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雅涵

《行苇》一诗是《诗·大雅·生民之什》的第二篇。《雅》为周王畿之正乐，“言王政之所废兴也”，依照政之小大分为《小雅》与《大雅》，主要反映贵族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感情。“雅诗”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赞颂周民族祖先功绩，一类描绘贵族生活，一类忧虑社会不公、抨击腐败黑暗。《大雅》共31篇，多为西周王室贵族的作品，主要歌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之功绩，“曲而有体”，有“文王之德”。《行苇》属于第二种“雅诗”，全诗共32句，描写了西周王族祭祀、宴饮的场景。具体诗面如下：

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荐，或燔或炙。嘉肴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坚，四鍭既均，舍矢既均，序宾以贤。敦弓既句，既挟四鍭。四鍭如树，序宾以不侮。

曾孙维主，酒醴维醽，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寿考维祺，以介景福。

在分章上，毛诗分七章，第一、二章每章六句，第三至七章每章四句；郑玄《笺》分八章，每章四句；朱熹《诗集传》分四章，每章八句，后世多沿用朱熹的划分方法。整首诗以第一视角记述了一场宴会的始末。第一章从宴会的周边环境入手，以初生苞芽嫩叶的芦苇在路边随风摇曳，表现一派安乐祥和之景；第二章描写宴会场景，众人设席布菜，饮酒奏歌，热闹非凡；第三章转入射艺，宾客挽弓引射，井然有序；第四章以祝酒作结，小辈向长辈敬酒祝福，阖家欢乐，其乐融融。

按时代顺序整理各家之言，可以了解不同时期学者对此诗的态度。

关于此诗的评论，最早可见于《左传·隐公三年》：“《风》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出自左丘明记述完周郑交质这一历史事件后所做的评价。平王东迁后，郑国与东周交好，但因后期周平王宠信他人，双方关系恶化，甚至发生了郑庄公与周平王交换人质一事。左丘明认为这是因为两国间缺乏信任和礼教约束，《诗》中本有彰显忠义诚信的《行苇》等诗，双方却弃置不用，以此暗示礼崩乐坏的状况。虽然该评价对《行苇》的主旨一带而过，但仍可以看出此诗代表统治者“忠信”的说法为当时所认同。

先秦时期尚未出现“文体”“纯文学”等概念，解《诗》常常从实用角度出发，甚至跳开文本，赋予其各种政治、礼法含义。例如，孔子整编《诗》篇以正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之文本角度）；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社会层面）；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余事）”，认为《诗》可促进个体人生之兴起，并扩展至社会人群，观察政教风俗之盛衰、协调社会人群之关系、针对弊政败俗之怨谏等功能便能发生。战国中晚期，《诗》文本出现亡佚、散乱、讹错等现象，使《诗》义不足凭信。即使是一贯尊崇上古的儒家也有“《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和“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等诘问和看法。此时《诗》的存废面临选择——顺应墨、道、法诸家的呼声，否弃《诗》之德义，还是坚守传统本位，强化《诗》之德义，确保其不致中绝？新的历史环境下，荀子绪承《诗》德义，构建《诗》经义，用礼义来规范《诗》的德义。《诗》接受礼的规范后，《诗》德义就升华为先王之道、圣人之道，《诗》的文本也相应地升格为“经”，逐渐具有教化作用，所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大雅》之所以为大者，取是而光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汉代的《诗经》研究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后期的教化意义，对其注疏具体分化为今古两派。

今文经学方面，刘向《列女传·晋弓工妻》“君闻昔者公刘之行，羊牛践葭苇，恻然为民痛之，恩及草木，仁著于天下”；王符《潜夫论·德化》“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仁不忍践履生草，则又况于民萌而有不化者乎”；《边议》“公刘仁德，广被行苇，况含血之人，己同类乎”；班彪《北征赋》“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赵晔《吴越春秋》“公刘慈仁，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等言，更侧重公刘的个人仁德。但无论何家之言，均从政治的高度进行探讨与解读。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仁及草木”等言显属夸大其词。即便是“忠厚仁德”之说也难觅其迹，从内容上看更偏重记述宴会祥和欢乐之景。而在先秦两汉时期，“诗以言志”之思想深入人心，学者在解读诗歌时习惯性地将其与政治相联系亦不足为怪。《今文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也有赵文子对叔向明确提出“诗以言志”的记载，且此处《左传》中所言之“诗”并非自行创作，而是《诗经》中现成的诗篇。其他非儒家典籍中也有关于“诗”与“志”的论述，例如《庄子·天下篇》言“《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言“《诗》言是其志也”。两汉时期的儒者尊崇上古，完全按照《左传》《孔子诗论》等典籍的记载解释《诗经》。

古文经学方面，《诗大序》在继承了前代诗言志之说的同时非常重视诗与政教的联系，认为诗歌反映了国家政治、社会状况，进而引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总结之词。郑玄在《诗序》云：“《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又于《笺》言：“敦敦然道傍之苇，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伤之。草木方茂盛，以其终将为人用，故周之先王为此爱之，况于人乎！”完全延续《左传》的“忠信说”。在《诗谱》中，郑玄将《行苇》列为“正雅”，这种正变说反映了汉儒将作品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但《诗大序》和汉儒对于《诗经》中作品的阐释“注重诗的功利性，要求诗歌为政教服务……不可避免地把大量实际与政治并无关联的作品牵强地与史实相比附”，不免有过度解读之嫌。同理，《毛传》之训释由于去古未远,所解内容当偏向原意，“然而由于它尊王美王的诗用观所形成的思维定式，解诗从美教化出发”，则难免流于形式，于具体诗歌主旨有所忽视。

汉儒两派的解读均存在功利色彩，注重《诗经》的“兴”，以断章取义的方法重建其与政教的关联。在《行苇》一诗中，他们紧抓“牛羊勿践履”这一片面的物象来生发忠厚之德，将其从文本中抽离出来做政教的比附，却未兼顾诗面本身的意思。

两汉学者的注疏影响着后代对此诗主旨的研究。《三国志·魏书（十九）》记载：“盖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恶终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则《行苇》之诗作。”唐代李华曰：“属时清无狱，朝尚宽政，《行苇》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恺悌流乎？”都延续着彼时的忠厚仁德之解读。

宋代学者对《行苇》的解读态度有所变化。段昌武《毛诗集解》依旧持“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之说，而郑樵《诗辨妄》称“《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郑玄，故此《诗》专行，三家俱废……故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作，更不敢拟议”。朱熹在《诗集传》卷十七中表示不从《行苇》之诗的《小序》。他首先反驳《毛诗》的章节划分，认为“《毛》以四句兴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谐韵；《郑》首章有起兴而无所兴，皆误，今正之如此”，进而提出“疑此祭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故言敦彼行苇，而牛羊勿见履，则方苞方体，而叶泥泥矣”的说法。虽然只是推测，但已开始怀疑《行苇》实际有关祭祀，主要表现祭祀后的宴会之乐。

受疑经惑古、以义理解经之思潮的影响，宋儒逐渐建立起一套有别于汉唐传注之学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不再全盘迷信前代的“权威”著作，甚至对《毛诗序》、郑《笺》、孔《疏》等进行了激烈批判。当然常常矫枉过正，郑樵之说就难免有为怀疑而怀疑之嫌，且以己意解释《诗经》亦容易产生新的偏颇和失真。就《行苇》一诗而言，朱熹的解读较为中肯。在他看来，首章“言其开燕设席之初”，二章“言侍御献酬饮食歌乐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为乐也”，四章为“颂祷之辞，欲其饮此酒而得老寿”。与此同时，朱熹在其《诗序辨说》中认为：“《毛诗》内容谬戾的认识论原因有二：不明于诗和不通于理。方法论上原因有三：一，随文生意；二，强就美刺；三，以史说诗。”虽然疑古，但仍能保持相对客观的学术态度。

宋儒的祭祀说显然是综合《行苇》全诗得出的结论。宋学能够反对汉学，基于彼时诗经学领域的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欧阳修著《诗本义》，辨郑《笺》、孔《疏》，反对汉儒单纯根据某个物象来取义的观点，确立了“据文求义”的研究方式，从而帮助宋儒走出断章取义，联系诗歌全文来还原诗意。后苏辙《诗集传》始疑《小序》，存首句而弃其余，动摇了《小序》的权威地位，对解《诗》释《诗》产生深远影响。二是宋儒提出“兴不取义”的观点，即物象之兴与后文并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如此一来，汉儒的兴义解说便显得过于夸大其词了。

清代的解说基本承续宋儒而来，更加重视《行苇》的礼文化解读。清初姚际恒言：“《集传》谓父兄所以答《行苇》，《行苇》既未必为祭诗，又何答也？且后数章皆从公尸嘉告而衍之，非谢答之辞也，此祀宗庙礼成，备述神嘏之诗。”他既不赞同两汉的“忠厚说”，也不认可朱熹的“祭诗说”，而是另辟蹊径，认为此诗应该是在陈述神的赐福。但从“宗庙礼成”来看，姚际恒不否认此诗有关祭祀。他所著的《诗经通论》力图“寻绎文义，辨别前说”，摆脱汉、宋门户之见，从诗的文本出发探求意旨。乾隆年间的胡承珙提出：“案此诗（《行苇》）章首即言亲戚兄弟，自是王与族燕之礼，与凡燕群臣国宾者不同。然所言献酢之仪，肴馔之物，音乐之事，皆与《仪礼·燕礼》有合。则其因燕（宴）而射，亦如《燕礼》所云，若射则大射正为司射，是也……《序》以睦族为内，养老为外，盖由养九族之老而推广言之，以见周家忠厚之至耳。”该解读结尾虽回归先秦之“忠信说”，但已经开始从文本本身进行解读，辅以对当时射礼等礼仪制度的考证，认为所谓“忠厚”只是针对西周族人本身，而非所谓较“仁及草木”“广被行苇”。但晚清学者唐晏坚持仁德之论：“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犹感德。”从宋至清，传统的“忠厚说”与新起的“祭祀说”各执一词，成为解读《行苇》的两个方向。

自近代至当代，学者就《行苇》一诗的主旨基本达成一致，即此诗与祭祀有关，表现了西周王族的宴饮之乐。马其昶学者言“李光地……又云雅有《行苇》《泂酌》，分明是说祭祀”，杨钟羲学者以为“《行苇》兼存践履慈，茁葭漫赋春田美。圣神举动殊寻常，此事悠悠古谁比”，潘雁飞学者则通过此诗研究西周的射礼。盖“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之故，传统“周家仁德”的解释被摒弃，为学者们祛除过多的政治意义，从文本进行解读提供了环境。

总体来看，对《行苇》一诗的解读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由于不同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诉求有所不同，学者根据新的文化语境赋予《行苇》新的思想主题，对其认识亦有不同。先秦两汉时期从忠信仁德的角度解诗，辅以“诗言志”的政教观念，后世基本沿用这一说法。宋朝受疑古思潮影响，“祭祀诗”之论兴起，逐渐与“忠厚说”分庭抗礼，延续至清。近代起基本抛弃“忠厚说”，从祭祀角度理解诗旨。随着时间的推移，注解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日趋重视对诗歌本身内容的研究，即站在陈寅恪“同情之了解”的立场上，得出更符合诗歌原意的结论。

综上所述，在解读《诗经》时，不但要了解“诗以言志”的时代背景和各篇所属类别的总体特点，也应该回归诗的内容本身，去审视典籍记载内容的合理性，从而得出更恰当的结论。推而广之，在解读古代经典时，一要通读文本，如果从文面能说通，则无须附加多余的政治内容，反显累赘；二要考察前人注解是否合理；三要契合相关文化语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以尊重、平视的姿态去研究典籍，既可知人论世，又不掩盖文本原意，将时代的普遍性与作品的特殊性相结合，对我们全面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