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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不确定性”表达方式的得与失
——以《紫蝴蝶》为例:一次并不成功的探索

2021-11-12裴旖旎

戏剧之家 2021年1期
关键词:娄烨不确定性

裴旖旎

(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9)

一、“不确定性”表达方式及其效果的实验性探索

电影中的“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在电影语言领域内的表现。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是针对现代精神价值而言的一种特征,包含着含混、多元、随意、反叛、异端等内涵,对现代精神所推崇的中心性、整体性、确定性和明晰性的理性体系进行颠覆。美国当代理论家哈桑曾提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本质倾向,即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所谓不确定性,我指由下面这些不同的概念所共同勾勒出的一个复杂范畴: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散漫性、反叛、倒错、变形。”

而移植到电影中的后现代“不确定性”通常包含两种含义:其一,追求影片的多义性。生活是多义的,电影也应该是多义的。好的影片避免单一浅显的主旨,往往朦胧、混沌,呈现出多种可能性,使观众在猜测、揣度中对影片久久回味,从而使观众在和影片的交流中完成对影片的审美过程,达到理性的升华。其二,追求影片的一种“松弛”状态。所谓“松弛”即是指不使影片在刻意安排中、精心雕刻下出现“人造感”、“机械感”,密不透风,以至于僵死。而要使影片“活”起来,能够“呼吸”,与观众能够沟通交流,呈现出鲜活淋漓的场景和人物,从而形成开放的艺术空间,使影片在虚与实之间、松与紧之间呈现出巨大的艺术张力。安哲罗普洛斯的“沉默三部曲”(《塞瑟岛之旅》《养蜂人》《雾中风景》)以及“巴尔干三部曲”(《鹳鸟踟蹰》《尤利西斯的凝视》《永恒和一日》)即为这一类型电影中的翘楚之作。它们多通过呈现人内在与外在的放逐,关注人自身思想的边界,构建出静默、阻隔与沟通的主题。这一类型影片中,通常的戏剧冲突变得模糊不清,情感的压抑贯穿于叙述过程中,成为“不确定性”效果的戏剧性手法,暗示出多层次意旨。其间设置的长镜头及运动镜头,运用“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在画面内构成蒙太奇,营造出非线性的时空感。

而在娄烨的《紫蝴蝶》中,娄烨提出创作主旨是“展现事件推进的可能性的动态和主人公的不确定的选择”,并且在拍摄的过程中相应地采用了导演和摄影作为参与者和跟踪者的手法,强调运用对拍摄内容不予掌控的方式,似乎这样才是体现影片“不确定性”特征的有效方式。但在笔者看来,娄烨对这种“不确定性”效果的把握却有失分寸,其对“不确定性”效果的追求反而导致对影片把握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在创作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使影片叙事杂乱,情节主线不清晰,结构含混断裂,人物关系模糊复杂,导致观众对导演的拍摄意图无法捉摸,给人一种混乱和不知所云的感觉。

娄烨在《紫蝴蝶》中对“不确定性”表达方式和效果的追求无可厚非,但是努力使影片呈现出“不确定性”效果却并不意味着刻意追求创作过程的“不确定性”。相反,这种“不确定性”效果应是主创人员对叙事节奏、人物关系等影片基本要素苦心经营的结果,应是拿捏到位、准确把握分寸的结果,是建立在影片创作过程“确定性”的基础上的。主旨单一浅显不免低级幼稚,但过犹不及,如果过于追求影片的多义、朦胧则会使影片混乱、松散、不知所云。影片太“紧”就会机械、僵死,但太“松”的话会使影片生硬、拖沓,使观众的注意力游离于影片之外。“松”与“紧”之间,虚与实之间,主旨多义与表达准确之间,因循传统与大胆创新之间,基本规律的遵循与个人风格的独特之间,任何一方的失重倾斜都会导致影片的失败。如何找到各种因素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是创作影片的难度所在,也是显示一个导演功力的地方。遗憾的是在《紫蝴蝶》中,娄烨却没能找到这个平衡点,虽然在镜头语言上,以及在个别场景的叙述上有独到之处,但对于影片的整体把握欠缺火候,致使影片出现种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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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随意跳动的时空安排。影片中多次出现死去的伊玲又出现的场面,并且重复着生前做过的动作。这里不完全都是由司徒对伊玲的怀念所幻想出来的,有几次是紧随谢明出现,这一安排着实让观众感到困惑与不解,在思索不得而耽误了接下来的情节后,观众已产生疏离的情绪,无法进入情节的发展中去,自然不能理解影片的主旨和意图。在影片的结尾,辛夏、谢明全部死去,却同时安排了一场他们的激情戏,随后又连接到他们刺杀行动之前的时空场景,这一时空倒错的用意在导演的阐述中,是用以体现辛夏的心理,证明她并不是信念坚定毫不动摇地去面对死亡的,并且想引起观众的积极思考——“从死的终点上,重新去理解生的开头,去体验生的选择”。但事实上,却并没有因为情节的倒置而体现出任何“不确定性”的本质特征,仅仅是为了倒置而倒置,为了疏离而打乱线性剪辑,对于观感上的震撼和内容上的思辨都没有任何意义。

最后,娄烨强调要把《紫蝴蝶》“是历史题材忘了,同时,要把它是抗日题材忘了……在拍摄中暂时撇开社会、历史解释的功利目的性,不要既定的题材和风格的限制”。这样的效果通过影片中“不确定性”的手段显然无法达到。影片似乎想以现代社会中茫然困惑的心态和价值观来演绎抗日战争时期地下革命者的心理,但却不仅犯了忽视客观历史背景的低级错误,而且造成了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的混乱。影片既然将时间选择在了30 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就不可能使观众忽视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虽然其强调着重表现的是个体生存于困境中挣扎的状态,似乎可以对历史背景忽略不计,但故事情节的产生和发展、人物的思想和行动都源自于中日战争的真实史实,决不可能达到完全剥离的状态。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皆不尽相同,发生在每一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的思想、行为也都必然要受其制约,因此意欲越过历史界限,仅仅断章取义地采用后现代“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既不严谨,也不可取。反观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视》,其对历史的使命感,并不是由混乱的情节推进和语焉不详的非线性叙事体现出来的,而是借主人公寻找世纪之初的珍贵电影胶片的旅程,展示出1994 年满目疮痍的科索沃和萨拉热窝这些现代城市里的纷争和破败,以此来探讨历史对人类的意义。

虽然《紫蝴蝶》有着致命的硬伤,但是影片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仍有其可取之处。

其次,在镜头的运用上,影片使用了大量的晃动镜头,几乎充斥了整个影片。虽然这一手法在某些段落中非常适用,但过度的使用不但会使观众感到眩晕,而且对导演所强调的“不确定性”观感也毫无意义。此外,大量出现的长镜头特写虽然起到了展示人物茫然矛盾的心理状态的作用,但也一再地中断叙事线索,使故事的情节性更为弱化。影片中对话很少,加之碎片化的镜头衔接和跳跃的剪辑,使人物彼此的关系并不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也较为模糊,人物的身份在很长时期内并不确定。这样的处理似乎响应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极力使观众保持清醒,与影片处于疏离状态,但是却忽视了大众的普遍接受心态,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所以反而更不能达到导演期待的效果。

二、“不确定性”表达方式探索的可取之处

施工采取“一炮一喷锚,短开挖快封闭支护”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围岩松动、岩石掉落等失稳现象的发生。特别是桩号8+530~8+640段短时间内频繁掉块,后加强一次支护,采用I18工字钢间距0.8 m,共138榀,Φ8网格0.2 m×0.2 m双层钢筋网,C25喷射混凝土24 cm厚,Φ22锚杆深入基岩2 m,间距1 m排距0.8 m成梅花状布设,连接筋采用Φ22,间距1 m,保证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

同样是晃动镜头,在辛夏的哥哥被杀的场景中,运用得非常恰当。辛夏的哥哥被杀以后,辛夏的挣扎哭喊、中国人与日本刺客的扭打等场面,都使用了大幅度的晃动镜头来拍摄,展示场面的混乱、危险、骚动和猛烈爆炸带给人的震惊与绝望。在现实中,灾难的突发往往使当事人感到不稳定、混乱和有晃动感,影片在此运用的晃动镜头真实感极强。更好的例子是车站一幕:伊玲接站时的镜头已经飘忽不定。小幅度的晃动镜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出现,给人一种游离感、飘忽感,似乎预示着紧张场面的来临,形成了无限的张力,使观众也逐渐进入到紧张状态。枪声一响,紧张情绪已到达临界点,霎时车站一片混乱,人群骚动,车声、枪声、人声混成一片,人群四处逃散。此时运用大幅度晃动镜头同样突出了场面的混乱、喧闹、嘈杂和恐惧。在这里,摄影还使用了多机位拍摄,反复再现混乱场景,并把一些镜头快速切换、组合,使之重复出现,再加以移动、晃动,使节奏短促迅速,更突出了混乱嘈杂的场面。

在配乐方面,司徒出场的欢快乐曲和他与伊玲跳舞时的歌曲《我得不到你的爱情》不但展示了两人欢快的心情,还突出了30 年代上海的时代氛围和客观环境。《我得不到你的爱情》的再次出现则是在司徒失去女友又陷入绝境的时候,不仅表现了司徒对伊玲的怀念,还促使观众把曾经甜蜜的时刻与现在的绝望进行对比,更显凄凉,也展现了司徒茫然不知所措又极度悲伤和沮丧的心态。这段旋律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片尾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片段中,充满了讽刺意味。在车站一场戏中,选取了飘忽不定,并带有宗教神圣之感的女声独唱,悠远、冷静又神秘,而画面展示的却是嘈杂无比的氛围。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中,更深刻地反映了人物内心的震惊、恐惧、混乱和对于突如其来的打击的不知所措。

三、结语

《紫蝴蝶》延续了娄烨一贯的风格,充满超前的现代感和先锋意识,仍然继续着他对自己电影理念的实验和探索。其秉持的“不确定性”表达方式虽有一定的实验价值,但在整体上并不能给予影片先锋性或经典性的加持。这种极度个人化的电影表述不仅在当前电影工业化、产业化的状况下难以生存,也没有进一步打造出实验电影的探索之路。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更应是对社会、人生的矛盾做出的想象性的解决,是对其所处文化背景做出的反应、对抗或认同。正如托马斯·沙兹所说,“不论它的商业动机和美学要求是什么,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电影实际上在协助公众去界定那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它的意义”。影片《紫蝴蝶》本身的故事内核非常丰富,既有民族情绪、非常时代的爱情,亦有复仇这一经典母题,在这样一个具备叙事潜力的题材中,娄烨以飞蛾般的姿态将故事消解在“不确定性”风格里,却没有做到极致,可谓较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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