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蓓佳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安忆所作的《小鲍庄》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但她并没有刻意地进行寻根，而是将“仁义”这个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观念贯穿于作品之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寻根的同时，《小鲍庄》中也蕴含着深刻的现实冲突，这构成了《小鲍庄》的双重文化指向——一边是对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寻根，另一边是对乡村未来的思考。

一、文化的回溯：仁义与宗族

捞渣（鲍仁平）毫无疑问是“仁义”的代名词。鲍五爷唯一的亲人“社会子”在捞渣出生时死亡，使得捞渣从一出生仿佛就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捞渣不断成长的过程也是仁义越来越鲜明地显现的过程。捞渣孩子的形象使仁义展现地是那么稚嫩而又自然，仿佛融入了他的骨血中一般，在这里，王安忆通过一个孩子关爱孤寡老人的行为突出地展现了“何为仁义”。不仅是捞渣，文中一直没有放弃疯妻的鲍秉徳也几乎是以一种倔强的姿态展现了小鲍庄的仁义之美。《小鲍庄》中的人与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脉脉温情，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迸发出了新的生机，展现出独特的积极意义。古老的仁义在这样一个宁静平和的小村庄中静静流淌着，一如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之根。

除了作者已经点明的“仁义”之外，维系小鲍庄的还有另一层蕴含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核：宗族。王安忆为什么要回到乡土社会中去寻根？因为从宗族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小鲍庄中的人们也依照着宗族持续地生存着。农业文明决定了宗族，宗族也让小鲍庄中的人们更加亲近，这一点在大家对待鲍五爷的时候尤其明显。如：“你老别忒难受了，你老成不了绝户，这庄上和社会子一辈的，都是你的孙儿。”

乡村中的仁义与宗族是王安忆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回溯与寻根，在洪水到来之前，小鲍庄完全地笼罩在一种古老、宁静的传统文化中，这是作家对小鲍庄意识形态的建构，也是为下文激烈冲突埋下的伏笔。

二、现代化的契机与欲望的重生：洪水

《小鲍庄》这部小说的情节分界点其实就是那场洪水，出现在小说开头的洪水。作者把它放在小说的开头也仿佛是想预示一些什么。白茫茫的洪水过后，村庄中好似孕育着一些新的东西：鲍仁文身上的现代性仿佛有了生长的土壤，鲍彦荣、鲍秉徳、拾来一直以来没有显现的欲望也仿佛重生了一般。（详见第三节）

很多解读将洪水看作是一种现代性的象征与仁义的消逝，它意味着小鲍庄仁义的终结。我不能完全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洪水更多地意味着现代化的契机与欲望的重生，小鲍庄的仁义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它更像是在消解的同时又被重构了，但这种表面的重构是无法触及仁义的内核的。小鲍庄中的人们还是像从前那样对待彼此，甚至为捞渣建起了陵墓，对他进行缅怀。但读者能够鲜明地察觉到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在变化着。

三、仁义的消解：微妙的反讽

洪水之后第一重变化来自“文疯子”鲍仁文，他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在洪水来临之前他一直以清高而被人瞧不起的形象出现在小说里，但洪水过后他却意外地因为撰写捞渣救人的报告文学而获得了走出小鲍庄的机会，也意外地改变了这个村庄中的许多事。鲍仁文的名与利建立在捞渣的仁义之上，他在无意之间消解了小鲍庄中传统的仁义。作者在字里行间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刻画展现了自己对鲍仁文的反讽，这种讽刺不明显，但它在深刻的同时又使人心酸。鲍仁文踏出了与现代社会接轨第一步，却又在现代社会中迷失。

洪水之后的第二层变化也是隐藏着的深层次的变化，是小鲍庄村民们的变化。鲍秉徳原本对自己的疯妻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仁义，就算没有子嗣也对她不离不弃，但是在娶了新媳妇之后，他只在回想起自己的疯妻时会感到心里有些酸酸的，甚至产生了没准是“捞渣见我日子过不下去了，把她（疯妻）给拽走了哩”的滑稽侥幸心理。严格来说鲍秉徳的变化是一种欲望的重生，他挣脱了以往“仁义”语境下的束缚，转而释放出自己强烈的欲望。

四、现代性思维的萌生

《小鲍庄》中对于传统的打破是微妙的，是从人物身上流淌出来的，鲍仁文和小翠就是这样的代表。

“我不能像众人那样过下去”，“别看别人怎么过，只管自己，就行”是鲍仁文的宣言，他想要打破传统农业社会这种无知、闭塞的生活，他渴望用自己的笔走向一种新的生活。鲍仁文的人物形象是复杂的，他既保留了小鲍庄所带给他的那种原生的仁义，但在本质上他有一种比小鲍庄人更高层次的欲求，即使他在追寻现代性的道路中迷失了，我们也不能否认他的身上有一种隐含的现代性。

小翠身上则展现出了冲破传统、勇于追求自由的勇气，她的身上带有现代性的积极色彩。小翠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她敢于喊出闭塞山村的愚昧和不公正，这也是她身上最显著的现代性。小翠抱着大柳树，高喊“我才十六岁”的情景正是对不公正传统的宣战。后文中小翠的出逃、小翠对自由恋爱的勇敢追求也反映了她的现代性追求。

鲍仁文和小翠身上隐含着现代性，而大环境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乡村现代化的前兆。越来越多的外界信息介入了小鲍庄，一开始是县城的记者，而后又是县委书记；鲍仁文和拾来的欲望被激发，他们的生命中有了更多的渴望；捞渣的坟也从那一座小土包变成了一座高高亮亮的墓碑。这是现代性的前瞻，而关于洪水过后的更久远的未来（“仁义”终将消解？抑或是与欲望和现代性共存？），则是王安忆对乡村未来的深邃思考，也是她留给读者与时代的问题。

王安忆在《小鲍庄》中塑造了多样的人物也织造了丰富的情节，其中仁义之美与人类欲望的冲突也构成了鲜明的反讽。王安忆试图从乡村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同时她也并不回避对人类欲望与人类命运的透视，“洪水”过后的乡村应该是什么样的，“仁义”又该走向何方？这是作者关于乡村未来的深邃思考，也是作者留给时代的问题。王安忆的《小鲍庄》中除了有作者对仁义消解的隐隐惋惜，它也给我们留下了寻根语境下的现代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