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我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但我知道这双眼睛并不全部属于我。

我七岁那年——还是从头说起吧，家住金华城郊白沙路，学校放学，我和小伙伴背着书包走路回家，一辆大货车突然在路上侧翻，小伙伴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而我的眼睛被氨水严重烧伤了。事故过后，运氨水的农资站赔了我家五百元钱。那时候，还没有人为车祸赔偿打官司，赔偿都由单位去交涉。我父母虽是齿轮机床厂的职工，但并不是车工钳工，父亲是食堂里的厨师，母亲是劳保处的清洗工，在工厂里没什么地位。放下手术费用不说，仅当时医疗条件限制，能治好我眼伤的希望非常渺茫。父亲带我去城里几个大医院看眼科，诊断结果都写着“须尽早接受角膜移植”，却又都说没有角膜供体，“再等一等”。

这一耽误，治疗遥遥无期，时间久了我会看不见东西。一个医生对我父亲说，随着时间拖延，病变已经侵犯角膜基质，伴有角膜白斑，要尽早做手术。父亲发火了，说，谁不想早点做手术呢？是你们一次次把角膜让给别人了！医生说，每年角膜盲患者众多，但角膜捐献者很少。父亲就去找医院领导，希望一次次落空后，他很长时间不说话。有一天他醉醺醺地回家，见到母亲就哭了，他说他要将自己的一片角膜移植给我，但遭多家医院拒绝。“我说了，我瞎掉一只眼没什么，剩下一只还能看见东西呢。他们说这方法是绝对不行的，给活人摘取角膜是不被允许的。我说，那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你们压根就没想过要给我的孩子做角膜移植手术是不是？！医生说，作为眼科大夫谁也不愿看着任何一个病人变成瞎子，但是他们不能犯法啊。操他妈的，这分明是逼着我去死啊！我死了明亮就有角膜供体了！”父亲吼起来。

其后的日子，父亲总是喝酒，他怪自己没能耐，眼睁睁看着我视力下降，辍学在家。他不甘心。午休时间一到，他就去市里打探消息，但多数时候被医院看大门的拦住。有人提示他，你应该送礼才行嘛。他就买了酒，四处打听医院领导住处，竟没有一个敢收，因为角膜太稀缺了。最后父亲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说角膜移植要求取自死后数小时内摘取的眼球，主要源自本地处决的死刑犯。他就四处去看法院布告。那个年代，法院还经常会在人民广场公开审判犯人，对重刑犯当场宣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每逢那个日子，父亲就向食堂请假，倒不是他要候在城西断头岭刑场去抢犯人的眼睛，而是犯人家属这时候也会候在那里。他们有的拉着板车，有的雇了拖拉机。父亲就央求这些人，但没有一个搭理他。更何况，临到押送犯人的军用卡车一进刑场，所有人都被拦在警戒线外，家属同样不能靠前……

被迫无奈，父亲托人带他去监狱。因为他打听到，角膜“捐与不捐”均须征求犯人生前意愿。如果有重刑犯出于灵魂救赎的愿望，将角膜指定捐给谁，那么在捐献者与接受角膜患者之间，就不会有看不见的手伸进去抢走。可惜他在监狱、医院重症监护室，还有其他说不出名堂的地方奔波数年，一无所获。这期间，我完全看不见了，他的心慢慢死了。可是等我逐渐长大，父母又开始担心了。“一个瞎子，以后怎么谈女朋友，怎么找工作？一转眼，就长得比我们高了，不能再当小病孩养着。”我听到父母背着我商量。

一次父亲从外面回来，兴奋地说：“明亮，我去医院打听了，你的号还一直挂在总名单上呢，应该快了，快了。”“是吗？太好了！”我跟着高兴起来。一家人兴奋过后，父亲却没有再提这事。我通过父母的只言片语推测，这一回他们遇到的困难更多是源于钱。因为医院的手术费用水涨船高了。可不是嘛！我的眼睛出事那年是70年代末，一转眼，改革开放都快十年了。我猜测改革后的医院变了，也要挣钱了。但不管怎么说，筹钱总要比等不来角膜供体更容易接受一些。父亲安慰我：“明亮，不要气馁，只要轮到你去，不管多少钱爸都给你去筹。就是靠卖血卖房子我也要筹到。”

手术是在1990年做的。

那年春天，有一个之前预约做角膜移植的老太太不知因何放弃了手术，医院把机会让给了我。得到消息，我们连夜住进医院。第二天上午，我的身体经过检查，一切正常，医生把我的眉毛刮了，睫毛剪了。父亲为了筹集手术费，那个晚上都在外面跑，也不知他跑了多少路求了多少亲戚，关键一刻他背着一个胀鼓鼓的帆布包冲进了医院。

交过钱，签过字，我被推到了手术室门口。

“明亮，手术时你一定要挺住啊！”我感到父亲的手握着我的手在颤抖。我说：“阿爸，我会的。”父亲喃喃：“那年我给你去派出所改了个好名字，可改对了，等你醒来，你就真的明亮了……”我的手背上滑过几滴滚烫的水珠，同时，手术室的门开了。

“下一位，李明亮！李明亮到了吗？”

“到了！到了到了！！”

不一会儿，手术室里除了医生，就剩我一个人了。局部麻醉时，我的面部打了针。手术时，我的面部覆盖上了一层冰凉的东西。我听到额头上方，有铁器发出轻微的碰撞，突然，眼皮就被扩眼器撑开了，那恐怖的感觉让我有些窒息。好在过了一会儿，当医生用手术刀在我眼睛上轻轻地割开什么的时候，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

一个星期后，父母牵着我的手去医院拆线，缝住我上下眼皮的线松开后，来自浩瀚宇宙的光亮重新将我照拂，我看到一道白色缓缓地拉开了，有光涌进身体，一束一束，柔和的，洁白的……它们逐渐变得绚烂。那时候，我很想哭。一个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了很久很久的人，世界只剩下了一种颜色：黑色。现在，移植进我眼睛里的角膜，让我再次见到了光和色彩：我看到整个世界在为我改变，太阳在为我升起，植物在为我变绿，许多物体在运动着，有的是球状的，有的是立方体的，我多么想哭。可是，并没有眼泪流出来。

“明亮，明亮——，我们在这里呢！”

我转动头，也转动着眼珠，我在寻找他们。我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张望，那呼唤声是我熟悉的。可我愣怔了。真实世界于我，因为两片小小的角膜，变得如此具体、近在咫尺，我却不敢去认亲爱的父母了。他们不是记忆中的模样。我遭遇横祸那年，他们三十来岁，还算是青年，他们老得太快了。我有些迟疑，他们就将泪流满面的脸凑得更近些，唯恐我看不清：现在，父亲的头发灰白了，脸大了一倍，像个肉球，而母亲又瘦又黑，脸上有很多皱纹。

父亲像个孩子那样说：“这一回可盼来光明了。这一回可盼来光明了。”

紧接着，我们回到家中（家，仿佛一夜间变得陈旧、杂乱了），开始新的生活。我这才发现，世界并没有因为我重新看见发生本质改变。此时家里因为我这个重见光明的手术，已欠下两万多块钱的债。对于我们家，这是一笔巨债……偏偏这时父亲所在的工厂面临倒闭，连着几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为了还债，我必须走出家门，跟着父亲去学技术、打零工。

我跟着父亲做过厨师、送过煤气罐、当过建筑工人，也跟母亲收过废品、做过保洁员、摆过地摊。对于父母这个年纪的中年人和我这般没有技能的青年人，想要多挣钱就只能靠出卖力气或是做小本生意。我还记得在工地搬运水泥时，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腰部背部肌肉劳损，我的眼睛差点又出问题。送煤气罐的时候，三轮车上绑了八个煤气罐，街角转弯时为了避让行人，车翻在地，其中一个煤气罐滚到一处开始漏气，发出“呲呲”的响声，吓得路人尖叫着逃避。我也吓傻了。幸好父亲出现了，他让我跑开，自己却扑过去关上了煤气阀。

我们干累活、脏活，日夜奔波，无非为了存钱。等存到一定数额，父母就拿去还债。几年后，父亲成了正式下岗工人，拿到了一笔买断工龄的补偿金（母亲是临时工，没有这笔钱），这笔钱足以让我们家在城郊租下一间店面。我们三人各有分工，父亲炒菜，母亲洗碗、打杂，我做服务员兼采购。我们家的债务压力有所减轻，就是从开饭店开始的。凭父亲的厨艺，应付快餐小炒绰绰有余；加上他诚实和善，愿与人交好，回头客多了，生意就稳定了。

我至今认为，我能活下来，并活到今天，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他们的养育之恩，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我要更加努力地活下去；第二个要感谢的是给我捐献角膜的人，如果没他的角膜，我将永远在黑暗中摸索。关于这个人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只在父亲还健在时（父亲是在饭店开成后第六个年头意外去世的），听他讲过我的角膜是从汤溪医院送来的。从那时起我就想，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去寻找他的家人，表达我的谢意。但那时候一家人每天为生活忙碌，我自然不便为这件事分心。

事实上，我到现在也没有发财，不过是将父亲留给我的饭店开得更像样一点了。我不像父亲亲自下厨，我雇了四个员工，自己总算能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情了。在合适的时候，我把想法跟母亲说了。母亲说：“去一趟也好，省得心里有个结，老念叨。但是明亮啊，你悄悄地给完钱就回来，不要去问死去的人生前的情况，结痂的伤疤揭开了，更疼！”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她难免跟很多人一样被传言影响，潜意识里把捐角膜的人跟死刑犯联系在一起。

我说：“妈，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

我选择在一个晴天，从金华汽车南站出发。中巴车上都是讲汤溪话的人。看样子大多是在城里务工的，说话时个个高声大嗓：你说在什么厂做什么工多少钱一个月，他说在什么店卖什么东西老板一年挣几十万。偶尔，开车的也会加入进来，说他一个朋友买了一辆名牌轿车，光上个牌照就花了十万，尾号带三个8 呢。站车门口吆喝人上车的呢，是个妇女，粗粗壮壮的，用汤溪口音喊着：“汤溪、汤溪嘞！九点十五，准时开！”

这不是愉快的旅程。从金华到汤溪，年轻人侃侃而谈，中年人吞云吐雾，小孩子晕车呕吐。一个小时四十五分后，当我从车内逃命似的下来，看到的是一派更为嘈杂喧闹的景象：摆饮食摊的，开摩托车的，拉三轮的，卖水果的，都大声嚷嚷着。

“兄弟，去哪里咧？”一个戴鸭舌帽的家伙跟着我。

“汤溪医院离这远吗？”我问。

“汤溪就屁股那么大，远不了。”他示意我坐上一辆摩托车。刚坐稳，车体就“突突”抖动起来。车开出去两三里地远，停下了。“汤溪有两个医院，一个是县级的，一个是乡级的。你要去哪个？”

“啊？去县级的吧。”

他掉头，驶进一条巷子，出了巷子发现医院就在车站对面，但他收了我五里路的钱。

这就是汤溪。

我心情郁闷地走进医院，问过几位医生，都对我摇头。我一层一层地询问上去，找到院长，他安排人带我查到了资料。那是个面色苍白的中年人，通过他，我得知1990年只有一位器官捐献者，叫陈军，山乡吴村人。家属签字栏摁着很重的手指印。角膜由金华哪家医院取走也对上了。但是我想了解更多信息，他态度突然变差，问我究竟想调查什么。我只好离开了医院。

时间已是中午，我吃过拉面，问清去山乡怎么走。不一会儿来到“西门头”，不长草的泥地上聚集着很多人。有一个理着过去知青发型的人立在站牌下，我问他车几点钟来，去山乡多远，他说跟着他就行了。我们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进山公路目前只通到学岭村。我问起陈军的事，他显得吃惊：“你认得？”我不得不重复刚才在医院说过的话，我是角膜捐献受益者。他一副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我心里有些发憷，担心陈军真是个杀人犯。正胡思乱想，他说：“你说的陈军，说起来，我们是一块长大的呢！”我望着他，心里盘算着陈军父母要是不在了，就不进山了。

“陈军当年死的时候，好像是1990年。”他缓缓地说。

“是1990年。”我确定。

“一九八几年，记不太清了，大山里发生了火灾……”

“哦，陈军是在火灾中……”

“不。是他哥哥陈光！”

“那他父母……还都在吧？”

“他从小没妈，爹带大的。”

“他爹怎么样？”

“阿昆伯身体倒还挺硬朗的。”

我心安些了，说：“你等我一下，我去买点东西。”等我提着一袋麦乳精、一盒人参蜂王浆回来时，车来了。这是一辆浑身泥浆、由农用车改造的载客车。人群骚动起来，他招呼我：“兄弟，快上车吧。迟了就进不了山了。

乡村公路没有柏油浇筑，非常颠簸，农用车行驶在砂石铺就的路面上，车身“哐哐当当”地抖动，有时候轮胎遇到坑洼，车上乘客一阵尖叫，甩成一堆。好在车过中戴乡，人下去一半，车过山乡政府驻地祝村后，人就基本下光了。接着，车绕上水库一侧的盘山公路，四十分钟后，公路断了，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

“你叫什么？”

“李明亮。”

“我叫陈集乂。”说着，他指给我看，“你知道吗？那些山，差一点全部烧掉了。”

“为什么？”

“不说了嘛，陈军的哥哥就是为扑灭山火死的啊！”

“可我的角膜，是陈军的……”

“他哥哥叫陈光，那次山火烧起来后，咱刚才路过的学岭村、和尚村，还有其他村子都行动起来了。可灭不了火啊！树木太茂盛了，天气又干燥，如果任由它烧，能烧十天半个月。那时候水库边的公路还没修进来，消防车进不来。进来了也派不上用场，还得靠人海战术。主要方法是：在大火烧到某座山之前，大伙自山脚到山顶一起砍树，清理出一条隔火带……”

“他哥哥也去了吧？”

“是的。陈光是我们村的护林员。这工作在平时主要是上山巡逻，制止偷树行为。这工作不好搞，狡猾的护林员会收受贿赂，铁面无私的护林员会成为砍树者的公敌。可陈光就不同了，他称不上聪明，甚至有点傻。说起这个，我插几句题外话：从血缘上讲，陈光、陈军不是亲兄弟；阿昆伯两个儿子都是他捡来的。阿昆伯是个剃头匠，到了吴村你就见到了。他自己也是孤儿，解放前流落到吴村，是一个大户人家收留了他。有一天早上，阿昆伯打开房门发现地上有个包着蓝花布的篮子，打开看里面躺着一个婴儿。这就是陈军。有人说是阿昆伯在外面理发时跟某个妇女生的，这话不能信。陈光呢，是他在汤溪镇外捡的，就咱等车那地方。捡回来时五六岁了。因为这孩子扒垃圾堆找吃的，被阿昆伯看见了。陈光的脑子大概在讨饭时被人打坏了，不是很灵光，只认死理。但是这样的脑子，做护林员再好不过了。他每天像更夫准时起床，拿喇叭宣传有关林业政策，他可不管你是谁，遇上皇帝老子破坏林业，他也要把你拿下。这样一来，我们村的护林工作在全乡是做得最好的。可是那一年春节，井下村因有人上坟烧香起火了。井下村——喏，你看见前面那些山了吗？”

这里的山绵延不断，我和这位认识不久的青年在幽谷里行走，时而两山壁立一水中流，时而开阔像喇叭口，出现大片农田。我“嗯嗯”地应着，看到远处的山上树林明显矮了，稀了，有的地方还裸露着泥土。

“山火烧了一天，火势很快蔓延开来。井下村人一边组织人上山，一边派人向邻村求助。吴村人都去了。陈光起了带头作用。那种情况下，只有几百人一起行动，迅速砍出隔火带才能让山火终止燃烧。砍隔火带要有技巧，左手边的树往左侧倒，右手边的树往右侧倒。可是，突然刮起的狂风让山火燃烧的速度加快了，大伙只得手持树枝与山火面对面地去搏斗，以减缓它前进的速度。一天一夜后山火虽然被扑灭了，可是返程时才发现陈光不见了。原来山火攻势减弱之后，他一个人去了山顶上灭火。你知道，山高的地方是不长树的，但是草甸要是被忽略的话，火苗照样会蔓延到山的另一边去。唉！当我们找到他，火已经烧到山顶的草甸上，火被他扑灭了。可是他，倒在了一堆灰烬上……”

这么说着，我们已经路过井下村。他刚才提及的被山火烧过的山，大片大片地出现在视野里。按照他的说法，那次大火将几座山烧成焦炭，至今没有恢复元气。大火烧死了陈光，也改变了他弟弟陈军的人生。因为陈军接了陈光的班。说起为什么要这样做，陈集乂分析：第一，当然是出于兄弟情深，陈光的牺牲给了陈军很大打击——别看陈光从小被人当傻瓜，作为哥哥，他却格外照顾陈军，有人欺负陈军，他都要去找人打回来——陈军为了纪念哥哥，决定继承哥哥遗志；第二，陈军是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到了森林防火需要更科学的管理。

在这之前，陈军是吴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他教数学。他的理想是考上师范学校，以便顺利转正。可自接过哥哥的担子，他的业余时间就都用在了森林防火上。在他看来，在林中清理防火道、种植防火林，是重中之重。他通过试种木荷、苦槠、杨梅、油茶等树种，发现它们具有很好的抗火、难燃的特点，他就组织几个要好的青年开始在村里推广种植。该经验在全乡得到了推广。据陈集乂说，当年他就是参与种植防火林的成员之一。在陈集乂的指点下，我还真的看到了当年他们种下的防火林，就像一条条彩带镶在针叶林间。然而，由于陈军在护林工作上牵扯了过多精力耽误了复习，他最终没能考上师范学校。那几年又恰好遇上教育改革，代课老师不能再续聘，陈军就这样成了全职护林员。既然如此，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了一支活跃于山区的消防队。他们当年所做的事情，不只是救火，也做其他事情，比如山洪暴发时的紧急救险。附近村子都有青年参加。

听了这些话，我有些惭愧起来。我可能在黑暗中生活太久了，眼睛明亮了，心灵却没有跟着亮起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默认捐献角膜的人是个死刑犯，偶尔想到我正通过一双死刑犯的眼睛看世界，会感到不安。

“由于他们的努力，山乡有很多年没闹山火，不管哪个村只要遇到急事，比如深夜有人喝了农药、胃出血、患急症，需要人手抬去水库外医治，一个口信，一个电话，消防队员们就会赶去……”他还在讲着。

为了掩饰内心的委琐，我落在了他的后头，不敢接话。没过多久，在几根电线杆的尽头，我看到了一个古老村庄的轮廓，他的话题才跟着变了，向我介绍起吴村的历史来。当我们走进村，行走在一条石头铺成的街巷，我看到不断有乡亲跟陈集乂打招呼，并且打量我。我发现一个现象：这里人衣着都较随便，但是头发都理得齐齐整整，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连老太太的头发也是修剪过的。事实上，到井下村时我就发现山里人都很讲究头发。

尴尬的是，这一路上我都没想过住宿问题，进村后才想到，如贸然地去陈军的老父亲家住宿，势必会对老人家造成很大打搅。而天已经暗下来。我支支吾吾地问，吴村开有旅店吗？陈集乂说，小山村哪来的旅店，住他家就行。见我犹豫，又说，不要说你是跟我一块进山的，就是半夜有陌生人敲门，山里人也会起来煮饭烧水，腾出房间给客人住。

也只能这样了。到了陈集乂家，不用说，他父亲的头发也是理得清清爽爽的，正所谓“三面光”。寒暄之后，陈集乂的母亲去了厨房。不一会儿，一盘小葱炒土鸡蛋、一碗烂菘菜滚豆腐就端上来了。他父亲从屋角酒坛里舀了一碗老酒。说起此次我进山的目的，老人家放下酒碗，严肃地说道：“难得你这个后生有这份感念！我们山里人呀，都以为陈军捐献了器官，被忘得光光了呢。”我的脸一阵发烫，慌忙解释：“这些年，我是一直想感谢捐献给我角膜的人的，苦于开店忙碌才未能成行；没想到今天在汤溪医院一问就问到了，我就进山了。”

“我跟你说呀！这世上很难见到陈光那么心思单纯的人，陈军那么乐于助人的人。这两兄弟没得说，是我们吴村的骄傲。至于他们的爹阿昆更是菩萨心肠，整个山乡人都敬佩他。今天他给人理一天发，一定睡了。你明天再去找。”

“嗯，我正想问呢，您的头发也是老人家理的吧？”

“嗯。村里人大多都是阿昆理的发。他欠了很多债，就用理发来还。”大概看我一副懵懂的样子，他继续说，“你可能还不清楚我们山里的情况，做人做事都按着老一套。你应该听说过许多年前，每逢麦子收割季节，总会有外乡人到乡村赊镰刀的事情吗？”

“嗯。”

“现在我们山里每年还有人来赊镰刀、砍刀、菜刀、锄头、铁锅之类的。跟平原上赊镰刀的做法不同，我们这里是实打实地留出检验铁器质量的时间，如果使用半年出了问题绝不收钱，使用一年不出问题才会按全价收。赊铁器的、用铁器的，相互信任很重要。陈军出事那年，情况也是这样。阿昆挨家挨户去借钱，不管借多少他都收着。他没办法呀！村里人呢，有人听说是陈军生病急需用钱，把刚卖了猪的款子都给了他，这时没人去想阿昆借了这么多钱将来怎么还，想的都是把人救活要紧。尽管陈军在汤溪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走了。阿昆一时半会没有能力还清债务，却没有一个人为借出去的钱后悔过。我们都知道，陈军的病是累出来的。这孩子自从做了护林员就忙个不停，成立消防队后，夜里都会有人来找。他是带头人，往往一出去就是抬担架。吃饭也是，他家没女人做饭，饥一顿饱一顿的，长此以往胃肠都出了问题。那一年连下暴雨，洪水成灾，他连着几天没得休息，洪水退去后他倒下了。后来就查出了肝腹水，还有其他病。都不好治。”

“爹，陈军成立消防队那几年，我还在家呢，我也都参加了的。”陈集乂邀功道。

“陈军是坚决不医治。因为教书没有存下多少钱。可阿昆一定要救他，逼着他去看医生。阿昆把一辈子的存款都拿出来了，还是不够。拖了一阵子，陈军的肚子越来越大，力气越来越小，最后死在汤溪医院……他爹就开始还债。大家都知道他困难，有的明确说，借你救孩子的钱不要还了。但是阿昆死活要还。他没有经济来源，就给债主理发来还。”

“原来这样。我终于明白山里人为什么都理着差不多的发型了。”

“嘿，这发型的确有点落伍，不过我们倒都以理老式发型为荣呢。”陈集乂说。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陈集乂已经在房门口等着我。一碗白米粥、几样腌咸菜匆匆下肚，我们来到街上。“咱早一点去，要不然他就出门去理发了。”陈集乂催促我。刚一拐过街角，我就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门敞开着，一个老农坐在一把锈迹斑斑的理发椅上。不用说，站在老农背后手拿推子的人就是陈军的养父阿昆了。他正一丝不苟地理发，并未抬头看我们。陈集乂示意我坐到一条小矮凳上。

一眼就可以看出，老人家手上功夫了得，虽然使的是老式推子，但是推进速度很快。又快又利落，一畦齐刷刷的发茬就像刀削斧斫而成。我认得这种老式发型，叫泳游头。刮脸呢，不用刀片，用折叠剃刀。用之前往刀布上篦三个回合。簌簌簌，能清晰地听见胡须被剃刀刮断的声音。突然，他抬头见到我，停下手头的活，说：“啊，这位小兄弟，怠慢了，你是跟陈集乂一块来的吧？”

“阿昆伯伯，是啊！他叫李明亮……”陈集乂帮我回答。

我站起来，傻傻地笑着，算是打过招呼。

“你们昨天回来的吧？”老人家继续给老农刮脸，一边问。

“嗯哪！我是专门回来理发的。”陈集乂说。

“哎！上回就说了，不用专门回来，你要在啤酒厂安心工作。”

“嘿嘿，那当然了。不过，我也有一个月没回来看我爹妈了！”

“你小子变孝顺了嘛。”说着话，经过推、剪、洗、刮，老农的游泳头大功告成。

趁着陈军爹去翻墙上的账本，拿一支拴着绳子的圆珠笔画“正”之际，说不上为什么，我一阵冲动，几乎本能地抢先一步，坐上了那张空出来的理发椅。

陈集乂说：“明亮，让我先来……我要在理发时，那个，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嘿，当然客人先理！客人不嫌我理得老式，是瞧得起我。”陈军爹轰走陈集乂，然后问，“小兄弟，眼下发型样式繁多，可我只会几样。我看你之前理的是三七开，很合适你脸型，我就给你修得短一点好了。”说着，他用梳子给我梳头，梳好了，用梳子扯住我头发，另一只手拿剪子，沿着梳子，咔嚓，咔嚓，咔嚓，声音脆亮，动作麻利。

我突然想起，在我失去光明的日子，由于出门不便，都是父亲用他的刮胡刀将我的头刮成光头。虽然这两人理发工序不同，但是那种长辈站在身后，用他们布满老茧的手触及我头皮的感觉何其相似。尤其陈军爹给我洗头时，当年父亲给我洗发时的记忆复活了。

“小兄弟，是有肥皂水进你眼睛了？”从放脸盆的长条凳坐回理发椅，他可能从对面镜中看到我在抹眼睛。“来，拿毛巾擦一下吧。”随着他从我背后转到跟前，将毛巾递给我，我看到他慈祥的目光，那苍老的，却干干净净的脸。一种欲哭不能的感觉让我难受。

我的眼睛自从手术后就成了枯水眼，这时候，却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为了掩饰内心的波动，我接过毛巾擦了一把。那一刻，我多么想说，我是陈军的角膜捐赠受益者。我是透过陈军的角膜看到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的。可我说不出口了。

我的窘迫，显然被陈集乂看到了，他从矮凳上站起来，说：“阿昆伯伯，我跟你说，这个朋友是我在汤溪西门头遇到的。有一件事，我还没跟你说……”

我再也无法克制，鬼使神差一般，从理发椅上滑了下来，“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伯！我，我是您儿子陈军的角膜捐献受捐者，我看到的光，是您儿子陈军赐予的啊。”

“啊？！……”他显然受了轻微惊吓，不安地说，“起来！你先起来！”

他把我拉起来。

我起来了。

他问陈集乂：“你这位朋友，刚才怎么说？金华口音，我听得少……”

陈集乂可能也被我刚才的一跪吓着了，吞吞吐吐道：“阿昆伯伯，是的。他就是当年陈军……陈军捐出角膜后……他的眼睛做了手术，才看见的……”

“啊，啊……我那可怜的孩子啊！”老人一下扔掉手中的剪子，将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捧住了我的面颊，我分不清是他的手在颤抖，还是我的脸部出现痉挛，时间停顿的片刻，我的内心流淌暖意，又深感歉疚。他等这一天，一定等了很久……

“咳，咳，太好了。我说呢，第一眼就看着亲切。孩子，孩子？……你看到爹了吗？”

他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充满关切、喜悦，还似乎要透过我的眼睛，看到角膜那一头的——陈军。我看着他的激动与隐忍，想到我眼睛里的角膜，隔着的是生与死，我的泪水就涌了出来。没错，我的一度干涸了的眼睛又流泪了。可我不想让眼前的老人看见我眼里有泪，那样他就看不清角膜另一头的儿子了。我站起，从小矮凳旁拿起麦乳精和人参蜂王浆递给他。

“哎呀！你这孩子，你能带着陈军的眼睛回来，我很感谢你。”

我摸了摸口袋，还有一千元钱，包在一个信封里，我掏了出来……

“不，孩子！万万使不得啊！”老人家就像遇到了手榴弹，连连推辞，后退，“礼物我收下，钱你收回去。使不得……”

陈集乂帮着我劝说，希望他把信封收下。他态度坚决：这是他孩子生前留下的遗愿，这不是买卖。“我如果收下你的钱，他不答应的！”他把信封强行塞进我口袋，一下子把我摁回理发椅，继续理发。

可能为了消除一番推让后突然安静下来的尴尬吧，老人家跟我讲起了一些过往的事情。他说他做理发这行快五十年了。附近村子很多人从小到大，都是他理的发，所以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谁的头大谁的头小，谁后脑勺上长有疤瘌。剃头的有句行话，刮胡怕刮连鬓胡，剃头怕剃疙瘩头，但谁来了都得整饬利落了再走。他说他是外来户，十多岁那年从兰溪流浪到山里来的。村里的陈大斤看他柔柔弱弱的，就派他去汤溪学理发，计划学成归来后让他在村里开个理发铺，顺便也能给他一大家子人服务。可是三年后，他回到吴村正赶上解放。作为无产者，村里分了土地和这间屋给他。这间屋以前是陈大斤家的厨房。他也参加集体劳动，但主要靠理发这门手艺活到今天。二十七岁时他有过短暂的婚姻，女人也是苦孩子出身，生孩子时生不下来，死在了抬去公社卫生院的路上……

他的讲述平静、不急不缓，被语言浓缩的几十年光阴，就像静静流淌的溪水，清澈、明净，发出细碎的光。我和陈集乂就像坐在溪畔的古树下，默默地听着，偶尔溪流遇到险滩，翻滚起飞浪，旋即，溪水在横卧与堆叠的巨石下澹澹而流。他特别提到，他自幼无爹无娘，是个没有姓氏的人，在被陈大斤收留前到处讨生活，平原人都叫他阿混。他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发现山里人都叫他阿昆了。念于自己从小尝尽人间疾苦又被人收养的经历，他决定收养同样没爹没娘的陈光、陈军。这两个孩子的姓氏，是他擅作主张让他们跟了吴村人口最多的姓，他希望他们以后能成为真正的吴村人，融入大集体……

离开时，我没有再提给钱的事，怕执意拿出一千元钱作为所谓的感谢金，只会玷污了陈军的人品。可是回到城里，想起陈军的爹已苍老，想到他收养的两个孩子，一个死于救火，一个死于绝症，这位倔强的老人坚持还债，我那双一度不会流泪的眼睛，就会汩汩地涌出泪来。可我又想不出该怎样帮助他。直到有一天，我与母亲商量，母亲的一番话让我顿悟。我能做的可能不是资助陈军爹多少钱，他不会要的，而是想办法让那些借钱给他的乡亲们得到回报，那才是他的心愿。

因此，我把父亲留下来的饭店交给了妻子管理，自己则在农贸市场租下摊位，卖起了以吴村为主的山区人出产的山货。这一决定，让我走上了人生的另外一条道路。

我没有统计过，经我手售出去多少笋干、茶叶、土鸡、土鸡蛋、土猪肉、茶油、杨梅、苦槠豆腐……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产自大山里的农产品，通过我搭建的平台都顺利地卖给了城市居民，并大获好评。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一次次采购与销售，给了山里人养殖、种植的信心和热情。他们来到金华，很容易就能在农贸市场找到我，我乐意为他们售卖他们运来的东西，也乐意为他们办理一些力所能及的其他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最大的愿想，是让那些愿意借钱给陈军爹为陈军治病的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更宽裕一些。哪怕市场上某类农产品过剩，我也会按照合同价去收购。有一次，已经成为我的生意伙伴的陈集乂劝我：“这次市场上毛芋已经跌到几毛钱一斤，村民们种的就让他们喂猪吧。”我说：“他们是因为签过合同才种了这么多，我们得讲信用，就像陈军爹借钱那样。”他再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是的，我不会忘记，我今天能看见光和色彩，看到天空和大地，都是因为有陈军捐献的角膜。尽管我售卖山货的生意起起落落，没有挣到多少钱，但是日积月累也有利润，至少没有赔钱。这就够了。随着这几年山里人出钱出力，乡亲们已经把公路修到吴村村口，我一次次来往于金华与吴村，一转眼，也坚持了快十年。这期间，我的头发也都是陈军爹给我理的。每次去，我都要劝他早日退休，没有还清的债由我来还好了。他不同意。只是，他七十四岁后体力明显不如从前，他已经不能继续挑剃头挑子去别的村庄理发，只能守在店里等着“债主”上门了。他也接受了电推子、电须刀、热水器，那是我给他买的。

“明亮啊，难得你一次次来看我，照顾我的生意，你还帮山里人卖山里东西。如果陈军能够感知，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一个好人而欣慰的。想想当时他治病需要很多钱，没有钱医院不给治，我只能摸黑回村里向乡亲们求助。可我有可能坚持不到还清债务的那一天了。稻老一夜人老一年，人总要死的。虽然他们说，不要还了不要还了，可我不能这么做啊……”

无奈衰老是人无法回避的规律，有一次他给我理发时手一抖，电推子“吱”一声咬进了我的头皮。看到我痛苦的模样，他终于答应我，等他实在理不动了，没有还清的债务将由我来还。我暗自高兴：一是我不想再看到他为债务牵累，他该退休了；二是他终于认可，我也是他的一个孩子了。之后，他请人郑重地写下一纸文书，内容涉及：有一天他不在了，他的房屋、地基、承包的山上的树等等，交给村委会；假如还有没还清的债，将由我——李明亮代还；他屋里留下的家具等等，都交由李明亮处理。文书上写着的，差不多是他的遗嘱。

可是现在，离这位老人答应我退休，又过去了两个年头，他并未停止给乡亲们理发。我不知道我理解得是否正确，许多借钱给陈军爹为陈军治病的乡亲，他们愿意年复一年把头发交给陈军爹来理，是用这样的方式向陈军和陈军爹致敬。他们之间看似不可理解的守信方式，在我看来是为了怀念英雄而达成的默契。但是老人家毕竟年纪大了，我还是想把他接到金华城里来住，这样才有可能让他真正歇下来，安享晚年。

那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去接他。等到农贸市场一打烊，我就开车去学校，接上儿子就出发了。想着晚上到吴村住一宿，第二天一早把老人家接出山。

我儿子也说，不能让山里爷爷一个人守在山里了。他一路都在计划，怎么陪山里爷爷去双龙洞玩，再带他去剧院看婺剧。

我儿子陈继亮九岁了。每次进山，都跟山里爷爷玩得很好。老人家也只有跟孩童在一起时，脸上会露出少见的笑。所以每次见我没带孩子去，他就要说，怎么没带继亮来呢？他省吃俭用，却总给我的孩子准备着一些吃的，野山栗、红薯干、小鱼干、腊野猪肉……

这一次，车过汤溪天就黑了，我开了车灯。继亮趴在车窗上往外看，也不知什么触动了他，他突然问：“老爸，为什么我会有两个爷爷呢？”

“有两个爷爷不好吗？”

“奶奶说，山里爷爷不是我的真爷爷。因为我问奶奶，山里爷爷为什么不姓李……”

“嗨！这事，由我来跟你说吧……”

我不得不从我七岁那年放学路上，眼睛被氨水严重烧伤说起。尽管很多往事，他应该从奶奶那里听说过。实话说，自从小日子过得平顺以后，我就很害怕去回顾那段在黑暗中摸索的生活。然而，现在似乎也没必要再去避讳什么了。接下来的旅程，我告诉孩子，那时我跟他一般大，什么都看不见，每天活着的动力，就是盼着我阿爸——也就是他故去的爷爷回家，盼着他为我带来某个医院有了新角膜的好消息；我们盼了十年……

我说着这一切，想起那一个个真实的、具体的日子，当时内心的无望，仿佛小货车的车灯突然毁坏了，而车还要继续行驶在人生之路上，那种看不到前路的恐慌，与没有经历过很多世事的人，是难以说清的。然而话闸一旦打开，就有些关不住。很明显，继亮被我的讲述吓住了，那不是一个孩子能承受的。我有些后悔讲述这些，也不知道该怎么结束。等到车开到山乡，他的情绪稍稍平静一些，我才把手伸过去，握了一把他的手，说：“孩子，都过去了。嗨……人活着总会遇到困难的……”

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打算草草收场，什么都不讲了。可是看着茫茫前路上，照亮我们一路前行的那两束车灯光，又让我想多说几句。“继亮，爸问你个事呵，”我故意装出轻松的口吻，“假设啊，有一天爸爸不在了，请你要记住，把爸爸的器官——都捐献出去。好吗？”

“老爸，不要！不要你说这个……”我的问题可能有些突兀，我听出他的话带着哭腔。

“请你回答我。”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