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父母如何做的那个决定，但清楚那个决定做得有多难。那年，喂了好几个月的年猪被父母卖了，所得的钱全交给了我。“一路给狗娃吃好喝好，坐车到尽可能远的地方，你就……一个回来算了。”父亲咬牙叮嘱我。

父亲的话像大书法家写字，留了一长溜空白。

可二十三岁的我，完全懂得那空白处的意思。

走出家门时，太阳还没升起，父母在给生产队干活。每天晚上胡摔乱打，使弟弟的状况看起来很差，可听我要带他坐火车、吃长面，仍是高兴得不得了，乖乖随我挤上了进县城的班车。

“想吃啥，只管说。”我对弟弟庄严承诺。

首先想吃的是臊子面。弟弟当然不会说臊子面，可走出县城车站，被那浓烈扑鼻的香味吸引，看见饭店里大吃二喝的顾客，弟弟便叫着嚷着要进去。

四两粮票，六角钱。给弟弟买了两碗。

弟弟爬桌上尽情享受的时候，我陪在旁边啃黑谷干饼。父母说给弟弟吃好喝好，没说给我吃好喝好。我清楚二两粮票三角钱的一碗面，对家里意味着什么，心甘情愿地啃黑谷干饼。

弟弟的吃相、弟弟的模样，引起了顾客的厌烦。端了饭碗的他们，无不躲开弟弟坐的桌子。个别刚进店门买饭的，扫一眼弟弟，嫌恶地躲了出去。很快，穿白衣的服务员过来，催我们赶快离开饭店。

等弟弟喝了最后一点儿汤水，我领他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眼看到了数九寒天，弟弟穿了母亲缝补得很厚实的棉衣，被两碗热腾腾的臊子面吃得满头大汗，痴傻的样子越发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