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莹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白先勇所塑造的乡愁记忆是多元的，既涵盖社会各阶级，又涵盖不同的生存状况，通过不同人物的动态生命传递出白先勇生命对祖国的内在认同。即使人物角色的阶级跨度具有云泥之别、性格特质截然不同，他们所折射的乡愁具有共性之处，依据不同的生存境遇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冷静追忆者的怀念之愁，一类是失心沉沦者的迷惘之愁。

一、冷静叙述视角下的乡愁表达

白先勇在书写乡愁、描摹生命时多用冷静理智的语言，在客观呈现情节的同时以清醒的生命姿态衬托出乡愁下荒芜的生命困境，这种冷静的乡愁表达具体可表现为清醒俯视者的叙述语言及理智思乡者的思念感慨。

1.清醒的俯视者。

白先勇的故事常以外聚集的视点进行叙述，塑造一个独立于芸芸众生的、具有神性色彩的上帝看客角色、抑或一个饱经风霜、可以俯视生死的苍老灵魂，并借他们理智的双眼透视那个荒谬的社会现实，直白的陈述同时还流露出白先勇对这些迷惘的“台北人”的忧虑与叹息。

《永远的尹雪艳》中，白先勇给予尹雪艳一个上帝看客者的身份，她“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在这群失意的贵族落魄者中，尹雪艳保持人性的理智与冷静，即使遭遇了沉重的生活巨变，她依旧保持着在旧上海时的那份洒脱从容，她仿佛没有人世间的牵绊和情感挣扎，在沧海桑田的政治波涛中以“永恒不变”的姿态失笑地看着挣扎于物欲落差中的上层阶级。尹雪艳的俯视姿态和冷静生活态度下凸显出部分“台北人”浓郁的乡愁及他们在面对文化冲击下失魂落魄的精神状态。

除了俯视在乡愁中迷失现实的沉沦者，白先勇还塑造出一种可以俯视死亡与命运的叙述者。《一把青》里的叙述声音属于以为饱经风霜的空军太太，目睹太多的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以至于她可以淡然地面对生死，郭轸的事故在她心中几乎不荡起一丝波澜，她甚至连自己丈夫的死亡都能以一种冷静的语气去讲述——“可笑他在天上飞了一辈子，没有出事，坐在船上，却硬生生地病故了”，“可笑”二字尽显其铁石心肠，原来丈夫的离世也不过犹如一粒石子沉入大海般无关紧要。这种漠视生命的语言突显的是命运的无情和生命的无奈，反衬出白先勇对生命和生存深沉的怜悯与关怀。

2.理智的思乡者。

小说中理智的思乡者占据着很小的篇幅，因为乡愁对他们生命形成的悲剧力量并不直观，无法如沉沦者般在戏剧冲突下展现生存的迷惘与人性的伤害，所以仅以旁观者或人文背景出现在白先勇的笔下，如《岁除》中的刘营长夫妇、《花桥荣记》中的老板娘。他们的生命虽然也烙下乡愁的印记，但没有迷失在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与思念中，在生存欲望下他们以清醒的现实态度接受现有生活、活在当下，这种对家乡的追思回忆常以调侃、轻松的语言进行表达。因此，这种理智的乡愁于他们而言是苦闷生活的悠闲消遣品，是在面对文化身份等疑惑时追寻答案的生命根源及精神家园。

二、沉沦人生境遇下的乡愁书写

白先勇所极力塑造的角色往往带有悲剧色彩，他们是令人痛惜叹惋的迷失者，如朱青、赖鸣升、卢先生、王雄等这些活在过去的沉沦者突显出浓郁的乡愁，他们虽然人在台北但心却已经游魂了，这种乡愁是没有灵魂而又可怕的——卢先生迷惘地死去，朱青、赖鸣升则沉迷于牌局、酒局中……无论怎样的结局，他们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他们在踏上台北的那一刻就已经离魂了，光鲜靓丽的外表掩盖不了他们心底里的颓废，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人。

1.失落的追忆者。

白先勇笔下多的便是此类追忆者，他们通常以精神落魄的上层阶级形象出现在小说中。《永远的尹雪艳》中萦绕在尹雪艳周围的这群富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台北的生活不复以往般的奢华，但在内心深处却不肯承认落魄的现实处境，于是他们只能从尹雪艳的吴侬软语中找到昔日的优越感，在与旧上海一模一样的尹公馆中重温昔日的黄金梦，于台湾的小岛上醉生梦死地苟延残喘。这种失落、思念源于物欲的享乐，源于身份落差下的生存迷茫感，究其本质而言，这种乡愁最浮浅，也最寻常。

2.悲恸的放逐者。

任何动乱受苦的永远是底层人民，这场政治逃离亦然：上层阶级所遭受的乡愁源于身份的丢失、源于物质享受的不满，但底层人民的乡愁则源于生命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与亲人的生别，《花桥荣记》的卢先生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卢先生与其未婚妻因这场撤退分居两地，但信息断绝的处境没有消磨卢先生的情感，对爱人的思念、对故乡的缅怀反而激起了他生命的内在激情，以进取的姿态面对乡愁；但无情的欺骗、难以改变的现实处境逐渐侵蚀了卢先生的生命热情，在意识到残酷的现实后，卢先生一直压抑的乡愁得到迅速膨胀，并最终吞噬了卢先生的生存意志，他沦为一副行尸走肉，这体现出乡愁对人性最恐怖的伤害与折磨：人类在乡愁中消散了生命的欲望，在万念俱灰下对生命进行自我放逐、自我抛毁。

三、乡愁书写中的内在声音

白先勇作为名将白崇禧之子，是最无辜又最愧疚的受害者，1944 年湘桂大撤后他退随父母辗转于重庆、南京、上海、香港、台北……漂泊的生活埋下了一粒不安的种子。在波折的社会变化、权力变迁中他承受了一段物是人非的人生经历，并对国家归属感有着强烈的渴望，因此，《台北人》的乡愁中流露出一种无根之萍、惶恐并消沉的声音。

1.文化边缘人的声音。

文化边缘人，指朱青、赖鸣升、卢先生……几乎所有的角色，更是指白先勇的生存困境。作为退离台北的大陆人，他们在内地度过了相当一段的时间，在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上他们是坚定的中国人，然而却因为政党之间的矛盾迫使他们从空间上离开了家乡大陆，地域的间隔产生了身份归属的问题，他们显然成为了游离于家乡、游离于祖国、游离于文化根基的边缘人，从文章里繁华的歌舞声、麻将声中能听到这一批边缘人在台北生存的空虚感与躁动感，他们似乎意识到即将消散的文化归属感，通过生存悲剧无意识地发出关于生命、关于文化身份的质问声。

2.落魄游子的声音。

《一把青》中的“我”在某一程度上体现出白先勇的一种生命姿态——作为同属于没落阶级的生存姿态。“我”作为一名高级将领的太太属社会的上层阶级，但是因为战乱迁移的原因而物是人非，她的感叹实际上是白先勇对社会变动的感慨，从中也流露出白先生在失去贵族身份、死去荣华生活后的怅然与失意。因此，通过分析小说的叙述方式、分析文章中大量的对比可知，不变的环境、愁苦的声音、改变的人物等均暗含着白先勇内心对物是人非的怅然与感叹声。

白先勇以这样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来表达出他对这个荒谬社会的强烈忧患意识，展现出了他心底里那份乡愁与迷恋，白先勇其实也是书中人，他是理智的思乡者，他的身上有着最浓厚、最真挚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