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效 鸥

早晨我被电话的铃声叫醒，老家石城岛大伯家的二堂哥说：“大哥昨晚走了，是脑出血。”

我拉开窗帘，外面的天空阴沉着，窗前的护栏上有两只麻雀叽喳叫了几声飞走了。

两个小时之后我从大连开车赶到庄河港，老家石城岛就在海的对面。

石城岛为大连市庄河市（县）所辖，陆地面积不到27平方公里，跨海距庄河县城三五公里，快船只有20多分钟的航程。尽管“百度”上介绍“石城列岛为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省级3A风景区”，或许是因熟视无睹，从18岁离岛以至后来多次回岛，我从未感到这是个有风景的地方，朴实无华的故乡更像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印记在我暮年的脑海。

船在风浪中急驰，海鸥以往悦耳的叫声变得令人烦躁。遥望前方朦胧的岛影，我的脑海浮现着大堂哥的形象：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身材枯槁瘦弱、瞎了一只眼睛、赶着一辆破牛车走在低洼不平的土道上——如今人已逝矣，我不禁想起“走过一生风霜，百转千回后，依旧是独自转身”的诗句。

大堂哥家的门口飘着白色的旌幡、嘶哑的电子哀乐以及女人们的哭声。遗体被放置在堂屋。海岛政策上仍然允许土葬。按照岛上的习俗上香、叩头，安慰一下大堂嫂和身着孝服的一双儿女后，我不禁环视了一下这破旧、昏暗的堂屋，和我曾经两年前、五年前、甚至十年前所见的没有太大的变化。

大堂哥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一户，大嫂患宫颈癌已是晚期、儿子腰腿受伤不能干重活，三十好几还没娶上媳妇，女儿在城里打工，但仅能养活自己而已，70岁的大堂哥是家里的顶梁柱，体弱多病的他靠一套牛车拉活养家。

十月初的天气还是有些闷热，村里前来赶丧的人在院子里闲聊着，都是些熟悉的面孔，但大都老态龙钟，村里已经没几个50岁以下的“年轻人”了。大家和我寒暄了几句便说着大堂哥的事儿：“走就走吧，穷模乱样的日子也没啥过头，再说脑出血走了没遭罪也是他的福气。”大家脸上没有什么悲伤，仿佛和所经历的平常事一样淡然。

大堂哥在村里并不是一个人缘很广的人，因为蹲过牢，他一直很自卑，后来又穷，性格又变得孤僻，不太愿意和村里人多交往，每次我回老家请村子里的人吃饭，他总是不言声语闷头喝酒。在村里，他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此时大家却好像突然记起他的种种好，仿佛一直压在箱底的老物件被翻了出来，七嘴八舌地跟我说：你大哥那人不错，谁家有事求到他总是实心实意地帮忙；村里的红白喜事他总是最先到场最后离开；公摊的事别人不愿干的总是他来干，等等，似乎应了一句古语：人死只记好不记坏。

中午，天气越发热起来，当我再次到灵堂上香时猛然想起，按岛上的习俗，遗体要停放三天才下葬，这大热天很可能腐烂。于是我赶紧找二堂哥他们想解决办法。堂侄说邻村专办白事的周青松家有放遗体的冰床，我说那赶快联系送来。但堂侄面有难色。二堂哥小声跟我说：“那是要收钱的，大哥满家现在只有7000块钱，发送（丧事）的钱都不够。”我明白了，心想这钱我来出吧。我让堂侄打电话问需多少钱？那边的周青松说：“正常500块，但你们家这个情况就免了吧。”

我的心一热：乡里乡亲，人情比金钱更有价值。

下午，仁祖二哥来了，他是这场丧事的“杠头”，即总负责人。二哥当过兵，也当过村支书，快70岁了，看上去还是那样精明强干，在村里他是个极富热情和号召力的人。

他来商量明天出殡的事。由于岛上的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出殡最大的困难是找抬杠（棺）的人。按照习俗，差不多撑点“面子”的一副杠一般需三四十个人，但一个村子已经很难凑足，惯例一般是几个村子联合凑人，但和过去义务帮忙不同，现在要付每人至少100元的辛苦费，并且中午还要管一顿酒饭。

仁祖二哥的意思是，大堂哥家里实在困难，三四十个人费用就是三四千块，加上酒饭怎么也得六七千块。“咱也别太要那个面子，花个四五百块钱雇台车拉上坟地就行了，能省就省吧。”

二堂哥和我们几个考虑实际情况也表示同意。

仁祖二哥刚走，门口来了一个人，堂侄立刻紧张起来：“老李，来算账的。”原来大堂哥因为自己和儿子身体有病，种地的事就交给外村专业户老李，说好秋后算账。大堂哥临死的前两天，老李就来了，但最后和大堂哥闹得不太愉快，现在他人突然走了，人家自然来探个究竟。堂侄说老李挺很难缠，双方一直达不成共识，弄不好会闹起来，于是大家赶紧商量办法。二堂哥的意见是，该给人家多少就给多少，但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以地里的苞米和秸草顶账看行不行，但心里明白：老李不一定接受，因为农村时下都用现钱结算。可这边确实拿不出钱，只能硬着头皮和人家谈。

等老李在灵前上香、叩头礼毕，二堂哥便递烟倒水让座，客气地说：“欠账的事我才知道，大哥家也确实有困难，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便把粮草顶账的想法说了。老李虽然是个农民，但看起来很精明，账算得很细，对以粮草顶账的人工成本、出成率、现在的行情等说得头头是道，意思很明白：粮草顶账是不行的。正当我们感到为难时，老李却话锋一转：“我跟你们说这些无非是算个明白账，粮草抵账我是吃亏的。但我知道大哥家困难，人又走了，我计较起来也没意思，你们说这么办那就这么办吧。”

老李走了，大家也愣了：农民啊，他们的可敬之处就是在世态炎凉、人情冷漠中也掩不住淳朴而善良的底色。

太阳就要落山，女人们又开始哭灵，家里的气氛格外压抑，我走出院子，到房屋后已被废弃的小学校操场上透透气。

这时我看到操场边上那棵熟悉的大杨树，当年枝盛叶茂的它竟全部枯死，苍白的枝条在夕阳下显得凝重而凄凉。

我的心蓦然一震，眼前浮现出大堂哥当年被五花大捆在这棵大树下的场景。

那是1969年的初秋，在这个小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一场公审大会，19岁的大堂哥被绑在树下，瘦弱的身体在秋风中瑟瑟发抖，他强奸了同村一个姑娘。那是一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强奸似乎并没有直接证据而主要是姑娘和其父母的自诉。他们两家曾经为地界纠纷积怨已久。大堂哥在这次公审大会上被判刑7年。他从大狱出来的那天，我和爷爷正在院子里坐着，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幕是：大堂哥扑倒在爷爷面前，喊了一句“爷，我屈啊”便泣不成声，爷爷没有说话，把手里的烟袋狠狠的摔到地上……天完全黑了下来，村子里亮起了闪烁的灯光——那是老矣而去的村落沿脉的星火，而此刻如烟的往事也随着大杨树的枯萎和大堂哥的死消失在我记忆的尘封中。

第二天早晨晴天无云，秋风有些凉意。送殡的人陆续到了，大门里外和街上的墙角站满了男女老少，我发现村里每户都有人来。我问二堂哥：“送殡的车咋现在还没到？”他说不用车了改人抬。二堂哥告诉我：用车送殡的消息传出后，村里最大辈分的王克富二爷找到仁祖二哥，说：“不能这样，死人不要面子活人还得要。豁出我这张老脸，通知全村各家各户，就说是我说的，明天屯里所有在家的男人都过来抬杠，也别管七老还是八十，有多少人算多少人，钱没有，酒和饭也没有，大伙尽义务。”原来如此，我这才发现大家都在忙碌着抬杠的各项准备。

太阳升到半晌，送殡开始了。在仁祖二哥摔响瓦盆、一声“起杠”的号令声中，鞭炮齐鸣、旌幡飘扬，四十多人的大杠稳稳地、徐徐地向后山的坟地进发，而这抬杠的队伍里几乎全是50岁至70岁之间的老男人——这是一群白发苍苍、体弱多病、力不从心的老男人啊，尽管他们步履踉跄、一步一喘，但沧桑的脸上却充满庄严的神圣。看着眼前的这群人，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曾是在田野中一起快乐和苦闷的发小，陌生是因为在现实的人情世故中还有这样一群坚守着中国传统美德的乡亲们。

此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是乡情——它是一种大爱、它是一种美德、它是一种广袤无边的福祉……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伟大的善良与道义。

不是吗？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一个生活的弱者、一个曾是村里微不足道的人，身后之事却得到如此抬举——这就是乡情。对大堂哥而言，天堂太远，尘世太浅，而最后的乡情却永远伴随着他的灵魂。

在从石城岛归来的船上，尽管心情还没有从悲伤中转至过来，但却有一种强烈的对故乡恋恋不舍的感觉。我回头再望石城岛：落霞鸥飞，秋水无尘，渐渐远去的岛影泛着金色的晖光。也许因为深刻体会了乡情，我突然觉得以往朴实无华的故乡真的有风景——很美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