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雍

（中国戏曲学院 北京 100073）

著名文艺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把喜剧比喻成“春天的神话”，依据弗莱的比喻，著名剧作家契诃夫可谓铸造“春天的神话”的能工巧匠。尽管契诃夫是举世公认的戏剧大师，但是他创作的喜剧却常常被误解为悲剧，比如《樱桃园》。当年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没能得到契诃夫认可，如今无数的戏剧人依旧无法把握其“喜剧”的内核，《樱桃园》的“难懂”由此可见一斑。本文试图从契诃夫本人的观点、戏剧《樱桃园》的文本研究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樱桃园》为何是一部喜剧。

一、契诃夫创作意志的体现

《樱桃园》的喜剧性与契诃夫的“创作意志”有着密切的关联。《写作大辞典》对于“创作意志”的解释如下：“指作家的创作实践要求，即为实现一定的创作目的而产生的自觉的精神冲动力和欲望。”

一方面，剧作家契诃夫对《樱桃园》的定义是“四幕喜剧”，点明了《樱桃园》自身的定位；另一方面，契诃夫多次谈到《樱桃园》的喜剧风格。

苏联作家叶尔米洛夫在其著作《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里提到，“契诃夫在许多年里一直想写一篇‘好通俗喜剧’。”他列举了契诃夫与友人的书信来佐证这一点。

比如，在契诃夫写给莫斯科艺术剧院主要负责人之一的丹钦科的一封信里提到，“我的剧本（如果我能继续像今天这样写下去的话）很快就可以完成了，请你放心，第二幕难写，非常难写，但写出来的东西似乎不错。我把这部剧本叫做喜剧。”

由此可以推测，带有强烈“创作意志”的契诃夫在创作《樱桃园》时，一定会让他笔下的人物服从于“喜剧性”的设置和目标。

二、人物的喜剧性色彩

不管是地主安德烈耶夫娜、加耶夫，还是管家叶比霍多夫、女仆杜尼亚莎，形形色色人物的言行举止都在契诃夫“创作意志”之下被赋予了喜剧性的色彩。

在第一幕里，女仆杜尼亚莎表现出来的“忸怩作态”，不禁令人发笑。商人罗巴辛面对着杜尼亚莎，直白地表示，“你太娇气啦，杜尼亚莎。看看你穿的衣裳，再看看你梳的头发，都像一位小姐。你可不该是这个样子啊，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这样的对比也发生在罗巴辛与地主之间。每次当罗巴辛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加耶夫谈论樱桃园的未来时，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和加耶夫都表现出强烈排斥和反感。罗巴辛与他们逐渐无法进行正常交流，尽管他们看似在对谈，实际上则是自说自话，颇有“对牛弹琴”的悲哀。

甚至是在决定樱桃园“生死存亡”的那一夜，樱桃园的主人们依旧在举办舞会，依旧固执地相信他们所定义的悲剧不会发生。当他们伴随着音乐跳舞时，罗巴辛的计划往前迈了一步。

罗巴辛越理智，衬托得周围世界的人越可笑。人物性格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与衬托里展示得淋漓尽致。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所言，“喜剧愈富于嘲弄意味，那个社会就显得愈荒谬。”

《樱桃园》的主人公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是一个极爱流泪的人。当她看到幼儿室的时候，会高兴地哭泣；在返回樱桃园的路上，每次看到窗外，她就要哭泣；当她看到家庭教师彼嘉·特罗菲莫夫，想起去世的儿子格里沙，又会落下泪水……

从某个角度来说，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的泪水具有“欺骗性”。《樱桃园》之所以经常被理解为“悲剧”，安德烈耶夫娜的泪水“功不可没”。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剧作家契诃夫为安德烈耶夫娜的悲伤设置了合情合理的理由，从而容易引起观众共情。

显然，契诃夫的用意并不在此。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的悲情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在同情之后，应该注意到契诃夫所设置的“嘲讽”。假如忽视这一层的讽刺，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的形象便与契诃夫创作喜剧的初衷相违背。

三、喜剧性的意义

理解了《樱桃园》这出戏的喜剧性意义，也就理解了契诃夫和《樱桃园》。而理解的关键在于要弄清契诃夫为何讽刺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这样的人物。

从一定意义上说，唯有理解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的泪水，才能理解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和她所代表的群体和时代。纵观整出戏，她的泪水多为过去而流：为曾经的少年时光，为已经逝去的儿子，为自己不幸的爱情。从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拒绝与嘲弄罗巴辛关于樱桃园的设想可以看出，她没有一刻关注当下，设想未来。

罗巴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罗巴辛对未来有缜密的计划，并且在当下拼尽自己的全力，从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樱桃园》的第四幕，有些人在告别，向美丽的樱桃园告别，向旧时光告别；有些人在迎接，迎接崭新的生活，迎接新的一切。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特罗菲莫夫等人在离开前，依然对樱桃园有着深切眷恋，他们依然以樱桃园的主人自居，依旧觉得可以对从前的“庄稼佬”的儿子“发号施令”。直至离开前的最后一刻，他们还在嘲讽罗巴辛的计划。这何尝不是带着喜剧性色彩的顾影自怜！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走出过去的梦，他们用自己的悲剧注释了这出戏剧的喜剧性。

随着众人风流云散，只剩下了费尔斯一人。他作为过去世界的人物，留在了樱桃园。然而这样的“坚守”却是无奈的选择，因为高龄多病的费尔斯已经很难再有体力跟随着众人离开。尽管此时的处境已如此不堪，但是费尔斯仍旧试图维持着旧有的“尊严”：“他依然穿着那件燕尾服，白背心，可是脚下拖着拖鞋。”不协调的着装在这里再次为全剧贡献了一丝喜剧色彩，燕尾服和白背心或许还能再帮助“樱桃园”维持一下体面，可是刺眼的拖鞋预示着这些努力注定白费，只会徒增烦恼。

费尔斯最后有一段喃喃自语，感慨生命逝去，抱怨此时已经失去全部力量的自我。此时此刻的费尔斯象征着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樱桃园，象征着过去时代的垂死挣扎与告别。

值得一提的是，契诃夫在人物表里已经点明费尔斯的年龄——八十七岁。可以想象，如今樱桃园里的很多人，都是在费尔斯的见证下成长的，甚至是罗巴辛的父辈。费尔斯的年龄决定了他是樱桃园兴衰的见证者，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曾经的主人被驱逐，而他曾经的手下——男仆的后代，成为这座樱桃园的主人。契诃夫通过设置这样一个角色，增添了这出戏剧的“在场感”，在被见证的过程中，时代交替之间的悲剧与喜剧被尽收眼底。

在第三幕里，成功买下樱桃园的罗巴辛有一段非常“赤裸裸”的感慨，“不要嘲笑我！啊！要是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能从坟墓里爬出来，亲眼看看，那可多么好哇！要是他们能够看看他们这个叶尔莫拉伊，差不多是一字不识的、挨着巴掌长大的、就连冬天都光着脚到处跑的那个孩子，今天居然买了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份的产业，那可多么好啊！这块地，是从前我父亲跟我祖父当奴隶的地方，是连厨房都不准他们进去的地方，现在居然叫我买到手了。”这段感慨没有任何掩饰，把人物最真实的想法真诚地展示出来。罗巴辛的坦诚难能可贵。更何况，在最初，罗巴辛曾经真诚地为樱桃园的主人们提出过切实可行的建议。

罗巴辛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生猛的野心和直率，与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等人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形成了鲜明对比，暗示着“罗巴辛们”将会是未来世界的主流。

除了费尔斯之外，那些离开樱桃园的人，今后真的会过上如他们所料的理想生活吗？未必。剧作家契诃夫已经用充足的伏笔预言，他们今后的生活将会一直走下坡路。毕竟，以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为代表的角色呈现出来的气质和力量都是脆弱的，这份脆弱注定了他们没有力气拿起斧子砍掉樱桃树，没有勇气进行自我否定以获得新生。

等到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回到巴黎之后，她恐怕会再次被所谓的爱人反复欺骗和利用。而其他人，或许会在余生庸碌的日常里不停做着曾经是贵族的迷梦，对曾经的樱桃园夸夸其谈。

著名文艺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在论述喜剧的六个阶段时说，“喜剧的第五个阶段里的某些主题，我们早就有所涉及，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已进入一个更为浪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空想的乌托邦气氛淡化了，现实的色彩得以加强，欢快的情调冲淡了，忧郁的色彩加强，喜剧的结局已不再是情节的设计手法，而更多地成了观众的世界观。”

在笔者看来，根据诺思罗普·弗莱对喜剧六个阶段的定义和阐释，契诃夫《樱桃园》的结尾应该归于第五个阶段。戏剧尾声时传来的斧子砍伐樱桃树的声音，预示着罗巴辛的计划不再停留在以前的空想阶段。对于男仆费尔斯来说，这样的声音无疑是刺耳的、不悦的，但是对罗巴辛来说，这声音犹如天籁，带着浪漫和激情。与此同时，欢悦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从而提升了这出戏的品格。

契诃夫是赞许罗巴辛的。由此可以解释，契诃夫之所以固执地将《樱桃园》视为“喜剧”，正是因为他坚守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