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话剧剧目《归》获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在安徽各校巡演数论。话剧《归》围绕“拐卖儿童”这一主题，主人公的亲生女儿早年走丢，领养一名被拐儿童抚养至今，父亲与母亲从没放弃过寻找亲生女儿，父亲放弃工作进行义务宣传教育，最后亲生女儿回到了家中。这部戏的主题深入当代生活，试图通过这部戏唤起社会对“拐卖儿童”的关注。但是从舞台呈现与观众的反馈来讲，很难对其进行褒奖，戏剧剧本、舞美效果、导演构思等方面都差强人意。不过在笔者看来，剧作者在剧本创作中的多重失误与缺乏戏剧现代化的思维是这部戏剧作品最严重的问题。

一、剧本创作的多重失误

（一）人物内部性格逻辑线索缺失

“对戏剧动作产生决定和制约作用的有两个要素：人物（个性）和情境，而且，这两个要素一定要相互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啊，才能产生具体的动机，从而促发具体动作的发生。”而在这部剧中，人物性格单一化是最大的弊病，这一失误导致没有足够的动机支撑戏剧行动的发展，导致人物动机无法产生，行动的合理性也无从谈起。

剧情伊始，剧作者创设了一个长达十五分钟的单一的戏剧场面，反复塑造父亲“无私”这一性格特点。在这一戏剧情境中父亲不吃早饭、与街坊四邻攀谈、免费贴膜、还钱、教育卖古董的青年人和鼓励去幼儿园应聘的女大学生等，看似父亲的戏剧行动很多，但剧作者使用相当于总时长的二分之一的时间来反复展现父亲单一的性格未免缺少编剧的必备技巧，暴露出剧作者的功力难以驾驭这部剧本的创作，且就这部剧本而言，父亲丰富性格的缺失使得这一人物丧失了基本的性格逻辑，引发的戏剧动作是剧作者以其设想强加赋予的，沦为“无私”这一单一概念的化身，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剧作者塑造了父亲的“无私”形象后发现有所偏离主题，便立刻设计了父亲在雨中的“雷电颂”情节，这里的“雷电颂”并没有如屈原“对光明的颂歌，充满了闪电、烈火，是那样的雄浑、热烈”“为战取光明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堪与日月同辉”的雄心壮志。剧中父亲在雨中的大段独白在这部作品的前十五分钟缺少有效的铺垫，且演员只是在一味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在此情感的突变缺少必要的人物性格逻辑线索做支撑，所以父亲的独角戏并没有取得共情的效果，反而使得戏剧情节出现断裂，让观众摸不到头脑、坐立难安。

接下来回到家中的情节更是匪夷所思，父亲和女儿冒雨赶到家中吃饭，而父亲在这时又化身为“无私”的代名词，几番赶领养女儿回到亲生父母处过节，但当领养女儿走后父亲突然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中，但这悲伤并不是源自对领养女儿的爱与不舍，而是再次怀念自己的亲生女儿、责备自己。按照这一人物“无私”的形象看似乎有一定的逻辑性，但是赶走领养女儿换取思念亲生女儿的空间缺少戏剧情节上的铺陈，戏剧情节再一次断裂，使得观众丧失了思考与观赏的乐趣，彻底从戏剧的情境脱离出来，想要逃离剧场。

（二）自觉意志缺失，戏剧冲突不强

该剧是以“拐卖儿童”为主题的现实主义作品，时长只有40 分钟，且根据演员的表演来看，当属佳构剧这一戏剧类型。《归》的剧作者没有使用按照佳构剧的传统创作，而是将戏剧情节平铺直叙地铺陈出来，既不似契诃夫“以其精炼细微的人物心理情感刻画和冷静超然的精神解剖，为我们真实深刻地描写了一部看似美好却实则无能、无奈和无聊的包含着悲剧意味的人生喜剧”，也没有按照在佳构剧盛行时弗莱塔克在《戏剧技巧》论述的戏剧内部构成的“五部三点理论”。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剧作者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中的失误，导致剧中人物缺乏自由意志，无法和戏剧情境形成有效的交流，从而致使剧本的风格趋于平和，缺少冲突。

这部剧围绕父亲的行动展开，戏剧冲突也集中于这一人物。以剧本中戏剧性较强的父亲雨中痛哭为例，父亲思念丢失多年的亲生女儿，他这么多年来的寻找只为了亲生女儿可以早日归来，但是剧作者在这一部分只是设计了父亲的独角戏，语言中也只是表达出盼望女儿回家。剧作者精心设计的这一戏剧情节仿佛是致敬郭沫若先生的《屈原》，但根本不同在于，屈原这一人物经历了如此跌宕起伏的戏剧性的一天，他对楚王、南后、张仪乃至整个人间充满了愤懑不平，屈原的自由意志与这些人形成了碰撞，冲突在《雷电颂》中迸发，他的一腔壮志与满腔挚情在天地间回荡，这已不是单纯的人物间的冲突，而是屈原与天地之间的对话。但是在《归》中，父亲的自由意志本就极弱，他没有像屈原一样洋洋洒洒，而只是抒发对女儿的思念，父亲意志没有遇到任何对手，使得本就微弱的意志淹没在长段的抒情中，冲突无从谈起。再举一例，父亲赶领养的女儿回亲生父母家过节，父亲言辞激励、不容缓解，而女儿不愿回去，想要陪在他们身边。两个人的自由意志发生了冲突，但是通过上文可知，父亲单一的“无私”形象使得父亲在此生成的意志是成全他人，二人意志的交锋看似激烈，形成了一个小冲突，但是领养女儿走后父亲的行动便消解了这一冲突设置地必要性。

（三）戏剧情节冗余

这部剧本是单一的情节线索，即年迈的父亲不再工作，选择在社区进行公益宣传，借此来寻找自己的亲生女儿，最终在群体的帮助下亲生女儿回到家中。剧中缺少必要的戏剧冲突，事件的串联依靠的是强行拼凑，如一大款打车结果定位出错，阴差阳错的来到父亲这里贴膜，但是这一大款的出现只是展现了父亲的无私，而并没有促进剧情的发展，这一情节也是可有可无的；再如在社区中有一位卖古玩的青年人，这一人物游离在整部戏剧情境之外，并没有参与到公益宣传中来，而只是通过这一人物的狡诈与贪财来衬托父亲的无私，单为其设计一条情节线未免也是太过多余。《诗学》中曾提到：“事物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但是《归》这部剧本诸多情节线索皆是冗余，对戏剧人物的塑造与戏剧情节并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剧作者将这些情节堆砌在一起企图形成一种戏剧合力，但是倘若缺乏典型情节的支撑，无论剧作者铺陈琐碎的情节，都只是在消解剧作的戏剧性。

（四）剧作者创作的困境

易卜生曾说过：“我总得把人物性格在心里琢磨透了，才能动笔。”剧作者构思的人物胚胎应是完满的、丰富的、有人性的，看似简单的要求实际上的当下戏剧创作最大的难题。

首先，话剧《归》的人物是单一化的，剧作者一味的将“拐卖”儿童这一社会问题抛出而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塑造，实际上是走入了萧伯纳提出的“易卜生主义”。“易卜生主义”曾影响过我国早期话剧的一大批作家，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兵变》《离家之后》中社会问题高于对人性的挖掘，这些剧本的艺术价值的极低的。进入当代，多为戏剧家平反“社会问题剧”的概念，弃“问题”倡导“社会剧”。当代剧作者家应以史为鉴，读史方能知得失，避免在自身的创作中出现的历史上曾犯过的问题，而非闭门造车、陷入自我的娱乐中，也是导致这部剧失意的重要原因；其次，剧作家在创作剧本前应深入生活，了解这一群体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以便在剧本创作中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现实主义最显著的标志，也是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精神的真正表现；最后，剧作家是现实生活的表达者而非记录者，剧作家应着力提升自身的艺术素养和培养戏剧修养。

二、呼唤“戏剧现代化”的复归

“戏剧现代化”早已不是一个新概念，在当下“后现代性”的戏剧概念也已被诸多学者研究，但是面对当下国内戏剧教育的滞后性与差异性，当代教师、大学生、硕士研究生步履艰难，创作出诸如话剧《归》这种不尽人意的戏剧剧本，“戏剧现代化”这一概念仍有再提的必要性。

董健先生面对20 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转型，发出“重建启蒙主义——Enlightenment，照亮之谓也，戏剧舞台之光应该照亮人的心灵；召回戏剧文学——戏剧舞台除了种种物质的表现手段还必须靠文学负载其精神；整合创作方法——20 世纪兴过的三大流派（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各有其优长和局限，对他们应该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形成多元的新格局”的呼唤。傅谨教授面对戏剧现代性与本土化误读曾提出：“中国戏剧20 世纪走过的历程可能也是如此，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追求现代性的同时，如何注重与保持固有的本土化特征和中国艺术的美学精神特质。”“只有准确理解20 世纪中国戏剧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现代性与本土化倾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戏剧的现状”的建议。理论引导实践，在“戏剧现代化”思潮下，中国主流戏剧作品出现了好转，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其影响力并未真正地涉及到戏剧的每一个领域，在许多大学的戏剧课堂中仍奉行“主题先行”、“问题至上”地法则，这无疑是一种可悲的倒退。话剧《归》虽然仅仅是一部学生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可见这部作品拥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不过在笔者看来，“主题先行”的戏剧风气是这部戏能够得到该基金支持的原因，但这绝不是戏剧创作的康庄大道，这值得每一位戏剧人深思。

董健先生曾提出三条“戏剧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第一，它的核心精神必须是充分现代的（即符合‘现代人’的意识，包括民主的意识、科学的意识、启蒙的意识等）；第二，它的话语系统必须与‘现代人’的思维模式相一致；第三，它的艺术表现的物质外壳和符号系统及其升华出来的‘神韵’必须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笔者在话剧《归》中没有发现与这三条基本内涵契合的戏剧内容，剧作家只是将“拐卖儿童”这一社会问题放置在主题地位，剧中的人物塑造、戏剧情节设置都沦为服务这一主题的传声筒，人物没有人性、情节没有血肉。话剧《归》虽然是学生作品，但更要从源头杜绝“主题先行”、“问题至上”的风气，避免以错误的戏剧思维进行戏剧创作，在此思想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只能是庸俗的、经不起观众与历史考验的。据此来看，呼唤“戏剧现代化”的复归具有切实的必要性。

话剧《归》虽然在剧作方面弊病颇多，但是剧作者关注到当下社会热门话题——“拐卖儿童”是值得深思与鼓励的。戏剧应该反映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但是剧作家定要摒弃“问题剧”的思维，把握现实生活中“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生活，并呼唤“戏剧现代化”的复归，秉持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这才是戏剧创作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