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遥

那天，一位作者和我吵架，怪我不尊重他。我确实不够尊重他。原因是参加一次匿名评审，刚拿到作品，他便打来电话喋喋不休地推荐自己的作品，我诧异于他消息的灵通，更反感他这种不尊重文学的举动，便对他说：“咱们都是搞文学的，应该尊重文学。”说完便挂断了他的电话。他说我趋炎附势，忘了这么多年是怎样从基层走上来的，有了些起色便得意忘形。

我赶忙反省，这么些年从基层到了省城，确实很多人帮过我的忙，我不敢忘记任何一位，但我一次次“出走”，恰恰是不会趋炎附势，不受别人待见，最终是文学拯救了我。

人生最大的两次低谷，一次是大学毕业不久，父母亲双双得了重病，母亲因病去世。我在乡村当小学教师，不用说社会关系，遇到事情连寻个有见识的人拿主意也寻不到。我不愿在这狭小的四堵墙内度过一生，便在教书之余拿起笔写作。那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改变人生的办法，因为它的成本特别低，只需要笔和纸，然后是邮票。

第二次低谷是从县里借调到市里某单位，以为是好事，没想到借调三年半，关系还调不进去。那时几乎每天加班，平均一星期得熬一次通宵。而每年年头岁尾，单位总要进一些人，他们无一例外地有个好父母，或者有个得意的亲戚。在那段日子里，我咬着牙创作，不管多忙，睡得多晚，只要不熬通宵，早上五点半就会起床写作两小时。有时闹钟响了，实在困得不行，便责骂自己，什么也没有还想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