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关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剧本形态的译介毫无疑问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对朱生豪、梁实秋、方平、辜正坤等莎剧全集译本的研究层出不穷，立志以一人之力重译莎剧全集的傅光明译本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些以前为学界所忽略的译本纷纷被挖掘出来，比如1921年田汉翻译的《哈姆雷特》、1942年曹禺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1926 年燕京大学学生张采真为毕业设计翻译的《如愿》、1938年孙伟佛翻译的《该撒大将》等。

小说形态的译介也一直有学者关注，主要是关于兰姆姐弟根据莎剧改编而成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和奎勒—库奇改写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莎士比亚故事集》，或称《莎氏乐府本事》以及后人根据此书二次改编的版本的中译本、注释本和简化本，数量多达46部，其中最早的是1903年由达文社出版的无名氏所译《澥外奇谭》，影响力最大的是林纾和魏易合译的《吟边燕语》。阮诗芸将这些中译本、注释本和简化本称为“兰姆体系”，李伟民认为这些版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前经典化时期”。

实际上，在“前经典化”时期还有另一种形态的译介。这种形态的译介早于小说形态的译介，可以称之为“前经典化”时期莎士比亚在中国译介的早期形态。关于这种形态的译介，孟宪强的《中国莎学简史》（1994）、李春江《译不尽的莎士比亚——莎剧汉译研究》（2010）、孙艳娜《莎士比亚在中国》（2010）和李长林、杜平的《中国对莎士比亚的了解与研究——<中国莎学简史>补遗》(1997)等已进行一定的梳理，但并不详尽完整，也未考量译介的受众以及接受效果。

二、外国传教士的译介

最早提及莎士比亚的外国传教士当属慕维廉（WilliamMuirhead）。他在1856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刻印的《大英国志》中盛赞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作品“美善俱尽，至今无以过之也”，其中提到“舌克斯毕”，即莎士比亚。在其他一些西方史学著作中，莎士比亚之名也被频频提到，如英国传教士谢卫楼（Sheffield1882）在《万国通鉴》中将莎士比亚与荷马相比拟，英国传教士李思·伦白·约翰（JohnLambertRees1904）辑译的《万国通史》之《英吉利卷》中将莎士比亚置于崇高的地位，认为英国文人中鲜有能出其右者。

在关于西方国家的百科全书中，莎士比亚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Edkins1885）在编译的《西学启蒙16种》之《西学略述·近世词曲考》中介绍英国“最著声称”的词人“筛斯比尔”，“凡所作词曲，于其人之喜怒哀乐，无一不口吻逼肖，加以阅历功深，遇分谱诸善恶尊卑，犹能各尽其态，词不费而情形毕露”。李提摩太（1903）主编的《广学类编》第一卷《泰西历代名人传》中将“沙基斯庇尔”称为“诗中之王”、“戏文中之大名家”。

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多分两类，第一类是关于西学知识的译作，第二类是在华传教士自己的著述。这些译作和著述都强调了莎士比亚作为诗人/词人在英国文学史，乃至欧洲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传教士翻译和著述的目的在于通过“传播基督教和西学知识改造中国社会并最终达到使中国基督化的目的”。这些译作和著述在晚清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大英国志》是晚清士人了解西学和西国历史的必读书目，同时还被收入当时汇编的各类西学著作集。《万国通鉴》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有一些经特别装帧后在晚清官员中发行。

然而在这些史书或百科全书类的著作中，莎士比亚只是欧洲众多文学名人之一，在整部著作中只是沧海一粟，除非读者对欧洲文学有特别的兴趣，否则莎氏之名很难引起读者注意。而且教会出版物往往面向受过一定教育，有一定地位的官宦士绅阶层，读者数量有限。雪泥鸿爪、只言片语的介绍产生的影响相当有限，虽然莎氏的名字频频被提到，但普通市民阶层尚未有机会和能力来了解莎士比亚。

三、驻外使臣与旅外人士的译介

传统文人素有撰写日记并辑集出版的习惯。晚清政府开始向各国派驻使臣，这些使臣及其随从以及其他一些旅外人士在欧美国家生活或游历，从自己的视角观察并记录欧美国家社会文化的不同方面。在这些出使日记或游记中屡有提及莎士比亚，或记录观看莎剧的经历。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三次提到莎士比亚。郭嵩焘也将“舍色斯毕尔”与古希腊诗人荷马相提并论，并记录了在纪念会上看到有莎士比亚签名的“买田契”和刻印的莎剧。《日记》中还记录了使臣之间交谈提到莎剧中的一句台词“Sorrowmakesfat”，以及应邀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所演舍克斯毕尔戏文，专主装点情节，不尚炫耀”。

李鸿章在参观英国人的钢厂和造船厂后，盛赞英国人不仅务实，善做实事，在文学、哲学等方面也代有出色之才，“若显根思皮儿之善为诗文……况其所口诵而手写者，复能身体而力行之？国于是强，民于是富”。清朝初年留学英国的林汝耀介绍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学就学期间的阅读书目中也列出了莎士比亚的Midnight’sDream 和Macbeth。

曾纪泽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记录了观看《哈姆雷特》以及其他三次观看莎剧演出的经历。曾氏日记中记录莎士比亚的译名不一致，时而为“歙刻司媲儿”，时而为“甲克设怕”。几次观剧，唯有一次简单介绍了剧情，“所演丹国某王弑兄，妻嫂，兄子报仇之事”，虽寥寥数字，倒也说出了剧情的精髓。

张德彝在《随使德国记》之《五述奇》中记录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初四在柏林看戏的经历，详细叙述了《哈姆雷特》的剧情，几无遗漏。戴鸿慈也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记录了在法兰西大剧院观看《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事。除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家世仇和牧师派人送信给罗密欧产生时间差两个重要细节外，戴鸿慈对剧情的记录相当详细准确。日记中描述了演出时的华丽场景，并评论道：“好事多磨，中外一致，亦可惨已”。

驻外使臣已朦胧地意识到了莎氏在西方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也介绍了一些剧作的剧情，而且多种日记都被广为刊刻，如曾纪泽的出使日记先后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续编》以及《曾惠敏公遗集》，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由清政府农工商部工艺局印刷科印出，《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则由广学会印行，但是目标读者群同样仅限于士大夫群体，特别是广学会的出版物，更是面向在“改造”中国成为能使西方人士“感到满意”的国家进程中有话语权的高层人士。

四、晚清思想家的译介

莎士比亚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并非在传教士的著述中，而是1839 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令人辑译的《四洲志》。第一个使用“莎士比亚”这一译名的则是梁启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八）认为，莎士比亚等诗家，不仅诗歌篇幅长，而且文藻气魄夺人。梁氏在《广诗中八贤歌》之咏“候官严复几道”中将严复与莎士比亚、弥尔顿相提并论，在《新大陆游记》“庆祝美国太平洋海电告成”一节中，引用《仲夏夜之梦》中精灵迫克的话，感叹科学发展之迅速，物质文明之发达。可惜梁氏不识英文，无法直接阅读莎氏剧作，也就无法对莎氏及其作品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和介绍。

严复所译《天演论》中也曾出现关于莎士比亚的介绍。《天演论·进微》中将莎翁视为“词曲整理家”，其作品价值高，在各国都有“传译”，其“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并以莎翁人物为例来证明“人治天演，其事与动植不同，事功之转译易，民之性情气质变化难”。在《天演论·天刑》中简述《哈姆雷特》剧情，并以哈姆雷特为例，反驳“天道福善而祸淫”，指出“为善者之不必福，为恶者之不必祸”。在《名学浅说》中，严复以《尤利西斯·凯撒》中凯撒被刺后安东尼的演说为例，说明逻辑的作用，“层层皆用此术，听者裂眦冲发，举国若狂。名学之能事如此”。

马君武在《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中慨于“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吾国以无科学亡国亡种”，历数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新学术一出现即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之事例，认为“索士鄙亚”是伊丽莎白时代戏曲的唯一代表者。王国维在《教育偶感》之《文学与教育》中，强调“狭斯丕尔”等各国文学家给人以精神上的助益，大文学家的著述可以“遗泽”后世。

晚清思想家的著述多以莎氏为例，对比中国与欧洲国家对待文学和学术的态度，以此说明文学的重要性，或以莎剧来例证社会文化领域的其他问题。晚清思想家著述的受众与传教士译作和著述的受众一样，主要都是知识阶层，但是前者的影响力更大。在民族危难，国将不国之时，思想家们宣传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西学知识对有志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进步人士特别有吸引力。严复的译作几乎每一部都在当时引起轰动，而且影响深远。梁启超宣扬西方的思想学说，语言“流畅明白”，“笔端常带感情”，比严复用古雅的文言翻译的作品，更容易“为人了解、喜爱和接受”。[马君武和王国维也都是晚清重要的思想家，其著述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

五、莎士比亚传

中国第一篇莎士比亚传记是《大陆》杂志第二年第十号（1904）“史传”栏目刊载的《英国大戏曲家希哀苦皮阿传》，其中详述莎氏生平，并第一次介绍了莎剧的分类，列出最杰出的悲哀剧曲5部、滑稽剧3部、历史剧3部。文中引用柯勒律治对莎氏的评论，称莎剧“最富精神，其心意实如大洋之浩渺”。

王国维也曾撰写《莎士比传》，详述莎士比亚的生平、剧作的版本问题、不同时期的作品和创作风格，并将剧作的题目与林纾所译《吟边燕语》中短篇小说的题目一一对应。王国维介绍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说法。他给予莎剧极高的评价，认为莎氏的三十余部剧作，“所有离合悲欢，恐怖烦恼，种种性格等，殆无不包诸其中”，“莎氏之文字，愈咀嚼，则其味愈深，愈觉其幽微玄妙”。

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所译《世界名人传略》也收录莎士比亚传记一篇，题作《沙克皮尔传》。该篇仅一页，略述莎氏生平，介绍了莎氏戏剧的分类，分别为“传英国史事者”、“欢剧”和“悲剧”。篇中认为莎士比亚在诗界的地位无人能比，莎氏的戏剧兼有“可增益事物之智识”。

上述三种传记都提及莎士比亚的悲剧，不过最先关注莎氏悲剧重要地位的是蒋智由，蒋智由也是晚清最早萌生与西方悲剧概念相近的悲剧意识之人。他在《中国之演剧界》（1904）中指出，莎氏戏剧在欧洲具无上的地位，“惟神能造人心，惟沙翁能道人心”，而“沙翁著名之曲，皆悲剧也”。此外，同年的《江苏》杂志第十一、十二号合刊在“世界名人介绍”专栏中也介绍了莎士比亚，称“狭斯丕尔……诗家之王，剧家之雄也。其词一本于温柔敦厚”。

莎士比亚传记介绍莎氏的生平、创作风格和作品，对作品进行分类，分析莎氏的风格，引用评论家对莎氏的评论等，在性质上已不同于提及莎氏其人，将莎氏列于欧洲重要文学家之列的简单介绍了。

六、结语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经典化经历了百余年的时间，虽然在《澥外奇谭》和《吟边燕语》之前关于莎氏的译介中，即前经典时期莎士比亚在中国译介的早期形态中，莎剧的经典性已经显露出来，但是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形象还只是“虚像”，其传播的范围主要还是在知识阶层，直到20世纪10年代，文明戏剧社根据《吟边燕语》大量编演莎翁戏，普通市民阶层才得以认识并了解莎士比亚及其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