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峰

丁玲在当时“左倾革命”文学潮流趋向的客观作用下，在自身文学作品内积极承担起了更为多元的社会责任，尝试在投身领域内建立起创新性的“革命话语”传达方式。但因诸多内、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丁玲的核心创作愿景与具体小说编制形成了一定的割裂感，导致其关于“爱情”“革命”的创作形式与其他小说作家的“革命加恋爱”题材作品具备明显的差异性。丁玲利用个人职业专业素养，通过细腻的笔触多方位地描写爱情，关注小说角色对爱情的不懈追求，将对爱情的丰富书写作为载体，在此间充分传递出其对革命、爱情的多样诉求。这样一来，小说内爱情与革命的实时汇合、交互促使爱情具备了辩证思维，可开展系列思索活动，赋予生命更加深刻的意义。

一、时代背景

处于20 世纪20 年代后期的我国，革命大形势变化加剧，革命先驱胡也频的创作流派兴起，加之此时文学创作领域“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盛行，催化对“女性自我”高度重视的丁玲出现了创作形式的重大革新。如《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韦护》等早期作品，皆传达出丁玲正逐渐摒弃传统创作思想中“女性为主导者”的观点，将20 年代尾声阶段小资阶级中富有知识涵养女性对陈旧、封建社会的强烈控诉题材逐步发展、演化为广大工农阶级的代言性质作品；而标志丁玲正式实现创作思想转变的作品当属《水》；但由《韦护》创作开始，丁玲受时代大环境侵蚀。在“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创作流派中愈陷愈深，开启了性别意识漠化的创作道路，政治、阶级观念占比日趋加重，集体主流语术理念日渐侵袭女性主体话语权形态化转换。

二、莎菲时代

丁玲所著的“革命承载恋爱”题材的小说同当时男性作家相似，广泛书写了青年知识群体与革命、感官情感与客观理性等元素在革命中、失败后的各类群像，生动诠释了多项冲突在多变时代下的艰难抉择。如“莎菲时代”中，孤独、高冷、骄傲且表现张扬、个性鲜明的主要女性角色丧失其光泽资本与权威地位后，男性如望微、韦护等则升级为小说本体的关键主角。这类男性角色同胡也频创作出的刘希坚、施洵白等角色身份相近，均持有坚定的革命精神，是动荡年代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而女性角色变更为次要角色后，主流政治观念的薄弱走向与“小资生活”形式促使这些女性人物在趋向革命领域中无法彻底回避，需男性角色适时、恰当引导、启发、拯救，使其最终可将爱情作为渠道、靠近革命，反之则可能被男性革命群体放弃。领域学者指出：“丁玲在小说创作中的主线、表层叙述部分仍紧紧围绕革命高于爱情的基本叙事准则，但潜在思维中却固封了其对全方位审度男性角色个体政治领域性别化观念。”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丁玲创造出的美琳角色与胡也频描写的白华、素裳形象具有趋同性，均由男性角色对其帮助，铺设革命发展道路。在小说内，女性知识分子美琳由于钦慕、仰望青年作者代表人物子彬的文学才华，甘愿丢下自身一切同他相好，而子彬也因美琳自身的外貌形象、艺术素养由衷骄傲。然而，革命人若泉的出现让美琳再次感受到了光明、希望，在其推动和影响下，美琳深刻意识到理想不应仅局限于爱情内，还需其他物质灌溉。最终美琳在若泉的引领、指导下，突破了家庭给予其的束缚压制，主动加入革命事业中。若说子彬可作为美琳塑造新观念、引导其脱离旧家庭约束的思想点拨者，若泉则为鼓励其重新分离家庭积极奔赴革命领域的指路者。丁玲在小说创作中，安排女性角色美玲在命运转折点均由男性人物牵引，内心真实诉求同样由男性角色满足的桥段章节，以及无论是子彬还是若泉，美琳交付自身命运走向男性人物，皆可展示出丁玲蕴含其中的女性群体未得到真实人格独立性与准确性的自我评价。这些高度渴望在革命中充分彰显自身社会价值、肩负时代责任的女性群体现实寻求的不过是传统形象各方面的集中解放。

三、丽嘉时代

与美琳相比，丁玲笔下的玛丽、丽嘉人物则应被归列到因无法深度理解革命，被男性角色厌恶、抛弃的悲惨女性形象的行列。丽嘉具有的孤傲、狂狷性格特点与莎菲十分相近，崇尚自由，憎恨男性人物的浅薄无知、自私自利特征。但革命人韦护凭借个人的前沿思想、人格品质收获到了丽嘉的青睐。在恋爱中，作者将丽嘉描写为过度依赖韦护的人物形象，可体现出丁玲对男性群体仍然秉持与社会大众相似的常规心态；而站在韦护角度，丽嘉同样是其重要依靠，韦护可在丽嘉面前袒露自身隐藏的真实的一面。丁玲这样部署可为受众呈现出革命理性长期压抑的主体情感，这种情感与“五四”理念时代大背景下青年一代热切追求的爱情观高度契合，但却不能被革命同志认可、接受。韦护在同期革命同志持续的冷嘲热讽、不满情绪中再次感受到了自身的孤独感，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矛盾在其身上逐渐激烈、突出。最后，韦护的革命理性压倒了个人情感，其选择革命前途。对此，基于韦护的抉择结果，一方面是丁玲小说创作的预设理念；另一方面同样可将其看作对女性群体过于沉迷爱情、丧失自我的现实性警示。这不仅可昭示当时男性意识在社会层面极为强大，女性群体将自身整体生命价值、意义投注到恋爱内可称为风险投资，且保险系数低下。

四、玛丽时代

作为小说内爱好自由的女性代表形象之一，玛丽善于幻想、喜爱娱乐、憧憬奢靡的日常生活，且极富享乐思想，缺乏远大理想。书内描写玛丽对伴侣望微的革命事业不甚理解，便以处处阻挠的生硬态度对待。这一形象角色对于革命同志群体而言无疑是“祸水”般的人物。但在玛丽精心装扮后参加望微革命群体大会后，大量革命人却沉迷于她的美貌中。在这段章节的描写中，丁玲将传统理念中“女人祸水”的错误思想凭借“革命”载体赋予了其复活生命，这一做法因为革命事业紧紧依靠的工农阶级群众无需这类女性群体发挥现实价值。同时，这也代表着投身解放知识女性事业及并未向女性群体提供社会地位的革命主阵营，全权负责阵营集体形态初次发生摩擦矛盾。

但丁玲向戏剧化、“祸水型”的玛丽渗入了较为清醒、明确的女性综合意识。如小说内容玛丽“结了婚，便算终结一生，做好母亲，爱他丈夫、平静等待做祖母……这有什么意义”等言语均可透露出身为推崇自由的女性知识分子，玛丽对社会大众对女性群体的传统认知不屑一顾。不甘投身琐碎的生活、不愿成为男性群体的外带附庸，可显示出思维觉醒后的时代新女性勇于挑战传统性别思想的极大勇气与坚韧决心。而处于望微视角，其革命信仰、工作远高于玛丽，希望玛丽遵照其预定改变理念，但丁玲赋予玛丽的结局却是离开望微。玛丽选择出走这一行为可侧面表明女性对当时男性群体传统权威力的反叛。

丁玲在这种“革命加恋爱”样式的小说创作中，虽无法彻底规避时代主流革命话语，但其除了对处于小资阶级的女性个人的贬抑、否认外，同样传递出了隐藏性的思考性别意识痕迹，只是对比“莎菲时代”，女性意识已大幅淡化。

五、总结语

综上所述，时代巨变成了全身心沉浸爱情内的敏感作家丁玲转换自身创作形式的关键刺激源。即使一些作品创作之初丁玲尚未融入无产阶级形式的革命文坛内，但其仍将充分展现“时代革命话语”作为小说创作支撑点，使得小说内容呈现出的客观矛盾愈演愈烈。即在传递“革命话语”的基础上深刻探究“爱情语术”，造成革命色彩、性别意识逐渐淡化。而也正是这一矛盾的独特魅力，使“丁玲小说”有别于其他“革命小说”，更具品读感。这类小说因作者注入了爱情结合生命的美妙体验感与深厚个人情感，成就了丁玲“爱情语术”覆盖“革命话语”且成了我国早期爱情小说的传统书写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