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和何平关于“文学革命”“文学不革命”的阐述，在文学圈引起一定关注。后疫情时代，文学是否需要革命，是否可能革命，包括重提“革命”本身，都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时代整体氛围而言，其实并不具备文学革命的基础。考察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那些隐含在日常性中的尖锐冲突，往往被猎奇和解构所遮蔽；或者是习惯了淡漠的目光，难以真切体察他人的痛苦。文学作为一种召唤，理应关注逐渐空洞化和机械化的生活本身，有能力以体验性深度唤醒麻木的现实感知。至于本质是什么，那个终极的意义魔咒，在后疫情时代，或许比虚无更加没有力量感，文学并不活在本质主义里，你或者我，也不是绝对主体。语言为沉默的事物赋形，并且把“本质之我”与其他事物以不断克服有限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写作者在形象和生活之间建构桥梁，试图把自己的观念大写于其中，读者既不会观察桥梁结构，多半也不在意桥下的水流形态，他们只不过体验了通过桥梁的过程。之所以反复提及现实主义，无非是因为庞大的现实从来没有被我们战胜，我们当然也无处可逃。苏珊·桑塔格认为：风格，是谈论艺术作品的整体性的一种方式。现实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风格，不如说是一种观念，是作家面对生活的态度。从观念层面进入艺术整体，可能涉嫌片面，但如果这种观念是建立在有效的审美判断力之上，那么所谓片面也就具有了某种真理性。

一、在不断失焦的生活里如何聚焦

在前互联网时代，作家可以为大众提供生活经验、世界观和审美导向；……