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是由《最后一课》《回乡之路》《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神笔马亮》五个单元片织汇而成的集锦，浓缩了新时期以来广袤大地上中国的乡村图景。影片以走马观灯式的画面进行场面的流转衔接，给观众呈现出一副焕然一新、充满勃勃生机的乡村新风貌。影片通过集锦式的汇总勾勒出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叙事安排中独树一帜，巧妙布局层层铺设悬念，以迥异于其他影片的风格于国庆献礼片中争得一席地位。它以独特的叙事话语令观众眼前一亮，在如下几个悬念叙事中让人仿佛品味了一杯香茗，唇齿间留下余香又耐人寻味、回味无穷。悬念是一种引起受众注意力与紧张程度的叙述技巧，它可以非常有效地激发受众期待与好奇。在这种猎奇心理地驱使下，电影能达到引人致胜的艺术效果。《电影艺术词典》对悬念这一概念的定义是：“处理情节结构的手法之一。利用观众关切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期待心情，在剧作中所设置的悬而未决的矛盾现象。”这种定义形象地表征出电影创作者通过调度叙事张力来转捩观众的期待视野。

一、人物悬念：英雄形象的“降格”塑造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颠覆了以往主旋律电影十全十美英雄形象塑造的影像呈现模式，通过英雄形象的“降格”塑造谱写了平凡人物作出不平凡事件的颂歌。纵观以往的电影《刘胡兰》《雷锋》《焦裕禄》等影片人物“伟光正”形象的塑造过度强调牺牲、奉献的政治性话语，一味地从扁平人物的形塑上过度突出工作上的贡献和极力宣扬人物身上的品质，缺乏对细节的捕捉，更没有从多方面多维度去建构人物形象，从而削弱了人物的真实可信度，人物显得较为薄弱和单一化。反观《我和我的家乡》从大处着笔，小处落墨对人物形象进行多维度刻画，通过人物直接定义和间接呈现两种方式完成对人物的塑形。而这两种方式的呈现又离不开人物预设悬念将英雄性格多维度地呈现，更赋予人情和人性的质感。

在电影《回乡之路》中的乔树林直接定义的人物形象便是爱炫耀的暴发户，举手投足无不透漏着乡村土老帽的气息。在这种极具说服力的人物定义中，乔树林也就贴上了这一标签，撕也撕不下来。然而在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中直接定义的人物形象似乎有点儿立不住，扁平人物形象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撕裂，观众疑窦丛生，脸上布满疑云。直到影片结尾处通过其他人物的演讲才揭示乔树林热衷于攀关系的暴发户形象背后是为家乡做贡献。影片让观众对乔树林这类人物形象是否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暴发户产生怀疑的缘由在于导演在人物预设中处处设置悬念，颠覆了以往主旋律电影如《焦裕禄》中从政治角度对焦裕禄大肆渲染其“人民公仆”形象的人物塑造模式。影片以反传统的方式对人物形象的直接定义保留悬念，没有开篇就是让其顶着“高大上”的主角光环呈现在荧幕上，而是在影片人物设置上笼罩一层云雾，使观众带着他们的期待视野从中猎奇。在人物预设的悬念中，观众看到的是人物形象的厚颜无耻、吹嘘说大话；在人物揭示悬念后，影片呈现的却是甘于奉献、默默无闻的英雄。通过“先抑后扬”的直接定义，赋予人物鲜活灵动，更增添了真实可信度。再者，《最后一课》的范老师电影开头也是直接定义他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灵魂工程师”，但是电影并没有将敬业和勤恳贯穿影片的始终，而是从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病患出发，完成主题的表达。影片以老师和老年痴呆病患两种叠加身份对人物进行描摹，以反崇高的模式建构人物。导演放弃单刀直入的介绍模式，而是巧妙安排悬念，使人物具有双重身份，观众在好奇人物性格的同时，被“小人物蕴含大情怀”所感动。创作者通过小人物的人物定义，使得人物塑造接地气，富有平民生活气息，仿佛让人觉得这号人物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从而触发心弦，令人感动。

电影还通过间接呈现来塑造人物，间接呈现不是明确地加以命名，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话语进行戏剧化表现。如《回乡之路》以乔树林一系列攀关系、套近乎的行动模式加以机械性重复，牢牢强化他的急于求成的商人形象，他每叫一句“大师姐”，其厚脸皮的本性便表露无疑。当乔树林急于求成的商人形象在观众心中定型、固化，导演又借小男孩的演讲这个画外音揭露出他为家乡所做的贡献。导演借用人物悬念巧妙将前期的扁平人物形象拉伸成圆形人物，人物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莫测中塑造地血肉饱满。《神笔马亮》中也是如此，马亮一出场透露出来的言行举止让观众感觉此人比较怂，在妻子面前唯唯诺诺，没有主见，他一直用“瞒”和“欺骗”的方式进行扶贫工作。就是这种“撒谎成性”的“怂丈夫”的人物设置，使观众在好奇事情败露之后会如何收场的同时，制造出电影的兴奋点。人物形象在预设的一系列悬念下显得扑朔迷离，使得荧幕呈现出的人物角色太完美，但是正是这份不完美实现了艺术美感和逼真生活两者的嵌合。影片通过“降格”的方式完成了对平凡英雄的塑造，这些人物形象以性格的反差和行动的未知给观众留下悬念，乔树林前面的“油腻”到后面的默默奉献、范老师患病前后的变化、马亮的“惧内”和“怂”和在村民面前的能干、有魄力。可见，影片通过英雄形象的“降格”塑造赋予人物血肉更加真实饱满，使影片更具观赏性和社会价值。

二、情节悬念：“突转”情节的喜剧呈现

情节指的是事件组合、结构和发展的方式，它是“叙事话语的强有力的塑形力量”。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导演对情节的设置颇具匠心，以事情发展的未知捕捉观众的猎奇心理，以出乎意料的“突转”作为叙事的美学要素。早在古希腊年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提出了“突转”这一情节因素，“即在叙事性作品中，人物的行动往往悖逆于他的动机”。在集锦式的单元影片中，诸多单元运用“突转”这一情节要素达到较好的喜剧呈现效果。

如《神笔马亮》中马亮出于深爱妻子的前提下制造了诸多谎言和系列“假象”，不料妻子来到马亮扶贫的乡下拍摄写真，从而引发了又好笑又好哭的事件，从而印证了“喜剧的内核是悲剧”。马亮不想让怀孕的妻子担心，也为了去乡下扶贫的理想不破灭，他想出各种奇招掩盖事情的真相。导演以“反套路”的叙事对电影情节进行加工处理，不落俗套地讲述这个“善意的谎言”，每当观众误认为事情将要以谎言的拆穿划上圆满的句号，却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譬如“毛衣事件”，妻子叫马亮试穿衣服，观众内心不禁替马亮惊了一下，下意识猜测事情将会如何收场，但导演没有让故事戛然而止，而是让马亮制造网不好的假象来防止妻子发现真相。本来是“个己”的谎言，在电影里像滚雪球一般，变成“群己”的谎言，谎言越滚越大。妻子来到马亮扶贫的农村拍摄写真，村里人一起合伙儿和马亮掩盖事实，正当观众以为“风波”已经过去，却因为一箱东北香肠情节突转，马亮的妻子回到村庄调查事情的原委，于是谎言败露。导演在情节的铺设上层层加重悬念的分量，等到蓄积到一定程度便释放悬念，让观众的期待达到峰值。在这情节的安排下，观众的期待视野在一系列的情节悬念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艺术效果的传达也尽善尽美。“突转”情节的喜剧演绎下蕴藏的却是扶贫者“舍小家为大家”的良苦用心。

情节悬念的别出心裁是叙事话语的最强音，它在一环套一环的结构模式中让观众陷入一种“叙事圈套”。观众则带着疑窦的怪圈融入到剧情的探讨，不断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在这种模式的运营下，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剧情的走向中，观影效果得到满足的同时，自身的好奇心也在加深。如《北京好人》中就运用这种悬而未决，结局难料的设置去引起观众急于知其后果的迫切期待。张北京为了让表舅治病，想出“歪门邪道”让表舅冒用自己的医保卡。经过挂号和在老熟人眼皮子底下体检两个难关后，不出意外的话，第二天可以让表舅做手术。但导演却没有选择让剧情那么顺利地进行下去，而是制造突转的情节吊足观众的胃口，让张北京在引吭高歌中高血压晕倒送医院。于是就发生了喜剧性的一幕：没病的反而躺在医院准备迎接第二天的甲状腺手术，患病的却被拒之于医院门口一筹莫展。情节到这并未结束，导演还在酝酿新的“突转”情节制造冲突。张北京在病房里向医生证明自己没病，事情反而更糟糕，而表舅设法潜入医院把张北京替换出来，被人当作贼送进派出所了。在系列情节悬念造成“突转”之际，观众在爆笑之余露出“含泪的笑”，于兴奋点中获得一种感动的泉流。电影就是通过情节悬念的累积慢慢制造疑窦，引起观众的臆测之后，于高潮处释放悬念，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影片打破“开门见山”的叙事藩篱，采用“突转”的情节悬念控制信息释放，再次制造谜团。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影片的结尾又出现戏剧性反转——原来老家的舅母早就偷偷为老舅办过医保卡，一直私藏起来。导演在情节的突转中铺设悬念，吊足观众的胃口，影片在最后之际才揭开事情的真相，观众在峰回路转之中有种“拨开云雾见天日，守得云开见天明”的明朗。

三、视角悬念：限知视角的信息遮蔽

导演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将观影视点的限制功能发挥到最大化，完成电影中人物个体情感的抒发。电影采用的叙事内聚焦所延展的“他者”叙述“让观众从全方面掌握中抽离，对脑海中的“可能世界”进行独立的建构，这种建构只能依靠观众对银幕中的可知内容进行联想”，通过信息的遮蔽促使观众发挥自主意识去测析剧情发展的可能性。

热奈特在视角划分之中提出了“内聚焦”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每件事都严格地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内聚焦是一种具有严格视野限制的视角，它无法深入剖析他人的思想，因而会造成信息的遮蔽。如《最后一课》中的范老师患老年痴呆症，这里采用的是内聚焦下的第三人称视角，观众跟随他的回忆去获取零碎的信息来臆测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这种限知视角的遮蔽下，人们无法真正洞悉人物的想法，只能得到碎片化的信息。导演充分发挥内聚焦的限定功能，在电影中造成死角和空白以获得某种意蕴，引起观众的好奇心。范老师以“他者”叙述的姿态回忆起自己的过去，这种片段性的回忆操控着人物的行动，观众只能“管中窥豹”，于是悬念由此生成，引领观众探寻的事件的发展概貌。讲述者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统治着影像世界，观众跟随其脚步“移步换景”去捕捉另外有限的信息来推测自己建构的“可能世界”是否真实存在。《最后一课》中“他者”叙述大部分都是范老师自身的回忆，信息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中来回穿梭推动故事冲突和事态变化。影片中的其他人并不知道范老师的所思所想，更不清楚他在找寻什么。观众紧跟范老师的回忆看到原先他冒着瓢泼大雨拿颜料，而颜料全部倒翻在水里的场景。循着这条线索，观众顺藤摸瓜猜测范老师找寻的东西和姜小峰黑白画中描绘的学校有关，脑海猜测两人会不会再见面。影片最后两人在美轮美奂的场景重逢，身后就是姜小峰画作中描绘的学校。于是破碎的信息重新整合，“他者”的回忆性世界建构起来，事情的全貌观众全面知晓。

《天上掉下个UFO》也是通过限制视角遮蔽信息的释放来预设悬念。影片讲述中秋之夜，贵州黔南的阿福村惊现神秘的UFO，刹那间轰动全村，爆炸性新闻惊动了记者。于是作为《走进科学》节目组的记者老唐和小秦深入村中调查。在这种“侦探”模式下，作为第三人称的记者向观众讲述了一个案子的侦破过程。在这种讲述的过程以人物的视角介入来推动故事脉络的发展，这种介入的状态使受众游曳在自己的臆想和剧情本身的罅隙中。热奈特以“介入程度”来分析叙述者和人物的关系，“不介入是绝对的，介入则有程度之别，因此至少应在同故事类型中区分两个种类：一是叙述者为叙事的主人公；一是叙述者只起到次要作用，可以说是始终扮演观察者和见证人的角色”。在此单元中，介入属于有程度这一种类并且叙述者还是叙事的主人公。影片中的记者的叙述是低程度的介入，他们以新闻访谈的方式来探寻事情的真相，不仅拉开了观众与人物的距离，而且可以使影片相对真实地讲述人物的行动。在这种模式下村长一行人仿佛“各怀鬼胎”，另有目的。叙述者作为“外星人事件”的探索者和作为“悬疑剧”中次要人物不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而且使观众在听着他者的叙述中也融入了自己的主观臆想猜测“外星人事件”是否真实存在。在他者的叙述中，电影以内聚焦的视角进行情节的演绎，观众凭借记者转述的外部信息和其他人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去推测剧情的走向。“他者”叙述之下，观众不仅见识到“天眼酸汤鱼”的喜剧场面，还了解“UFO事件”背后的一段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影片通过内聚焦视角下的悬念设置讲述“村里的人都出去了”和“乡村发展的困境”等现实问题，真实而不做作，扣人心弦又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回乡之路》也是以内聚焦下的第三人称即闫飞燕助理的视角来推测乔树林“这个人百分百是个十足的骗子”，在这里充分利用限知视角的信息遮蔽导致观众误判，从而达到影片预期效果。影片先是借用“他者”的观察视角帮助观众给乔树林的角色下定义，如助理嘴里的“骗子”、乔树林老同学口中的爱吹嘘等，然后再以面馆老板口中吐槽“你给我公交卡怎么刷钱啊”，这样一步一步坐实乔树林“骗子”形象，最后借用发言学生的画外音“要做像乔树林那样的人”并且向详说了乔树林对家乡的贡献，于是人物角色的制造的迷惑行为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视角悬念在先前故事的讲述中先释放部分信息让受众去联想去猜测，等到受众疑惑到达顶点之后再释放信息给予解释。这种信息抑制下，人物形象的反转和前后情节的悖谬便成功地制造了泪点，受众在感动之余也能深悟旨趣，这样便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和生动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影片通过不断更新的悬念设置，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阅性。悬念一方面控制着叙事节奏，另一方面调动着观众的情感反应。本影片的悬念设置增强了影视化的叙述魅力，为电影的艺术水准增添光彩，对其他影片的运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影片多种形式、各不相同的信息悬念设置瓦解了情节的单一，使观众产生新的预期，用事态的发展层层“设套”，从而实现了对影片的掌控。悬念设置在电影中是一种常用的剧作技巧，在悬疑类电影中用得比较频繁，但在一些主旋律电影中却不常见。可见，《我和我的家乡》突破了以往的僵化性叙事，巧用悬念制造兴奋点，在吸引关注和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同时，又升华了主题，使电影更具有审美魅力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