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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雄安新区中六东遗址的考古发现

2021-11-12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新县文物管理所

文物春秋 2021年5期
关键词:雄安新区白洋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安新县文物管理所

【关键词】雄安新区;中六东遗址;唐代墓葬;清代墓葬;白洋淀

【摘要】中六东遗址位于河北省安新县大王镇中六村东的农田中,2017年在对雄安新区全域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2018年5—6月对之前勘探发现的10处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包括4座唐墓、4座清墓、1座汉代砖瓦窑和1眼汉代水井。中六东遗址的发现丰富了该地区的考古资料,对研究该地区多个历史时期物质生活、丧葬习俗、文化艺术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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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雄安新区起步区考古勘察与试掘报告整理研究”资助(项目编号:HB20KG0001)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为延续雄安新区历史文脉,切实做好新区文物保护工作,为雄安新区的科学规划和稳步建设提供依据,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河北省文物局组织成立了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主体的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对雄安新区全域进行了系统的文物调查。调查中,在安新县大王镇中六村东的农田中发现了古代遗存,并命名为“中六东遗址”。

中六东遗址位于中六村与白洋淀之间,西距中六村500米,东距白洋淀200米,南距安新县城3.5公里(图一)。2018年初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8座墓葬、1眼水井和1座陶窑,但未发现文化层。为进一步搞清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内涵,更好地服务雄安新区建设,2018年5—6月,联合考古队对中六东遗址之前勘探发现的10处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为180平方米。发掘显示,所有遗迹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开口层位不详,现均开口于耕土层下。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

此次发掘的墓葬共8座,编号2018AZM1—M8(简称M1—M8),包括唐墓4座(M2、M3、M5、M7)和清墓4座(M1、M4、M6、M8)。下面主要对唐墓的具体发掘情况进行介绍。

1. M2为带墓道单砖室墓,方向约192°。南距M1约1米,西南距M8约16米,东北距M3约7.5米。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刀把形。被盗扰严重,整体保存较差,墓室上半部已不存,土圹长约6.78米,宽约2.76米,残深约1.1米(图二)。

墓道长斜坡式,位于墓葬南部。长约3.34米,宽约1.28米,最深处约0.98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端,进深约0.32米,宽约0.95米,残高约1.17米。两侧墙壁采用南北向顺砖错缝平铺:西侧现存18层,东侧现存17层,均自12层开始起券。封门为内外两层,均用东西向顺砖错缝平砌而成,厚约0.3米。封门砖自墓底起现存18层,残高0.94~ 1.17米。封门砖均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有两种规格,一种为30.5厘米×16厘米×6厘米,另一种为25.5厘米×13厘米×4厘米。券顶处封门砖加工出缺口,以便与券顶契合。

墓室平面呈马蹄形,长约2.67米,宽约1.06~1.89米,残高约1.06米。墓壁均采用5层平顺砖、1层侧立丁砖交替砌筑的砌法,丁砖大部分为半砖。东、西两壁分别残存15层和14层砌砖,均自第12层起券。墓底基本采用南北向顺砖平铺,变形较严重,铺地砖延伸至墓道口。棺床位于墓室西侧,为土砌,表面用单层砖东西向错缝平铺,东侧和南侧各用一列顺砖包边,长约2.31米,宽约0.78~1.18米,高约5厘米。墓砖均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正面饰细绳纹,其他面为素面,采集标本3件,规格分别为26.8厘米×16.2厘米×5.8厘米、32.4厘米×15.5厘米×5.6厘米、26.4厘米×13.2厘米×4.4厘米。

东壁下出土1件铁三足炉,北、西壁下各出土1件陶罐。

铁三足炉1件。M2∶1,锈蚀严重。盘口,直腹,圜底,三柱足。唇上有一桥状耳,与耳相对的一侧有一横向棒状柄。口径17.34厘米,通高17.6厘米,耳宽7.6厘米,柄残长5厘米,足高6.8厘米(图三,1)。

陶罐2件。均为泥质灰陶,直口,方圆唇,短颈,溜肩,弧腹,平底。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圆形穿孔,孔径2厘米。內外壁有轮制痕迹。M2∶2,腹部以下饰凹弦纹。口外径18.5厘米,口内径16.2厘米,最大腹径30厘米,底径15.2厘米,通高28.7厘米,壁厚0.92~1.04厘米,底厚0.84厘米(图三,2)。M2∶3,素面,口部内侧有一周凹槽。口外径15.6厘米,口内径12.8厘米,最大腹径26.4厘米,底径14.4厘米,通高20.8厘米,壁厚0.98~1.27厘米,底厚1.16厘米(图三,3)。

2. M3为带墓道单砖室墓,方向约180°。西北距M7约7.2米,西南距M2约7.5米。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略呈刀把形,保存较差,仅存底部。土圹长约4.55米,宽约2.24米,残深约0.42米(图四)。

墓道呈长方形斜坡状,位于墓葬南部,残长约1.6米,宽约1.04米,最深处约0.42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端,进深约0.3米,宽约0.62米。东、西两侧墙壁用南北向顺砖错缝平砌,分别残存7层和3层。封门砖为细绳纹砖,残存4层,最下面一层为平铺砖,其上3层砌成“人”字形,残高约0.21米。

墓室平面近马蹄形,内长约2.18米,最宽处约1.64米,最窄处约0.45米。墓壁均为顺砖错缝平砌,残砖最高7层,高约0.37米,最低3层,高约0.13米。墓底东侧有两处扰坑,铺砖破坏严重。残存铺地砖尺寸不一,整砖和残砖均有。采集2件墓砖标本,均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正面饰细绳纹,其他面为素面。M3砖∶1,长31.6厘米,宽15.7厘米,厚5.4厘米。M3砖∶2,长34.2厘米,宽16.8厘米,厚6厘米。

仅在墓道东北角紧邻封门砖处出土1件陶罐。M3∶1,泥质灰陶,直口,方唇,溜肩,鼓腹,平底,素面。口部内侧有1周凹槽,肩部有两道凹弦纹,腹部下方有刮削痕迹,内外壁均有轮制痕迹。口外径12.88厘米,口内径11.9厘米,最大腹径22.5厘米,底径13.2厘米,通高13.4厘米,壁厚0.66~0.92厘米,底厚1厘米(图三,4)。

3.M5为圆形竖穴砖室墓,方向197°。东北距M4约5.5米,西南距M6约6米,西南距M7约7.5米,南距M3约12米。墓室平面近圆形,墓室上部被破坏无存。土圹长径2.73米,短径2.62米。砖室外长径约2.56米,短径约2.46米;砖室内长径约2.14米,短径约2.08米。墓壁为墓砖错缝平砌而成,多为残砖,最高残存10层,从墓底开始起券。棺床呈“凹”字形,由4层砖砌筑而成,高约0.3米。床面为残砖铺成,无明显的铺砌规律。“凹”字形缺口处长约0.66米,宽约0.62米,深0.54米,底部无铺砖。棺床中部有两具人骨,头向西,保存较差,经初步鉴定,北侧人骨为女性,南侧人骨为男性。根据出土于墓主头顶的铜镜上发现的席纹推测,原用草席作为葬具(图五)。

墓内出土有瓷三足炉1件、瓷碗1件、陶盘1件、铜镜1枚、铜簪1件、铭文砖1块。现介绍如下。

瓷三足炉1件。M5∶1,出土于人骨头部偏南处,口部及足部略有残缺。侈口,圆唇,斜直腹,平底,底部有三足。灰白胎,外壁施白釉,底部无釉。口径12.45厘米,通高7.95厘米,壁厚0.62~0.72厘米,底厚1.05厘米(图三,5)。

瓷碗1件,出土于棺床西南部。M5∶4,残,可复原。敛口,方圆唇,鼓腹,平底微内凹。灰白胎,施白釉,内壁满釉,外壁釉不到底。口径11.5厘米,底径7.6厘米,通高5.7厘米,壁厚0.4~0.9厘米,底厚0.5~1厘米(图三,6)。

陶盘1件,出土于棺床西南部。M5∶2,残缺较多。泥质灰陶,侈口,方圆唇,弧腹,平底,素面。口径42厘米,底径32.4厘米,通高6.6厘米,壁厚0.8厘米,底厚1.14厘米(图三,7)。

铜镜1件,出土于北侧人骨头顶上方。M5∶3,圆形,三角形缘,镜面略外鼓,半球形钮。镜背以双弦纹为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饰石榴花纹,外区饰缠枝花卉纹。直径9厘米,厚0.3厘米;钮径1厘米,钮高0.6厘米;缘宽0.1~0.5厘米,缘厚0.5厘米(图三,8)。

铜簪1件,出土于北侧人骨头顶上方。M5∶5,锈蚀严重,断裂为多截。

铭文砖1件,出土于棺床的凹缺处。M5∶6,泥质灰陶,模制。正面素面,墨书33字,字迹较模糊,部分可识读:“天宝八载二月二日上谷郡容城县□□□德义里□风礼□□□□地埋在此□□”。背面饰粗绳纹。长35.1厘米,宽17.16厘米,厚4.92厘米。

4.M7为带墓道长方形砖室墓,方向194°。位于发掘区中部,南距M2约12.5米,东南距M3约7.2米,西北部被M6打破。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略呈“甲”字形。保存情况较差,仅存墓底和部分墓壁。土圹长3.16米,宽2.64米,深0.4米(图六)。

墓道呈长方形斜坡状,位于墓室南部。长约0.83米,宽约1米,深0.3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端。进深0.32米,宽0.83米,残高0.27米。残存3层呈“人”字形垒砌的封门砖。封门砖尺寸为32厘米×16厘米×5.5厘米。

墓室平面近弧边长方形,西北部已不存。长约2.5米,宽约2.1米。四壁为墓砖错缝平砌而成:东壁残存5层,高约0.3米;西壁残存6层,高0.34米。墓砖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正面饰细绳纹,其他面为素面。采集标本1件,长30.2厘米,宽19.6厘米,厚5.6厘米。棺床位于墓室北半部,长约2.17米,宽约1.23米,高约0.18米,表面用整砖和残砖铺成,无明显铺排规律,南侧有3层东西向顺砖错缝平铺的包边。

仅在棺床东南角出土陶碗1件。M7∶1,泥質灰陶,敞口,方圆唇,斜腹微弧,平底,素面。口径13.76厘米,底径9.2厘米,通高3.2厘米,壁厚0.72厘米,底厚0.42厘米(图三,9)。

二、水井遗址

J1位于发掘区最北部,东南距M4约32米。井口平面近圆形,距地表约0.3米,直径约0.85米,残深约3.6米。井壁为砖瓦混砌而成,自上而下用料和砌法有所不同:自井口至深0.34米处用碎瓦“人”字形砌筑6层;深0.34~2.78米处用53层砖错缝平砌;深2.78~ 3.52米处依次用1层侧立砖和2层竖立砖砌筑,井底为圜形(图七)。填土中见有釜、瓮、盆等陶器残片和蚌壳,以及残砖、瓦片,底部出土3件可复原的夹蚌红陶罐。井砖为模制泥质灰陶砖,采集标本1件,素面,一面有抹光痕迹,长27.5厘米,宽13.9厘米,高5厘米。

陶罐3件。均为夹蚌红陶,平沿,溜肩,鼓腹,沿面有凹槽。J1∶1,侈口,圆唇,近圜底,腹部饰3周凹弦纹,近底部有2处破洞。口外径12.4厘米,最大腹径26.2厘米,通高21.2厘米,壁厚0.33~0.56厘米,底厚0.4厘米(图八,1)。J1∶2,微侈口,方圆唇,平底,表面饰弦纹,多已模糊不清。口外径12.4厘米,最大腹径27.2厘米,底径约9.2厘米,通高20.8厘米,壁厚0.45~0.65厘米,底厚0.8厘米(图八,2)。J1∶3,直口,方圆唇,平底。表面纹饰多模糊不清,肩部饰一周纹饰并钻有一孔,近底部有2处破洞。口外径13.2厘米,最大腹径26.88厘米,底径9厘米,通高19.8厘米,壁厚0.4~ 0.83厘米,底厚0.8厘米(图八,3)。

陶釜1件。J标本∶1,夹蚌红陶,轮制,底部残缺。侈口,方尖唇,束颈,鼓腹,肩部有轮制痕迹。口径32厘米,残高18厘米,壁厚0.7~1.2厘米(图八,4)。

陶瓮2件。均为口沿残片,泥质灰陶,轮制。直口,直颈,广肩。颈外有2周凸棱,外壁施黑色陶衣。J标本∶2,尖唇,短颈,口沿内壁有一周凸棱。口径29.8厘米,残高8.4厘米,壁厚0.8~1.2厘米(图八,5)。J标本∶4,沿内卷,红色胎。残长13.9厘米,残宽7.8厘米,壁厚1厘米。

陶盆2件。均为口沿残片,泥质灰陶,轮制拉胚成形。侈口,圆唇,斜直壁,沿上有一周凹弦纹。J标本∶3,沿外翻,唇下垂,沿下内壁有两周凹弦纹。口径52.2厘米,残高14.4厘米,壁厚0.9~1.2厘米(图八,6)。J标本∶5,折沿,腹部内收,沿下器壁上有一直径0.5厘米的钻孔。残长11.55厘米,残宽4.56厘米,壁厚1.3厘米。

丽蚌1件。J标本∶6,丽蚌右扇。长11.7厘米,宽7.9厘米,厚2.9厘米。

三、窑址

Y1开口距地表0.24米,方向177°。由操作坑、窑室和烟道组成,保存较差,东北角被M8打破,顶部大部分不存。从残存部分看,窑顶由草拌泥混合土坯及少量砖块砌成,分为2层,上层6厘米,下层11厘米,中间有一层厚0.25~0.3米的隔土。整个窑室和烟道由一层红烧土包裹,两侧红烧土厚0.16~ 0.2米,烟道口处最厚,约0.53米(图九)。

操作坑位于南部,平面呈曲尺形,开口被破坏,南侧有台阶,底部为一浅方坑。最长处约2.07米,宽约1.22~1.9米,深约0.92米。

窯室位于操作坑以北,由窑门、火膛和窑床组成。平面呈马蹄形,长约3.6米,最宽处约1.96米。窑门位于最南端,进深约0.95米,宽约0.42米,高约0.45米。火膛略呈半圆形,直径约1.8米,深约0.7米。窑床位于北部,其上还有大量未完全烧好的瓦片。按照瓦片的摆放情况可推测,窑内可摆放5排瓦,每排6组,每组由左右各3片瓦扣合摆放,每层180片。

烟道位于最北侧,推测原有3个,呈“品”字形分布,现存西侧与北侧烟道。西侧烟道呈水平状,直接与窑室相接,破坏严重,长约0.25米,宽约0.16米,深约0.3米;北侧烟道为曲尺形,总长约0.67米,宽约0.16米,残高0.29~0.33米,壁厚2.5~3厘米。

窑内出土陶瓦均为模制泥质灰陶板瓦,正面饰细绳纹,部分纹饰被抹平,背面饰由布纹和菱形纹组成的复合纹。采集标本2件。Y1瓦∶1,长47.8厘米,母口残宽31.8厘米,子口宽29.8厘米,厚1.8厘米。Y1瓦∶2,长51厘米,母口宽29.7厘米,子口宽28.5厘米,厚1.7厘米。

除陶瓦外,窑址内还出土有1件陶球和2件略呈圆形的陶片。

陶球Y1∶1,近圆球形,实心,直径2.1厘米。

近圆形陶片均为夹砂红陶,素面。Y1∶2,直径1.8~2厘米,厚0.8厘米。Y1∶3,直径2.3厘米,厚0.65厘米。

四、相关讨论

中六东遗址虽破坏较严重,文化层不甚明显,但通过科学试掘,可以较为全面地认识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内涵。

1.汉代遗存以J1和Y1为代表。

J1出土的3件陶罐形制与北京房山南正遗址M17∶5及M14∶2[1]接近,胡娟在毕业论文《北京地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墓葬研究》[2]中将该类陶罐的年代定为东汉晚期,再结合水井的形制和用料特征,可初步推断J1的年代为东汉晚期。

Y1窑室呈马蹄形,现存2个烟道(推测原有3个烟道)的形制,与湖南常德市城区东汉早中期砖窑Y1[3]、河南洛阳九都路南洛阳电视台院内西汉晚期至东汉砖瓦窑Y5[4]相同,其烧制的细绳纹板瓦也和洛阳Y5所烧产品一致。在此基础上,结合李清临先生在《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中对砖瓦窑的分期[5],可以推测中六东遗址的Y1为西汉后期至东汉早中期的遗存。

2.唐代遗存以M2、M3、M5和M7为代表。M2、M3均为刀把形砖室墓,墓室为马蹄形,与河北蠡县王庄唐墓M1[6]、河北黄骅齐家务唐墓M2[7]形制相似。且M2出土的2件陶罐与河北元氏南白楼唐墓M5出土的2件陶罐[8]形制相同,M3出土的陶罐与河北黄骅齐家务唐墓M1出土的陶罐[7]形制相同。故将M2、M3的年代初步定为唐代。M5出土的铭文砖上有“天宝八载”纪年,故M5应为唐代天宝年间墓葬。M7为土坑竖穴砖室墓,墓室平面近弧长方形,墓砖为细绳纹砖,与河北黄骅齐家务唐墓M3[7]的形制相同,推测年代也为唐代。

3.此次发掘的4座清代墓葬分别为M1、M4、M6、M8,其中M6打破M7,M8打破Y1。具体来看,M1、M6、M8为长方形竖穴木棺墓,M4为长方形砖室木棺墓,方向150°~ 162°,均被盗扰严重,仅存少量棺木残块和白灰颗粒,推测原有白灰面铺地。各墓内人骨保存均较差,仅M1内人骨可辨识:东侧为一中年男性,西侧为一中年女性。M4墓底为素面灰砖南北向错缝平铺而成。M8土圹北端的木棺外出土模制泥质灰陶朱砂瓦1件(M8∶1),正面素面,有墨书文字,模糊无法识读,背面饰布纹。4座墓葬中均出土少量纪年铜钱,其中M1出土2枚康熙通宝,M4出土11枚乾隆通宝,M6出土2枚乾隆通宝,M8出土2枚康熙通宝和1枚顺治通宝,故M1、M8年代应不早于康熙年间,M4、M6应不早于乾隆年间。

中六东遗址发现的唐代墓葬种类多样,反映了该地区唐代丧葬习俗的多样性。尤其M5中出土的铭文砖明确记载了该墓葬的年代和位置,在研究唐代河北地区行政区划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该墓出土的文物也可以成为该地区唐代遗存分期断代的标尺。Y1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砖瓦窑的形制结构、装烧工艺及装烧量提供了新的资料。另外,由于遗址靠近白洋淀大堤,又有汉、唐、清三代多种遗存的分布,为探讨历史上白洋淀的范围和变迁提供了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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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房山南正遺址:拒马河流域战国以降时期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胡娟.北京地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墓葬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8.

[3]常德市文物处,常德市博物馆.湖南常德市城区发现汉代砖窑[J].江汉考古,1998(2):16—17.

[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东周王城战国至汉代陶窑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4(7):41—54.

[5]李清临.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4(2):59—81.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所,蠡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蠡县王庄唐代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15(5):35—43.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黄骅市博物馆.河北黄骅发现的两处古墓葬[J].文物春秋,2019(6):77—83.

[8]武汉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河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元氏县博物馆.河北元氏县南白楼墓地唐代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2018(8):77—94.

〔编辑:迟畅;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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