治疗才得以开始。因此，电影作品引导观者进入这样的疗愈空间对“电影疗法”至关重要。而如何才能有效吸纳观者进入此一空间呢？自然需要诉诸电影的艺术性。毋庸讳言，那些在故事讲述、演员表演、视听语言等方面都较为出色的、具有较高艺术性的电影作品往往更容易实现观者的“移情”“入戏”效果，也就是说，艺术性越高，“移情”效果越好，但是否“移情”效果越好，则疗愈效果就越好呢？这一点则未必，因为疗愈效果的获得需要倚重心理治疗的“专业性”，只有对心理和精神病灶施以针对性的、“对口”的专业治疗，疗愈才有可能。这里体现出“艺术性”和“专业性”间的矛盾，能够进入“移情”状态，取决于影片艺术质量，但艺术质量高的影片却未必一定适合于心理或精神治疗的针对性和专业性，要取得“艺术性”与“专业性”的完美统一，对“电影疗法”同样是一个考验。

结 语

作为一种从国外引进的心理咨询和精神治疗手段，“电影疗法”于我国实践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要完成本土化吸收和改造需要实践和经验的积累。虽然“电影疗法”存在一些不足，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实践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解决。一方面，国内“电影疗法”亟须建立相关案例库，对以往的案例进行整理，分析不足，总结经验，重点关注典型案例，提炼其中的规律性，以期能为以后提供参照；另一方面，从事“电影疗法”的国内心理咨询师需要进行针对性培训，提升其业务素养，尤其亟须扩充他们的电影知识储备，使其能够对患者进行“电影疗法”时无论在片源选择还是解读分析都处于游刃有余的状态，不致因电影知识的匮乏影响治疗效果。

总体而言，作为电影艺术与心理医学的跨界实践，“电影疗法”的利与弊鲜明，优势和问题都比较突出，如何取长补短，中和两者的矛盾性，从而综合发挥其优势，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是“电影疗法”未来的重点。随着电影艺术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技术的双重演进，以及国内心理咨询师在素养能力上的提升，相信目前暂存的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渐进式解决，“电影疗法”在我国能有一个更为光明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